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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神惊恐而决绝：一个陌生人居然碰了她最最私房的物什。丹珏用眼睛给父亲打紧急无线电，要他立刻回避。
“阿妮头，是我呀！”焉识偏偏不识风云气色。
婉喻的眼睛毫无偏颇地仲裁着什么。就像天性爱所有孩子，在他们天赐的灵性泯灭之前，在他们被语言灌输成见之前，那样睁着天下大同的眼睛。一丝熟识的迹象都没有。丹珏还是用眼色催促焉识快离开。焉识太不甘心了。几十年前，婉喻到处求情，求来了他从法场生还的机会，可现在就是不给他弥补过失还她情分的机会。
“你是啥人？”婉喻以孩提的含糊口齿反问。
“我是焉识啊！”
“……焉识……是啥人？”
“是……这个人。”焉识指指漆器箱子。他像教班级里最愚钝的学生那样，替对方使劲地偏着脸，皱着眉。
房间里好静。婉喻的嘴唇吧嗒一声打开都能听见。她露出两颗仍然洁白的上门齿，就那样看着焉识。丹珏还在用眼睛发无线电，更加紧急，要父亲赶紧走，但父亲拒不接受。
婉喻突然一伸手，狠狠给了焉识一个耳光。准确地说，她给了企图盗窃那些信札版权的无耻之徒一个耳光。丹珏上来抱住一辈子没有打过人的母亲，攥住她柔细的手腕子，对父亲说：“我叫你走的呀！”
“阿妮头，我是焉识呀！”
婉喻的眼神似乎说：打的就是焉识。
“快点走！”丹珏说。
焉识还没挨够似的，往婉喻跟前凑。他什么都准备好了，房子、家具、床上用品，跟婉喻的小日子眼看要过起来了，就是没有准备婉喻的彻底反目。
丹珏把母亲拉到自己卧室，剩了焉识一人在搬空的客厅里。他慢慢走出门，下了楼，走进1986年的5月的黄昏，怎么看都是被他所追求的女人扫地出门的男人。
从此婉喻就不再说话了。从此她就跟丹珏住一间屋，睡一张床。她的炮楼缩小了，就是丹珏的卧室。我父母都是到这间卧室来看望她，给她买的水果把丹珏六平米的小屋弄得一股水果店气味。我祖父在吃了婉喻一记耳光的那个周末就跟着儿子儿媳来看望婉喻了。婉喻根本不记得自己几天前的暴力，对所有来客都一视同仁地接受。她坐在床上，嘴唇轻微动着，在跟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对象低语。真该看看她的眼睛！虽然眼皮子松弛了，内眼角有一点老人的分泌物，但它们绝对是婴儿的，进入她视野的脸都被她看成绒毛玩具或拨浪鼓或彩色气球，我们这一群男女老幼都被她看得简单，童趣十足。
那天我祖父在我们告辞后留了下来。他什么也不说，只是以读书或沉思跟婉喻做伴儿。婉喻最熟悉的陆焉识，就是读书沉思的陆焉识。他这样陪伴婉喻陪了两个礼拜左右，某天傍晚他起身离开时，婉喻跟他走出了丹珏的卧室。到了第三个礼拜，婉喻跟着焉识走到了楼梯口。焉识还是什么也不说，只向她挥手告别。他确信在那个刹那看到婉喻脸上一阵微妙的痉挛，似乎处在破梦而出的节骨眼上……但什么都没发生，婉喻退入了梦境。第四个礼拜，丹珏架着二郎腿，衔着烟笑父亲：“要是有人这么追求我，我就甜蜜死了！”那天丹珏上班后，焉识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就着窗外来光，很快沉入阅读。偶然间一抬头，他发现婉喻在看他。他趁机站起身，慢慢向门外走去。当他走到楼下，婉喻远远地跟上来，一只脚穿鞋一只脚穿玻璃丝袜。他想回去替婉喻把另一只鞋拿来，又怕错失良机，就在弄堂口叫了一辆出租车（上海在这一年已经是出租车满街跑了），自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婉喻跟着上了车，坐在后座上。
车子开到离陆家老宅还有一里路的路段，街道因为路面维修而堵住了车辆通行，焉识和婉喻只好在这里下车。他脱下自己四十四码的松紧布鞋，替婉喻套在脚上，两人四只脚三只鞋，你扶我搀患难与共地往前走。走了十来步，婉喻突然站住，前后看看，远近看看，再看看地面，最后抬起头，目光穿过梧桐枝叶去看天空，似乎被梧桐切割成各种不规则几何形状的天空都是路标和记忆依据。突然，她一把甩开焉识，朝陆家老宅跑去，一只三十五码的皮鞋和一只四十四码的布鞋丝毫不耽误她的步速。焉识跟在后面，一只鞋一只袜，受够了上海路面的失修，还是没有追上婉喻。等他追到陆家老宅的楼下，婉喻已经进了门。门口坐着一楼的好婆，膝盖上放个竹笸箩在剥豌豆，对着婉喻的脊梁吼叫：“你寻啥人？！……”婉喻哪里会理会她，一径跑到了楼梯口。焉识是在这里追上她的。追上婉喻时，焉识已经是一脚鞋一脚血。
焉识从婉喻身旁擦过，意味深长地回头看看她，便自顾自往楼上走。楼梯上的油漆剥落光了，于是他一路上去，裸露的木台阶上一阶一个血脚印。婉喻跟着那些四十四码的血脚印轻盈地登楼。
好了，他们现在在三楼那间屋的门口了。焉识掏出钥匙，打开了锁。门咿呀一声开了。让我来形容一下这间屋的陈设：对着门是那张红木八仙桌，四周四把红木椅。红木被核桃仁打了两遍油，通体发出低沉而雍容的光泽。这是恩娘伺候红木家具的办法，自己舍不得吃核桃也要给家具吃。核桃油的香气也是沉着的，蔫蔫地殷实，殷实地肥腻。地板漆得一新，也是紫檀色，红木高几上放着兰草。陆焉识有赖于他那照相机般的记忆，所有物件都一丝不苟地回归原位。这就是恩娘曾经那个客厅了。空间缩小了，有一些物件缺失了，但气韵比什么都重要。气韵如同阴魂，萦绕在这个从来都缺少一点阳光的房间里。
婉喻走到八仙桌旁边，在红木椅子上慢慢坐下，她的脸又出现了那种微妙的痉挛。记忆的电流击中了她，一截一截、一片一片的情节和细节连不成故事，差差错错的一堆，就在她的眼睛后面。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她一直等的人，她等的人叫不叫陆焉识，陆焉识和她自己以及和眼前的男人是什么关系，统统对接不上，都是似似乎乎。但这不要紧，她婴儿般的知觉中，这就是她的归属。这个宛若前世相约的男人就是她的归属。她坐了一会，又站起来，朝那间被板壁隔出的里屋走去。那是一间八平米的卧室。她怯生生地推开门，向里张望一下，进去了。床头挂着一个相框，框着一张全家福。那是战后焉识从重庆回来，第二年春节恩娘号召全家去照的。婉喻坐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勾下腰，伸手往床下够了两把。她一向不用眼睛看，就能准确地把那个漆器小箱子够出来。现在，她的手碰着了旧箱子温润的表皮。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她和这地方共有的宿命吗？
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登记复婚是1986年的6月30日。我大姑母丹琼得知了这个决定，泪水都要顺着海底电缆流过来了。其实她已经哭笑不分，太感慨了。她在6月28日赶到上海，孤身来庆贺父母这桩大事。她的两个女儿就像焉得的儿子彼得一样，来上海一次就像吃足了上海所有苦头似的，再也不愿来了。登记是焉识和婉喻两人自己完成的，任何仪式都没有，不敢热闹，不敢惊动那个把餐桌当推土机的婉喻。婉喻现在是最自由的一个人，没有城府，百无禁忌，她不愿意的事，才不会给你留情面，她会用最直接最猛烈的方式告诉你。
我祖母跟我祖父复婚之后的第二周，一天下午，卧室天窗的竹帘被拉开，进来一缕阳光。婉喻站在这缕阳光里，成千上万的尘粒如同飞蠓扑光，如同追求卵子的精子那样活泼踊跃。婉喻撩着撩着，缩回手，三两把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眨眼间已经是天体一具。我祖父十九岁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听说她在学校修的是体操，差点喷笑。现在他信了，婉喻少女时代练的那点体操居然还在身上，四肢仍然浑圆柔韧，腰和胯尚保持着不错的弧度。她那两个天生就小的乳房此刻就有了它们的优越性，不像性感的丰满乳房那样随着岁数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而下垂变形；它们青春不骄傲，现在也不自卑，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分量和形状，只是乳头耷拉了下来。婉喻的失忆症进入了晚期，她肉体的记忆也失去了，一贯含胸的姿态被忘了，动作行走洒脱自若。焉识看着她赤身露体地在屋里行走，身体一派天真。似乎羞处仅仅因为人的知羞而不得见人。现在婉喻从羞耻的概念中获释，因此很大方地展臂伸腿。年轻的婉喻给过焉识热辣辣的目光，那些目光宛如别人的，原来那些目光就发源于这个婉喻。一次又一次，当年轻含蓄的婉喻不期然向他送来那种风情目光时，他暗自期望她是个野女人，但只是他一个人的野女人。现在她真的是野了，为他一个人野了。
焉识悲哀地笑着，眼里渐渐聚起眼泪。1963年他逃出草地时，一个念头反复鞭策他：快回到婉喻身边，否则就要玩不动了。他走上前，抱住滑溜溜的婉喻。玩不动也这么好。
我祖母冯婉喻从此再也不肯穿衣服。我父亲冯子烨认为这是一桩天大的丑事，一个五十来岁的儿子居然有个终日赤身裸体的母亲。他找来绳索，打算先捆上婉喻，再把衣服给她强穿上去。但我祖父坚决不答应。他不准任何绳索之类的东西靠近自己的妻子。他把妻子抱进里屋，把门轻轻关上，所有要制止丑事的晚辈们都被他关在门外。
第三十六节 中秋
我祖母不仅有了一双解放脚，也有了一具从衣服和羞耻观中解放出来的肉体。天气渐渐凉了，她宁可受凉也不让肉体再受奴役，谁也说服不了她穿上衣服，只有我祖父可以边哄边给她披上一条毛巾毯。中秋那天的夜里，我祖父从沉睡中醒来，窗外的月亮很圆很大，卧室里都是月光。台灯也开着。台灯上面，是婉喻的脸。婉喻已经这样看了他一阵了。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居然睡得那么沉。失眠多年的陆焉识居然恢复了酣畅的睡眠，就在台灯和妻子目光的照耀下恢复的。婉喻这么长久地看他，即便他是个生人，也被看熟了。婉喻是否看出来，他就是五十多年前被越洋轮船载回、三十年前被一副手铐带走的焉识，他无法得知。西方的月圆之夜是神秘的，许多不可思议的鬼怪现象都发生在月亮圆满的那一时分。他躺在她身边，头向她的腰胯之间靠拢，拉起她的手。这手又是柔顺的了。再抬起头来看婉喻，她已经不再看他，也许她得出了结论，得出他究竟是谁的结论。现在她的脸朝着天窗泻入的月光。看着她的样子，你深信她在思考。也许是回忆。绝不会是一张白板子的内心。
我祖母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想到了1958年10月1日，探监的时候，焉识告诉她，所有犯人很快要转监，但谁也不知道将来的监狱在什么地方。她在离监狱十多里的镇上给她学校的校长打了个电话，请他批准她两个星期的假期。当时婉喻是代课老师，一星期上四节英文课。除了学校的课，她还给区少年宫上两节书法课。少年宫的钢琴老师曾经是个少奶奶，英文非常好，教钢琴是为了解闷。少奶奶和婉喻平时很要好，所以婉喻跟校长担保，她的英文课会有人代上。婉喻又打了电话去求那个少奶奶，把实情告诉了她，少奶奶心软，并且自认为跟婉喻同病相怜，都是这个社会上的失意女人，便答应替婉喻代课。第三个电话，婉喻是打给小女儿丹珏的。她要丹珏来见见父亲，因为三个孩子里，父亲心里只有丹珏。但是丹珏没有按他们约定的时间到达。
婉喻那时候才醒悟，孩子们已经不再相信母亲了。母亲讲述的他们的父亲，跟人民政府定义的那个无期囚徒是两回事。只可能有一方在撒谎，他们不认为撒谎的是人民政府。那是一个惨痛的醒悟。她不怪孩子们。正如孩子们也不怪她。但孩子们对她的迁就只能到此。正如她也只能谅解他们，相信政府总不是坏事。她下榻的旅馆离火车站只有三百米，在监狱和车站的必经之路上。上千个犯人被押解到火车站，不可能不惊动她。万一犯人们不乘火车呢？或者万一他们绕开大路，去很远的地方乘火车呢？这类“万一”从来没有进入过婉喻的脑子。什么都可能发生，她的最后送行很可能失败，那又怎么样？对于我可怜的祖母，在那个时候，有百分之一的胜算可能性就够了。她还有更侥幸的念头：也许能从那列火车的行驶方向发现新监狱的地点，然后那种大墙内、大墙外的夫妻生活就续上了。婉喻和焉识从结婚开始，就总有什么隔在他们之间，太平洋、恩娘、战争……因此隔一堵监狱大墙她也习惯了。
焉识和其他犯人转监的准确时间，婉喻是无意得知的。镇上来了一个卡车车队，其中一个司机在镇上买烟，说车上拉的都是罗松面包，是给监狱拉的。镇子上很多人家靠监狱吃饭，养猪养鸡压挂面磨豆腐生豆芽都是卖给监狱的。人们好生奇怪：突然就来了这些外地面包跟他们抢生意。婉喻听到这段对话之后推断：面包一定是犯人们的旅途食品。
那几天一直下小雨。小雨粉粉细，没有方向地下，无论你把伞撑向哪边，衣服和裤子都会被打湿。她向旅店借了一件蓑衣，从上午就在火车站附近等待。一直等到入夜，一辆闷罐火车开过来，只在站上慢了一下，便又加速朝站外开去。
犯人的队伍过来的时候，她站在一堆摞起来的水泥管道后面。从一个个圆形的管道看出去，焉识走在犯人队伍的中间，别人迈两步，他的长腿迈一步，因此他总是显得有点懒。焉识走过去了，她无法跟随，现在看见的是他的背影了。他那三十年前就让她疼爱的卷发剃光了，只在脑后留了一撮。一撮毛使焉识和其他犯人终于有了个大致统一的后脑勺。火车扑哧扑哧地排气，夹在哨音和呵斥声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犯人们是这样被呵斥的。她的眼泪涌上来。焉识竟然是这样被呵斥，农夫呵斥驾车的驴也比这温情得多……此时她慌了：她的视线丢掉了焉识，主要怪她自己，那一声声的呵斥让她哭起来，没有声息地大哭，哭丢了焉识。
她顾不得什么掩体了，从那些水泥管道里出来，把脖子拉到最长，朝马灯中晃动的一堆堆人影张望。这时一个人叫喊：“老陆！……”叫的人瘦长微驼，从一节车皮跑到另一节车皮，再跑回来。呵斥驴的嗓门又出来：“张粹生，乱跑什么乱跑？！上车！……”叫张粹生的瘦子很快安静了。而婉喻却看到了焉识。焉识也许是听到张粹生叫喊跑到车门口的。她赶紧站到路灯杆子下，这样焉识就容易看见她。她听见焉识也被恶狠狠地呵斥一句，回到了车内。没法知道他是否看见了自己。晃动的马灯在车厢的一扇小铁窗上一晃，小窗只有一本笔记本的尺寸。她向小窗口移动几步，把蓑衣脱下来：假如刚才焉识没认出她的话，都是蓑衣的过错。火车“咣当”一下，所有车轮在铁轨上重重地一滚，再一滚……火车轮子的运动原来是这样，你牵我拽，似乎同时向前和向后。婉喻跟着些牵牵拽拽加速的火车轮加快脚步。
我祖母在那个中秋夜想了很多很多，我确信这一点。她还想到了什么呢？一定想到了那一刻，她和我祖父突然听到弄堂口进来一辆捕人的卡车。婉喻是在镜子里看见他神色的，这是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神色，可怜极了，生气瞬间全走光了。他的手还停在领带上，领带的节刚刚打好，刚刚完成一个出门会客的形象。此刻楼下客厅的门很重地开了。是被人撞开的。千篇一律的、毫无必要的下马威。接下去，陆焉识这个名字被一个嗓门叫响，叫得像个异帮字眼，耳生得婉喻不敢相认。焉识对她说，他去去就来。其实她知道他不会就来的；他这一去会需要剃须刀，香肥皂，换洗的短裤背心，以及衬衫外衣袜子。她拉开五斗橱的抽屉，各样抓了两件，用一件衬衫的袖子扎成个包袱，塞在他怀里。报纸上常常宣告这类逮捕的成果，邻居的朋友亲戚也有做了这类“成果”的。我祖父在下楼之前，严厉地对我祖母说：“你别下来。”我祖母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夜想起了这句话。我祖父不知等在楼下的是什么青面獠牙的牛头马面，他绝不要我祖母看见。婉喻很乖，听了焉识的话，没有下去。她站在那里吞咽了好几大口唾沫，突然看见床边那双羊皮拖鞋。这是我祖父最爱穿的一双鞋，是我叔祖父焉得送他的，他穿了近十年，他的得意和舒适都留在那上面，底和帮脱了线还不舍得扔。婉喻觉得只要有这双旧拖鞋，焉识的一双脚就可以时不时回家，那双脚不至于会太受思亲之苦。她撵到楼下。不，是跌到了楼下；她的解放脚头一次显示出劣势，在她刚下了两三级楼梯就失去了灵便和力量，剩下的五个木台阶她是乘着自己的大腿和臀部以及脊梁溜下去的。好在接下去还有一组楼梯，让她重整姿态，恢复体面，走到那些逮人的人面前时，又是一个娴雅的书香门第女主人。她知道焉识绝不会让她送行，送他出大门，送到警车上。她就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脚步远去。焉识的脚步声被她的心从七上八下的众脚步声中分出来，渐渐地她就听不见其他脚步了，听见的就只有焉识那一双脚：提起、放下……脚步的合奏成了独奏。警车开走后，她听到的就只有弄堂里的寂静：一下午的羽毛球拍击球的声响静下来了。小女儿丹珏提着球拍走进门时，已经哭湿了毛衣前襟。
中秋夜我祖母想到了她从不去想的那件事。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她得知陆焉识上了死刑榜之后，提着礼物一家家地敲门。凌博士只让一张毛边纸字条会见她，她都不死心，接着去找凌博士的秘书。秘书答应她，一定为她争取到凌博士的帮助，她于是把一句敷衍当承诺来听。她连陆焉识的学生们都不放过，只要知道地址她就上门。那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美人儿，是陆教授的学生们的父亲让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有个姓戴的男学生借了陆教授一本书，还回来的书里夹了一张市委的公函便签，上面记了几句从书中抄录的警句格言之类。婉喻由便签顺藤摸瓜，摸到市委，找一位“戴同志”。戴同志结果给了她个惊喜：他就是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喻不太懂戴同志的陕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