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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如果内容没有大碍，这个忙他是会帮的。老几又说，这一辈子想跟妻子说的话都在那本书里了。邓指意识到老几在进行临终相托。
“操，老东西你想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好好改造，争取宽大，说不定还有见她的一天。见了她，你自己把书给她呗。”邓指说道，用训斥的口气来给予老几安慰。
正是那次谈话之后，邓指就得了“鬼剃头”。老几听说他中药西药都用了，非但没有止住“鬼”继续给他“剃头”，而且剃得越来越光溜，有时候光溜的地方长出头发来，有头发的地方又光溜了。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是个农村的大队书记，在犯人里常常炫耀他跟女知识青年的亲热经历，炫耀那些女学生有多么嫩，多么细，怎样在头一次“见红”。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邓指耳朵里，他指使捕鱼中队的一个干部把大队书记用纸铐铐了三天。
这天邓指来到结冰的湖上，蹲在冰窟窿边上观察湖水里的动静。他一侧脸，突然发现自己旁边就是那个大队书记。
“一边儿去！”邓指不是对人说话，是呵斥一条狗。
大队书记脸皮够厚，对邓指说：“我是看政委您蹲的这个地方危险，听着冰在你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呢！”
邓指一下子蹿起来。他心里窝了多少不痛快，积存了多少疑团，现在可找到了发泄口。“你跟谁说话呢？！你以为你是个人，能跟我说上话了？……要我是你，冲一个冰窟窿就扎下去！”他一步步逼上去，手伸到腰间。
谁都明白一个干部把手伸到腰间去干什么。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给吓坏了，两脚打着滑地跑开，一边跑脸一边扭过来看邓指是不是还在逼近，或者手从腰间是否掏出枪来了。这样他什么都顾上了，就是没顾上脚下。冰层还薄，给凿开的冰窟窿带出的大裂纹在大队书记脚下彻底裂开，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他掉进了洞里。大队书记发出一声“啊呀！”人就不见了。
犯人们转过头来看邓指。邓指却一动不动。过了一分钟，邓指才说：“操，你们发什么呆？还不快捞人！”
犯人们问怎么捞，邓指说打捞了这么多年的鱼了，倒问他怎么捞人？他是政委，主管文件传达，落实文件精神。他挥挥手说，叫大家快捞吧、快捞吧，口气随便，似乎在一盆汤面条面前谦让，让其他人先捞面条。
老几和另外两个犯人找来一根粗麻绳。绳子上结满冰，非常地滑，几乎握不住。绳子的一头系了一个铁皮桶，被放进冰窟窿。过了四五分钟，桶还是没有被大队书记抓住。有的犯人说，这么冷的水，弄不好已经死个毬了。另外一个犯人说，各人体质不一样，这小子跟铁蛋儿似的，经得住冻。第三个犯人说那还是五分钟就冻死比较好，十分钟也是个冻死，多遭罪。
邓指点着烟，一边抽一边看。突然，离人们打捞的那个冰窟窿五十米的一个冰窟窿里，窜出一个脑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大家一看，说没错，这小子确实是个铁蛋儿，且冻一会儿才死得了。人们拿着绳子往那个冰窟窿冲去。大队书记等不及了，一个劲扒着冰窟窿的边沿往外爬。但每一次都失败，扒碎几块冰，又落回冰水。
犯人们把大队书记打捞上来以后，大队书记基本没有知觉了。湖边离监号还有三公里，邓指说搬回去肯定没得救。大家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衣服，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谁也不知道正确的人工呼吸该怎样做，你来按按，我来按按，眼看大队书记的皮肉越来越青，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器具越缩越小，都要缩到他毛耸耸的小腹里去了。
有人说也许他没有喝多少湖水，只是冻着了，暖一暖说不定能过来。几件棉衣裹在他身上。一小时过去，铁蛋儿似的大队书记真的硬成了一大块铁。
号子里那天晚上的话题自然是掉进冰窟窿的大队书记。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送进来的“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分析这将要成为一个案子，因为大队书记的死跟邓政委掏枪有关。老几知道，“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对邓指怀恨在心，因为邓指打趣过他，说犯法也犯得那么没出息，连反革命那种王法都不敢犯，去盗窃人家打劫来的东西！另一个犯人是“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他的分析是邓政委在政治上有靠山，不然不会爬那么快，所以靠山会替他顶住。犯人们都参与了讨论：邓政委没有掏出枪来呀！还用掏出来？谁不知道他在掏枪啊？！那掏出枪来和没掏出来在法律上就不是一回事！……
老几希望邓指确实有一座不可视的大靠山，这样无论他有没有掏枪的意图都不会在法律上跟他算账。否则邓指给撤了职，谁替他老几转交书稿给婉喻呢？
第二十三节 忏悔
其实我祖父陆焉识想过，要把他在美国和在重庆的两段情史告诉妻子。那是他在弟弟陆焉得的启发鼓励下生发的冲动。
1947年恩娘去世后，弟弟陆焉得一家赴上海奔丧结束，要离去的前夕，焉得别有意味地要哥哥珍惜嫂子。他觉察出了焉识对婉喻的忽略和淡漠。弟弟说，假如哥哥有过出轨行为，应该跟婉喻谈开，否则这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全身心地爱婉喻。
“我是心理学博士。”得不到行医执照的弟弟此刻真成了个医生，毫无个人色彩地给予哥哥关怀。“你自己的心理障碍从你有了那个美国女友就开始存在。你不是那种可以跟这类心理障碍共存的人。你了解自己吗？女人也是不同的，有的女人不能接受彻底的诚实，有的女人会感激这种诚实。我认为我们都很幸运，妻子都属于后者。你要有点勇气。”
弟弟回到比利时后，写来的第一封信除了仔细问了儿子皮埃尔的情况，就是问哥哥有没有郑重考虑过他的建议。
焉识非常郑重地考虑了弟弟的诊断和建议。他不是不具备彻底诚实的勇气，而是他不具备这种彻底的诚实。至少在弟弟离去后的那一两年里，他不具备。一次他几乎铆足劲了，到临头还是觉得算了。那次他陪婉喻去做衣服，一块米色的海虎绒是弟媳妇送的，顺便送了一本法国时装画报，让婉喻照着欧洲当年流行的式样做一件大衣。
他们雇了一部差头，座位很小，两人被迫亲密无间。他觉得话可以在这时候开始。这时候开始最漫不经心，因此不会把婉喻吓着。他刚要开口，把话头往那边牵，婉喻却说：“你怎么待我这么好？”焉识吞了一口空气，连同那个开场白。天下真有这么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妆，话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识不会单独陪她出来做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识才跟她一样吃苦，在同一个房顶下做梁山伯、祝英台。婉喻的美好误解使焉识本来就不足的诚实更加短缺。
一连几天，他都在想，也许弟弟对他的性格诊断是误诊，他足够无耻厚颜，可以和心理障碍共存，在婚姻中蒙混到底。也许这诊断是彻头彻尾的谬误，他压根就没有心理障碍：为了把一场无爱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须在外浪荡，以此来平衡自己。
弟弟陆焉得带走了焉识的大女儿丹琼，留下了大儿子皮埃尔。正如丹琼厌恶自己种族的发源地一样，皮埃尔对一切中国的东西都充满眷恋和梦幻。焉得把丹琼带到比利时不久，丹琼考取了牛津大学文学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尔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天，焉识跟学校里的高中学生和一些老师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看到皮埃尔在另一个游行队伍里，拿着照相机东照西照。他把皮埃尔拉出示威队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为了干这个，做大伯的他会立刻送他回比利时。皮埃尔说没关系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们家里一切都是公开的，自由的。说完他跟大伯伯扬扬手，跟着队伍跑了。
晚上皮埃尔一脸血地回到家，护送人竟然是大卫·韦。皮埃尔还是乐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卫唱国际歌。婉喻给皮埃尔上药水的时候，大卫指着皮埃尔说：“你有个好侄子！是我们的人！有理想！不像阁下你！”
当天晚上，焉识到邮局给弟弟拍了个电报，告诉弟弟立刻命令皮埃尔回比利时。电报上他不便说理由，只说上海太乱，怕孩子出危险。第二天，弟弟从比利时打电报来，叫皮埃尔立刻搭船或火车――取决于哪个更快――回欧洲去。皮埃尔一看电报就明白是大伯伯出卖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调，一会儿法文一会儿英文，独立啊自由啊，辩论得焉识插不上嘴。十九岁的他难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结交他想结交的人，从事他想从事的活动吗？对于皮埃尔，上海正发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实现。他说如果大伯伯不欢迎他住在家里，他可以搬出去住。焉识问他是不是大卫·韦欢迎他，他给了焉识倔犟反叛的一眼，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发现皮埃尔不见了，冯子烨也不见了。焉识判断表兄弟俩又卷到什么请愿运动里去了。焉识去学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在一些地势低的马路边沿积存着，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纸旗子。血迹倒是都在夜里被清除了，只有很少几处遗漏。晚上子烨回来了，皮埃尔却没有回来。从子烨那里才知道，皮埃尔夜里就走了。
从此皮埃尔再也没有回过陆家。焉识到大卫·韦的大学，质问他把皮埃尔撺掇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卫还是感叹，说焉识有个好侄子，情操高尚，理想宏大，到底生长的地方离马克思恩格斯比较近。从来不光火的焉识这时提高了嗓音，让大卫最好马上把皮埃尔带回陆家，不然他会去警察局告发他。
“你去告好了。提篮桥、龙华监狱里关的都是高尚的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要想与人民为敌，就去告发我。”大卫陶醉在一种壮烈的情绪中。
焉识问，谁给他权利让他代表人民的？人民又是谁？
“啥人给我的权利，你看着好了，很快就会看到了。”大卫的脸上有一种残酷的诗意。
焉识已经跟弟弟焉得打了好几个电报，汇报他寻找皮埃尔的徒劳经过。在夜里他总是被警车的尖啸惊醒。天冷下来，警车夜里出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也许皮埃尔已经被捕。地下共产党的传单上说，龙华那边国民党在抓紧时间枪毙政治犯。焉识在一天的半夜被警车惊醒后对婉喻说：“我对不起焉得。”
1948年2月的傍晚，焉识刚走出教务长办公室，就看见大卫·韦迎面走来，脚步不太稳，脸色在傍晚的幽暗中白里透青。焉识刹住脚步，请他立刻出去。大卫跟他说他需要帮助，刚才在路上走，肚子疼痛得差点昏倒。焉识犹豫了，反身打开办公室的门，让大卫进去。这时他听见老太太校长在跟某人叫嚷：“请你出去！……立刻出去！”
焉识撩开窗帘一看，见老太太双臂伸开，堵在大门口。大门只开了一扇，老太太胖墩墩把所有空隙堵得严严实实，所以从焉识的角度看不见门外的情景，也看不出老太太面对的是什么。
焉识看着大卫·韦：“他们是来抓你的吗？”
大卫不说话，挪开了他握在长衫中间的手，焉识这才看见他的衣服下藏了一包东西：装在布包袱里油印的《新华日报摘选》。焉识抱着报纸，在办公室里打转。他从来没有发觉自己的办公室这么小，又这么缺乏家具。他掀起沙发垫，将报纸塞进去，又把沙发垫放回，可怎么看沙发垫都不平整。他把一本书放在大卫面前，推开办公室的门，又让弹簧锁轻轻撞上。
焉识刚走到门口，就听见老太太一声呼救；她被一个戴礼帽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的男人推倒在地上。焉识赶紧扶起老太太，对她说，他们要检查就让他们检查好了。看着两个特务往学校里跑，焉识叫道，请不要到楼上，否则会吓着上晚自习的孩子们！两个特务一听，立刻兵分两路，从南、北两边的楼梯包抄上楼去了。焉识松了一口气。
他扶起老太太，还没有考虑好下一步怎么办，大卫·韦却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老太太一见他，质问的灰蓝眼睛马上看着焉识。焉识顾不上老太太的光火，问大卫怎么可以这时候就跑出来，校门外一定有留守的特务。
大卫两眼发直地向门口跑去。焉识觉得，自己的话大卫根本就没有听见；他太慌张了。焉识把老太太搀扶到校长办公室，她拿出血压计，开始给自己量血压，焉识要帮她，她推开他的手。她的脸恢复了老修女的淡泊和局外，谢谢焉识对她的救护，现在请他立刻离开学校，不然学校会被特务封门的。
焉识觉得没有什么可为自己争辩的，轻轻退出老太太的办公室，一面听着老太太说：“今天是十四号，你工资就算到月底吧。”
老太太拿一句礼貌的话和宽厚的待遇侮辱他。
焉识站在门口想，有时西方人的客气话比骂人还难听。他也同样礼貌地骂回去：“好啊。谢谢。”
出了校门，焉识看见大卫被四个戴礼帽的人扭着，往一辆警车走去。警车大半个车身藏在盟军轰炸后还没整理的烂楼后面，一副特务相。大卫不停地争拗、辩解，终于到碎瓦烂砖后面不见了。
丢了教务长的二十多斤大米――一年半以前还是三十多斤，焉识在报纸广告上找教书差事。弟弟焉得留下了一些法郎，又因为皮埃尔住在哥哥家，按月给他们寄算作皮埃尔的食宿费，所以陆家一时还没有发生经济恐慌。婉喻一个礼拜去一次银行，把法郎兑换成现钞。她已经成了个小恩娘，样样东西都可以省了又省，总是叫焉识别急，家里不缺他二十多斤大米的薪水，梅干菜红烧肉吃不起，猪油蒸梅干菜有的吃呢！吃一年两年没问题。一天焉识在一个大学校刊上读到一篇文章，从文章的角度到文笔，都很像大卫·韦的风格。他给那个校刊打了电话，校刊主笔很警惕，请焉识留下电话号码，他会告诉作者。焉识把自己名字告诉了主笔，说他没有电话了，因为工作被敲掉了。
大卫·韦在一个多礼拜后突然出现在陆焉识面前，多日吃不好睡不好的样子。但是已经很有历代的各国革命者的模样，机警，多疑，胸中无小事，目光深邃而抽象。开门的是婉喻，大卫说他不进来了，请焉识出去一下。焉识和他走到夜晚的上海马路上，刚要大发牢骚，大卫·韦突然揪住焉识的围脖。
“是你告发我的！”大卫·韦用英文说。
焉识愣了一下，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像真实的，像个噩梦。他用曾经打板球、打马球、打篮球的臂膀推开了他，一面用英文说：“我现在就去告发你，否则我白白丢掉一份薪水！”
大卫的眼镜被一个趔趄颠到了腮帮上。大卫总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总在为着什么狂热或激动或陶醉或愤怒，因此脸上总带一层油汗，无论多么吃不起油荤。焉识觉得为丢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够上流，继续用英文说：“你欺瞒我，躲进我们学校，让一个无辜的老太太差一点出生命危险。革命我不反对，但是革命者认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钱，碰到性命攸关的时候就拿百姓牺牲，我不能跟这样的革命者来往。”
焉识说着，调过身往家走。大卫追上他，叫焉识别抵赖。焉识告诉大卫，从现在起，就算他们俩从来不认识，请大卫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生活里，否则他就真的去报警。
大卫对着焉识离去的背影说，等一等。焉识才不“等一等”。大卫小跑跟上来，启示录一般地用英文说：“不站到革命一边来是会完蛋的。全中国要解放了，国民党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国民党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会少一点特务，多一点理性和法律。”焉识说。
三个月后，南京解放前夕，皮埃尔回来了。焉识请比利时大使馆去上海各个监狱查询，无论皮埃尔是否活着，总该弄清个去向。被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起航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上午，焉识写完一段文章从书房里出来，见皮埃尔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齐齐，人却不见了。婉喻告诉他，皮埃尔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作为纪念品送给同学。午饭之前皮埃尔回到家，却两手空空，焉识明白，他早上是打着买纪念品的幌子出去办另一件事的。
午餐等在八仙桌上，丰盛地等着皮埃尔的启程时刻到来。焉识为了侄子四体齐全地回到他父母怀抱喝了一杯婉喻烧菜用的劣等黄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顺便跟韦叔叔告了别。”到底是对自由民主信赖惯了的孩子，选择了不隐瞒。当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识坦白。
焉识表示可以理解。他赶紧把话题绕开，不想让皮埃尔知道自己对大卫·韦的反感。
“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诚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经成形了，而谁又忍心毁掉他的诚实和天真呢？
焉识很高兴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个皮埃尔；他马上要离开上海了。就让他去千差万错地理解他的血缘发源地的种种事物和变化吧，就让他给予这些事物和变化千差万错的喜和怒吧。
皮埃尔离去后不久，解放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国民党军向后跑总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弃的建筑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从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国人替国民党军设计和建造的一座座钢筋水泥工事都崭新地被遗弃。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个礼拜，焉识曾经任教的大学来了个年轻人，找到焉识家里。年轻人姓张，用一口苏北话告诉焉识，一旦上海解放，学校希望焉识能立刻回去继续当教授。姓张的客人比皮埃尔大不了几岁，最多二十四五岁，他不属于焉识认识的那类人；上海社会里，焉识在自己同胞身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