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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对“恩人”张学良的长期遭扣押没有具体的行动。目前张学良宁可旅居异国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乡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了。
而对比之下，毛泽东就比蒋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采取要叫共产党采取“拥蒋抗日”的政策，等于否定共产党过去十年的牺牲奋斗，对国民党提出四大保证，更是等于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更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无存。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共只有这样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红军从长征之中，已经学到更多绝处逢生的本领，只要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与红军党绝对可以发展壮大。蒋介石只以为不杀张学良是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势利导、从此重用东北军，他会有更大的历史空间可以发展，甚至不至最后失去大陆而于台湾结束一生了。
18。3 容共在于引进苏联的支持而非中共的力量
蒋介石之所以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准备抗日。本质上，蒋介石既无接纳共产主义的想法，也没有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6＇，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追剿红军的实力，事实上蒋也不会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时，所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承诺。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放弃追剿红军的策略，进一步的与苏联联合修好，完全都是为了准备抗日。
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若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根本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国家复兴的建设。若中国在没有准备下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这可能就是她的亡国之战了。既然苏联有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那么蒋为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别无选择，只好“联苏”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又四顾无援，为了抗日，何止是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恐怕连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国民政府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之后，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可以借力使力的机会。不过至少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共可以参加抗日的力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两百万的中国军队中，红军不过三万人而已。蒋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于引进苏联参与抗日，单以作战兵力而言，当时共军能够在抗日所发挥的作用极少。但是由于中共的文宣、组织与战力，都有国际共产党所支持的完整体系在运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发展，其阶级斗争、土改运动到人民战争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发展的潜力。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共早已全力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团体了。
18。4 历史转折的深思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7＇ 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斗正式爆发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算起，因此七七事变的成因与发展，就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过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并不是一个事前经过设计的冲突事件，但是由于酝酿一场历史巨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早已存在与滋生之中，一旦出现了这个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响下，就成为可以引爆全局的导火线。
19。1 中、日、苏之间的三角战略关系
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日本与苏联才是注定非要一战不可的世仇，双方从日俄战争的历史上冲突，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势不两立，都是导至日苏必然决战的因素，这都是蒋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国防与战略政策，都是把防俄当成日本国家安全规划的重点，就连侵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都是为了争取防俄之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的构想。苏联更是把消灭日本的军阀与财阀的共同体，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因此日苏大战的危机，一直在酝酿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中国，中、日之间并没有一定要决战的理由，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性的战争，从历史的观点而言，无论是谁赢谁输，最大的获利者必然是苏联。苏联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同时侵略中国兼制伏日本。所以蒋介石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尽量地对日本采取克制政策，让日本与苏联的冲突能够提前爆发，这样日苏的第二次战争，绝对是世纪性大战，到日苏两败俱伤的时候，中国就可以拥有足够的筹码，同时向苏联与日本讨回中国应有的公道，要知道苏联对中国侵略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日本。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是否要继续侵略中国，而造成中国的反抗，也有着极大的争论。日本一些政坛元老，都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主张对中国的压力，一定要适可而止。这种意见，在日本的军部中，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是居于少数＇2＇。石原认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敌是苏联，而中国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真正停止了内战，国家开始有了全面的进步，同时抗日的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日本实在不易再刺激中国，而引爆中日的历史全面战争，最后让苏联坐享现成的利益。而当前日本应该好好地利用所占领的东北与内蒙，开发资源，建立对苏作战的准备。假如日本真的还不能“知足”，见好就收，一定要继续扩大侵华，终于会引起中国全面的反抗。那么中、日之战将成为一个无法脱身的战略泥沼，会使得日本的国力耗竭，苏联刚好可以捡到个大便宜，而日本几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
但是在军部中，居多数的是主张再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扩大派”，首脑为杉山元大将＇3＇，特别获得日本海外驻军将、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观点也是站在防俄的前提之下。扩大派认为，当时苏联红军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肃之后，在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并无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团结建设，实力还没有凝聚好，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给中国强烈的一击，完全控制中国的华北，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更大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来对付苏联。这派观点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国反抗日本的决心，是远远超过他在形式上作战之实力。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对于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绝对不会再作任何让步了。而且中国一旦开始抵抗，就不会轻易停战，因此日本要想再多占领个华北，以增加抗苏筹码的策略，就成为日本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的错误所在了。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军政的领导人，面对这两派的争论，一直无法达成政策的共识，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确是暂时减缓了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过对华北分离自治继续施加压力的政策，但也仍是旧调重弹而已。但是驻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日军将校，则是觉得假如再不对中国动手，将会失去立功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开始鼓噪不安地出现了“求战”情绪。
而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民生不安，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于日货的抵制（中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也束手无策。因此当时日本舆论的倾向是，再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扩大对于华北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强迫中国政府取缔民间对于日本经贸的抵制。
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是非常稳健掌握住中、日、苏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几乎施尽全力；接着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这种直接把军火交给反共的蒋介石，以增加其中央军作战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会做得出来。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的结盟与亲近，是蒋介石为了抗日而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无力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际社会中，又没有国家敢过问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蒋介石认为，既然日苏的矛盾已经接近战争边缘，那么中国可以冒险的接受苏联“魔鬼”（应是当之无愧）的援助，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拉苏联下水。
19。2 剑拔弩张的华北局势
在日本而言，中苏之间的关系改善，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反共抗苏”的基本对外国策了。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与明确的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请辞，由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近卫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
正当日本政府的高层在争论，如何对付出现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待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由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的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的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进行调动日军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
而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等地位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和约所允许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丰台事件中，日军硬抢占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战略要地丰台，设立军营（这些都是违反辛丑和约的做法）。这样日军在华北，早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北平对外的联络交通线，只剩下西南的宛平与卢沟桥一线了，就这样，日本在丰台的驻军，还不断的演习如何发动攻击，以一举截断北平对外最后的交通线。
早在两年多前，蒋介石就把华北的冀、察两省，交给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人，全权的运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设立缓冲区而与以日本周旋；而逐渐地，宋哲元对于南京是采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场。宋哲元在冀、察的运作，一方面设法敷衍日本人的压力，对日本做出不少的让步，让日军随时可以在河北公然演习，日本商社开始到处投资发展，汉奸团体也就日益增加的发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为二十九军的自己人扩大势力，到了最后，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长职务，已经完全地落在二十九军的手里，这种军政不分的结果，是二十九军的作战能力开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节节进逼的做法，至少在华北双方最后难免一战，但是他却没有利用充裕的时间与资源，充实与精训军队，反而让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人分心，花更多的时间与精神去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最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没有预先拟定与日军决战的全面战略部署计划。
到了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一致接受的领导人，南京准备抗日的决心与行动，是越来越清楚，宋哲元也知道，自己担任中日之间“白手套”的时日恐怕不多了。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日本进一步施压时，宋哲元干脆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国民政府，而把日本人的各种压力，全部推给南京来负责，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自己决定回到山东老家修养，而把应付日本人的责任交给副手秦德纯担纲。
这时候，虽然东京方面还在考虑如何对中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是驻在东北、朝鲜与华北的日军，早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觉得搞华北特殊化，竟然耗费如此多的时日，最后也只弄到一个若即若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南京国民政府又搞联苏容共的政策，中国军力与国力正在迅速的发展之中，假如日本不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中国狠狠一击，那么蒋介石可能真的会建立出可以对抗日军的力量，那么日本就要错过控制华北的机会了。
何况目前宋哲元长期不在河北，正是日军一个可以生事的机会，因此关东军、朝鲜军与驻屯军的将校，大家都有了互相支持的军事行动默契。日本驻屯军在河北的演习，就更为的活跃了，特别是在丰台的日军，更是针对攻击宛平与卢沟桥，进行实战演习。并且还要求二十九军，同意日军的演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