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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写下那些叫做诗的东西。诗从本质上说，可以叫青春之梦。我那时的梦就是这
样的，躺在床上，听着火车从远处隆隆驶来，又轰鸣着渐渐消失于远方。啊，这也
许是一个象征，我的梦就从这个小站驶出，在诗行铺成的轨道上，走出那条山沟，
那个叫横现河的小站。
背景及其他
音乐是记忆的背景，它唤回我最早或经常听到它那个时候的记忆。音乐背景提
供的不仅是当时人与当时事，而且还会再现当时我的心情和情绪。这是音乐的神奇，
尽管我这个人永远是五音不全，但音乐是我人生的背景，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是个电影迷，而且是看有声电影长大的。电影中音乐总为时代配音，让我在
回想过去时，脑子里也不知不觉地找到能与之相配的旋律。或者是反过来，听到过
去某一时期的音乐时，不自觉地就会浮现当时发生的事。当然，只会从我个人经历
来配曲或配画。
去年，在商业化的“红色经典”炒作中，几个当年的样板戏重新上了舞台。文
革以后长大的一代，对这些作品的反映，让我听到以后，也感到尴尬。他们把这些
归入“爱国主义教育”范畴，也就是主动定位于“等于听报告”。这当然与这些戏
当年曾狂飙式地遍布神州的风光不是一回事了。就像一块腌肉放得久了，拿出来，
还有肉味儿，但此肉味已不是彼肉味儿了。我很感兴趣的是“亲历者”的感受，有
人说又回到青年时代；有人说今天再上演证明了它艺术上还有生命；有人评论这是
重温当年的集体狂欢……在这些说法中，我注意到老作家邓友梅说：我一听见样板
戏就想起纳粹法西斯集中营。说得干脆！样板戏作为别人的背景，是个什么，我不
知道，对于我，它只能让我想起抄家、被揪斗的父母、糊满家门的大字报……样板
戏当初就是为那场文化大革命当背景配音的。我认为它配得成功，因为，只要听见
那些旋律，对于我，“文革”又卷土重来了。
当然，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感受。我的儿子看到杨子荣打虎上山，一通又舞又唱
引吭高歌，评论一句：“有病，早让敌人听见了！”没有文化大革命经历的儿子，
只能用警匪片的样板来读杨子荣，算是另一种背景下的重读吧。一代人与一代人不
会一样，这里头就有换了背景的原因。比方说信天游让老人听了，革命的想起南泥
湾，浪漫的想起蓝花花。小年轻们听了，会想起一串唱西北风的歌星名字，他们的
信天游与卡拉OK同存在一张记忆磁盘上。我一听见信天游的曲调，就只会有一张记
忆磁盘放进脑海，那磁盘上的文件名是：延安县李渠公社曹坪生产队……“光棍苦，
裤子破了没人补！”“公鸡跟着草鸡转，我两眼泪不干！”“是我的哥哥你就招一
下手，不是我的哥哥你就尽管走！”这些粗俗而滚烫的曲儿，与那荒山深沟相配，
与那老牛小驴相配，与那打情骂俏衣裳褴褛的山民相配，也与有家难归的知识青年
相配。
当然，这种记忆背景，不会人人一样。我相信，与我一起插队的知青，也不一
定都有这么一张以信天游为背景的“记忆磁盘” 。同村有一个姓S的知青，父母是
受到较多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在那时就是典型的“臭老九”。S自小学提琴，放
到这山沟也带一把琴。他曾与我同睡一条大炕，他不屑向“没文化”的知青及“更
没文化”的村民诉说心事。我们还算朋友，我曾以他为影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音
乐家》 。 这位音乐家与现在“深入生活”的各种家们相比，更百倍地与老区人民
“同甘共苦”。只是他从不用他的提琴去演奏大家喜爱的那些信天游，这让大家很
不高兴。他坚持他的严肃音乐，而村民对他的舒伯特及老柴等也同样予以“反修防
修”的抵制。收工以后，他常去沟里没有人住的破窑洞，一个人拉琴，暮色中传来
那些凄凉的琴声，告诉人们，这个村里有插队的学生。啊，这也是我的背景，这琴
声加上信天游，就是我知青岁月的配音。
老S后来去了剧团， 再后来就没消息了。我想，他有儿子的话，也会让儿子学
琴。只不过，儿子的琴声会是另一种背景。
学当秘书
这是我刚从农村抽调出来的一段经历。
从农村出来后的第一个单位是军马场。刚到军马场，分到了甘沟二连，还是种
地，我是班长。种了三个月地，从拉粮的马车上掉下来，摔坏了肩，不能干农活了。
正好这时，场部机关年底清仓查库，将我抽了上去。同时抽上去的还有十几个新工
人，都是曾在延安插队的知青。清仓清了半月，也到了年终。供应科长老周，把我
们十几个临时工集中到一起，开了个表扬会，然后留下一道作业，每个人替供应科
写一篇年终总结。我在学校里，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又办过一年
红卫兵小报，写总结的那一套还摸点门。一篇总结交上去，我被留在了供应科，当
上了仓库管理员。这在马场就算“干部”了，叫以工代干。除了当保管员，我就是
供应科的文书了，总结啊，大批判稿啊，在场部小有名声。不久，军马场撤消了，
我被调到2837工程处，到政治处当了干事，兼为头头儿当秘书。
在政治处的另外几个干事，保卫、干部、宣传、青年，除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在
当干部干事外，其他的是从工人中提起来的“代干”，在我以前，有两位也当过头
头儿的秘书。
分管政治处的副政委，早先也是在上级机关当秘书出身，几个头头儿里，给他
拟讲话稿最难。出了题目他也不说如何写，写出以后，他才边看边提意见，不改个
三五遍，他的意见是讲不完的。
我做了秘书，便认真研究前秘书们以及上下左右的秘书们做文章的门道。觉出
有三大类：头一类是文牍派，凡事都从老祖宗说起，每句话都要有出处。马克思、
列宁然后毛主席；国际、国内然后本单位；优点、缺点然后是注意点；困难、成绩
然后是光明而遥远的前景。这类秘书文章，单线思维再加各种引文，他的作用就是
用连接词和标点把各种引文串成一篇文章。好处是，不会出错误，句句是真理或句
句有根据。缺点是，在人们复习了中外领袖及名人的忠告后不知文章真实的想法是
什么。第二类是实用派，观点由领导出，例子由秘书加。领导爱《三国演义》，他
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孔明的锦囊妙计；领导受批《水浒传》，他从裤兜里掏出金圣叹
式的批点；领导爱说《红楼梦》，他就是半个红学家。这类秘书的长处是领导喜欢，
短处就是花拳绣腿哪招儿都不硬。第三类是歌德缺德派，凡事都是本届领导最英明。
从上届的脚下挖坑，挖出来的泥垫在本届的脚下。一旦本届走了人，又将这土垫在
新的本届脚下。这类秘书的口碑不行，在任的领导们爱用，而且还会出现“铁交椅
秘书送流水官”。
这些秘书的招数我都用不上，也不完全是我用不上，而是当秘书出身的头头儿
早知道这些路数，不吃这套。我慢慢发现，头头儿受改讲话题，也是随意性极大的
想到就说。这不好办了。后来，我有了办法，接受任务后，不要急着动笔，先放上
两天，然后，诚恳地找领导请示。在请示过程中要弄清头头儿的想法，同时，一旦
发现头头儿还没有想法的时候，及时地以请教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反复地向头头儿
说明，装进头头儿的脑瓜儿里。这样，当我的稿子送到头头儿的办公桌上的时候，
头头儿的意图在文章中得到表达，头头儿没有意图时，也会用我向他汇报的意图来
审查我的稿件。从此以后，我的稿子头头儿几乎不动。“小叶领会领导的意图很到
家嘛！是个笔杆子。”——这是我在1974年到1976年间秦岭腹地的一个政治处里当
秘书的经历。
如今我早就不干秘书工作了。现在当秘书也肯定不用那个非常时期中的秘书们
的那种做法了。不过有时也会见到面熟的文牍派、实用派和歌德派的影子。有时，
在某些领导的报告和署名文章中，也会感到另一位的口气和笔法。想笑：这里又藏
着个能领会头头儿意图的笔杆子！
那时
那时发生的这个事情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现在想来，这件事在那时，我并没
有意识到它的重大，这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时，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出来是条僻静的小
巷，小巷是道斜坡，因为我居住的西昌城，就是一座依山的小城。小巷不是一条商
业居民街，是由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两旁是高墙。行人少，又是坡道，我从
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惊叫，恐
怖而绝望的尖叫。
那时，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
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
那时，我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
那时，我睁开眼，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眼镜
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
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三角
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那时，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
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
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那时，我应该害怕。没有理由，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我就差一厘米。一厘米
也就是零点零零一秒，我就会彻底完蛋！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就
是一厘米，就是零零一秒？也太脆弱，太无理了吧？
那时，说实在话，我被浑身的血吓住了以后，在等待救助时，已不是恐怖，而
是庆幸。“我没死？真没死！”我从身上的疼痛证实了自己不是鬼魂。然后我看到
了那站立出一副烈士样子的自行车，想，我真命大！（是高兴？）大树骑上去，自
行车就趴窝了，可怜的替死鬼！（真不好意思，我当时已在想：一定要让砍树人赔
我这辆自行车。）
那时，我抬起头来，看见那个砍树人。他直哆嗦，双手抱紧树，一个劲儿地问
我：“你还活着？”后来这个人买了一个三角架，把车给我送回来，还说：“这三
角架是新的，二十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很同情他。
那时，我由于一个特别原因，很快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
在这事件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我也没当成文革后
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这次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补习迎考。也真考上了
大学，从此生活发生了转折。所以，在那时，几乎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和上大学
联系起来。悲剧当喜剧演，自己让自己快活。
那时，我忽略的一切，不知为什么，二十年后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今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我从考上大学到现在也正好二十年。大概是这些天总说二
十年这个话题，我们这个国家是从二十年前开始了大变革，我个人的转折点也是二
十年，那个大难不死。
那时，如果那一厘米不存在了，我今天会怎样呢？再快一厘米，一切都提前下
课了。若是慢一点，那树只是吓我一跳不伤毫毛呢？我去上班，走进办公室点上一
支烟以后……今天的叶延滨在想什么呢？
那时，只差一厘米！今天我所有的人生路，都是那一厘米的延伸；今天这二十
年我的那些日月晨昏，也只是从那零零一秒的缝隙中漏出来的！想到这里，我真觉
得不幸、幸存与幸运这三“幸”之间，只有一厘米的距离，而它们又总是同时迎面
向人们走来——在那时或此时！
第四章
吃的联想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打电话请我去当嘉宾，儿子反对。知父莫如子，
他说在猜猜看这类事上，老爸是一定出昏答案的主儿。我完全同意儿子的看法，而
且已有前科：春节中央电视台“生活”节目请我们全家去当嘉宾，也是一个娱乐性
的知识节目，比赛对手是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一家。头一轮儿子回答，领先。
等到我把苗族的芦笙局部，说成是酒壶时，我们全家败下阵来。
猜猜看这类游戏，源于我们熟悉的原理：少见多怪。不要说远在尼加拉瓜或是
洪都拉斯，就是我经历过的，或是从我经历中“制造出来”的，让你猜，你也不一
定猜得准。不信？咱们试试，不说别的，就说吃。
在四川西部高原，有一个地方吃猪肉的内脏，不洗。猪肠子用手一挤剁成寸节，
放进砂锅里煮，边煮边搅，肠子熟了，往上浮，于是从上往下吃，吃到没肠子了，
剩下的残渣余孽倒掉。你说是真是假？这是题一。
在大凉山，住在高山上的老乡都将收获的菜叶子，晾晒在屋顶上，屋顶是石板
盖的，所以房子低矮，晚上在院子里吃饭，一家人围着一只吊锅，用扒子把屋顶上
的菜叶扒下来就放进锅里煮了吃。正吃着，羊群回来了，闻到了锅里的盐味儿，也
扑上来赴宴，主人客人一阵武打，击退羊群，接着用餐。这是题二，是真是假？
在陕北，老乡家杀猪了。知青说，要猪下水。于是老乡把心、肝、肺、肠、肚
全提来了。知青吃了之后，发现犯了一个错误：没问价！准挨宰！他们只好认了，
问“大爷你那下水多少钱？”“不要钱！”“哪能不要哇！”“就给一斤肉的钱吧，
少点也行。”那时自由市场的肉一斤一元八，一副下水，心肝肺肠总共一元八，这
是题三，是真是假？
在成都，一个作者给刊物编辑写信，说春节给你寄点年货。打开邮包一看，是
两只熊爪子，吓得编辑不知怎么处置，最后丢进了大街的废品箱里。这是题四，是
真是假？
也在四川，一所中学，寄宿制，一桌人吃饭，每餐有人分饭。那天一男生大哭，
到学校老师处申诉，原因是那一餐吃苞米粒，他是最后一个，分的苞米粒比别人少
了五粒！这是题五，是真是假？
在某军马场，连部司务长向指导员汇报，说上个月从延安招来的新农工，吃的
粮食超了一半，规定每人三十八斤，结果每人平均吃了六十多斤。指导员下食堂，
发现有人二两面一个的馍吃了七个，还要再吃。结果，指导员下令，放开让他们吃！
三个月后，连队平均每人吃粮到了四十斤以下。这是题六，是真是假？
好了，再多就不好猜了。你先在上面的题，记下你认为的真假，然后看我下面
的答案。
题一是真。川西高原在解放初期落后，某些偏僻民族地区生活如此，这是我从
当时一本工作组手册上读到的知识。题二是真。那是我在文革中大串连的经历，那
时大凉山非常穷。题三是真。当年陕北虽然贫困，但也没有商品观念。记得当年知
青进延安时，一毛五买一张饼，一毛五又可买一只猪蹄，三毛钱改善伙食，相当于
知青劳动一天的收入。题四是真。80年代初，还没有那么多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
邮局能寄，就是证明。题五是真。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60年，我在一个寄宿中
学读初一，极其饥饿的孩子们每一桌都自己做了小天平秤，八个人将一小盆饭分得
如实验室一样精确，这个同学为五粒苞谷大哭一场，让我终生难忘。题六是真，那
吃八个馍的就是我，在延安喝菜粥，一个个都成了大胃，吃了三个月正常干饭，才
让胃变小了。
这些都是不久前的真事，现在成了故事，谁不说改革开放好？改革开放，让中
国人不再一见面就问：“吃了饭没有？”啊，那些年，找到一口饭也不容易呀……
〔补记〕
这篇文章打好以后，存在盘内，一直没有动它，朋友约稿，我想，看看电脑里
有没有合适的，找出这篇，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人来说，是较
合适的题目。
五十年共和国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
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是写入政府报告和中国代表在联大发言的提法。对于我们
这一代人而言，就是饥饿的体验成为了过去。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中国老
百姓多少年来，一见面不说：“你好！”而是说：“吃了没有？”这实在是共和国
太伟大的进步了，让千年的“吃了没有？”不再流行了。
现在流行的是减肥，是儿子们孙子们的营养过剩。这也许是一个代代饥饿的民
族，强大的吸收力，形成一种基因，一旦供应丰富，我们的儿孙还适应不了。但我
想，让十二亿人不再在饥饿的阴影下生活，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是共和国给其子
民最大的福祉。
为此，想再为上面的六个题目加上更详尽的注解。
题一，川西高原某些地区的穷困，比吃猪内脏不洗更穷。1966年，我到金沙江
边的会东县当社教工作队员。我那年17岁，正是高三毕业，文革开始，取消高考，
于是当地政府抽调去当了工作队员。在我去的高山生产队，基本以洋芋为主食，一
天只吃两餐。洋芋不去皮，砂锅里煮好，蘸着盐吃，在那时，在社员家里，我没有
见过除了盐以外的调味品。山上的社员非常羡慕平坝人：“那里好啊，能吃上苞谷
粑粑！”
题二，大凉山高山上这件事，是我1967年春步行串连到北京后，返回四川，又
从成都步行去西昌，在大凉山越西县内高山上借宿的经历。主人是本世纪初被土司
抢到山里当奴隶娃子的汉人，全家都已彝化，儿孙不会说汉话了。这家人住在低矮
的土坯房里，晾在房顶上的干菜，手一伸就能抓下来。当我们告别主人上路时，主
人给我们每人捏了一团荞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