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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持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将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丘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尽一切力量、绞尽所有脑汁，反复进行各种破坏的策略，罗斯福终于拗不过丘吉尔的死缠烂打，加上斯大林在旁的助阵，使得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一拖再拖，盟国原先答应对中国大量的武装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终都没有让中国拿到手。
当时中国对外获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这条高危险、高难度的航线，乃是维系中国抗日力量与心理的援助生命线，但是在英美相关官员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运输量极其有限。美军负责中国战区空运的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赛尔，更是一位坚决执行马歇尔与史迪威政策的美国空军将领。在他认为，驼峰空运支持中国的行动，不过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认定空运的数量既无必要，也很难实质的提高。
由于空运吨位极为珍贵，因此蒋介石希望进行最为有效的利用，所以将运补的重点，摆在空军的支持上，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个没有统兵经验与能力的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长，已经错过在美军部队里能立功、发展的机会了。因此史迪威转而产生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能够自己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Chinese“ 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领一只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所以史迪威是有心在训练与掌握中国的军队上投资，建立一支由自己训练与统帅的中国部队，然后为自己留下一个在异国立下显赫战功的“传奇历史”，同时洗血他在缅甸战败的耻辱。
因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已经退到印度的华军部队，由中国加派兵员补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装、训练，成为全部美式装备的部队；另外在云南设法调训中国三十个师的部队，以进行反攻缅甸的夹击作战。这个计划符合蒋介石认为中国部队战力必须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缅甸，打开对外通路的重要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抗日的主要战略规划之一，因此蒋介石指派陈诚在云南，成立远征军总部。史迪威自己却希望能够乘机掌握中国的军队，在他率领下先反攻缅甸报仇，功成之后，再回师中国战区，拿下蒋介石的军队指挥权，以成为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史迪威计划的前提是，盟国必须打通缅甸的陆上交通网，才能提供他组训中国陆军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史氏的这个观点，又与丘吉尔、马歇尔发生了冲突。
31。9 罗斯福总统遭到马歇尔的蒙蔽
蒋介石眼见英国根本就在反攻缅甸的战略上，大唱反调，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挽救中国战区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国战区五百架飞机，以增加中国战区打击日军与切断日军南北海运的空军作战能力。二、驼峰空运设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吨。三、设法提供三个美军作战师部队，进入印度，以参加盟国的反攻缅甸作战。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绝将申请飞机的要求，转交华盛顿，而又不向蒋介石提出反对理由的报告，因而严重延误了中国战区的战力部署。
加上马歇尔在没有知会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以北非战局紧急，而将原先隶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全都调走，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反弹。蒋介石眼见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一直都在设法占中国的便宜，中国根本没有拿到实质的援助，反而要承受来自盟国的压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个月，驼峰空运的援助物资，分别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吨。如此少的数量，简直形同儿戏，而中国战区几乎已经到了飞机不能动、汽车不能走、工厂不能开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蒋介石设法要宋子文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作出合理的交代。由于史迪威与马歇尔不断提出相反的情报，造成罗斯福在判断上严重困扰，因此他决定了解中国战区的真相，并且调解中国战区将帅不和的问题，特派其行政助理居里，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设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误会。
居里到达重庆之后，与蒋介石进行十多次的会谈，他告知蒋介石，史迪威是马歇尔最为信任的部属，而罗斯福又非常倚重马歇尔，所以史迪威的立场与问题，背后实在是代表马歇尔的看法；蒋介石若是打击史迪威，就等于在华盛顿得罪了马歇尔，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困扰。
蒋介石在了解这层关系之后，又得到罗斯福许多亲切的问候与保证，特别是盟国反攻缅甸的承诺，需要史迪威这种有缅甸作战经验与报仇心切的人来执行，所以蒋介石也就接受了居里的调解。在这接触中，居里甚至揭露了美国军政决策人士的亚洲战略底牌，
他们规划中国东北与台湾的主权，在战后将交由盟国托管，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以作为西方国家削弱中国的手段。这当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惊，也伏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力争中国领土与主权完全的决心。
但是史迪威却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他对居里大量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谈判的谣言＇6＇，以及夸张中国内部分裂的政治内幕，并且要居里建议罗斯福，采用两个可以制服蒋介石的绝招：一个是控制美援的数量，一个是要叫蒋介石接受与延安组织联合政府，这样保管美国政府可以把蒋介石当成傀儡一样来操纵。
不料史迪威的建议与态度，却造成罗斯福的不满，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写信给马歇尔，特别提到史迪威采取控制美援，以威胁控制蒋介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希望马歇尔能够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事实。但是史迪威在马歇尔的撑腰之下，仍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种“胁迫”中国听命的手法，继续把中国战区搞的是乌烟瘴气。
盟国在二次大战对于后勤支持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定把中国战区放在任何排列顺序的末尾。驼峰空运的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毕塞尔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补给的严重不足。因此以这样有限的援助物资，假如要装备史迪威所训练的陆军师，就无法同时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作战。
当时陈纳德在中国战区，正负责新组成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务是支持中国战区的华军作战，与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战略物资的海上补给线。日本国内一切的军火、工业生产，都仰赖这条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因此这是一条决定日本作战能力与成败的生命线所在。空军在支持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为力量已经耗竭的中国军民，维系了抗日的士气，因为中国战区的六百万部队，实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继续撑下去。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德对使用有限空运物资的优先权起了严重的争执，陈纳德认为，在有限的空运量下，与其分散着装备陆军，不如集中提供空军使用。但是史迪威则坚持要将补给品交给陆军，以协助训练一支“史家军”，好早些让他能率军反攻缅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训练美援的“史家军”身上，但是由于当时长达六年的全面战争，中国的兵员已近枯竭，同时中国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与人谋不臧的状况下，运作失当；战时人民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的情形相当普遍，身体合格的兵员更是极其有限7，因此当时华军中缺员极多，为了满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国甚至需要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兵员，以充当“史家军”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战区前线防守的兵力更为不足的问题。
由于中国作战部队的员额不足与装备奇缺，华军就更为需要空军的支持，才能挡住火力、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攻势。但是史迪威却又要将有限的空运物资，优先支持反攻缅甸的陆军装备，毕塞尔则是不断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在现阶段的情形下，驼峰空运的数量“无法改善”。因此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陆军与空军，为了美援物资的分配，与战略的重点选择，争得难分难解。
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眼见史迪威与马歇尔的一再阻挠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因此决定向罗斯福建议，直接召见陈纳德，以提供中国战区第一手的资料，让罗斯福能够彻底掌握中国战区的实情。马歇尔非常的惊恐，担心陈纳德会把实情告之罗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赶回华盛顿，在总统面前设法为自己扭曲中国战区的情报圆谎。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31。10 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持。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 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CC”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