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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国中，只有美国想要给战后的全球，一个更为公平与自由的世界，因此美国除了全力支持英国与苏联在欧洲击败德国之外，也想给中国一个复兴与发展的机会，以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苏四强，构建战后的国际新秩序结构。罗斯福总统四强架构，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历史远见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排斥苏联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国的潜力与意志。
但是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构建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世界在战后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苏联对于中国加入四强的反对最深，英国也有极大的意见，但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终于在莫斯科发表了四强宣言，从此中国跻身在这个全球最高身价「俱乐部」的斗争之中，但是当时中国的国力仍然有待发展，中国也没有多少外交折冲的能力，因此在国际强权的斗争之下，中国就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政略战争，在这个战场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与日军几场大会战的胜负，对于中国利益的影响还要深远。
英美两国以血浓于水的历史关连，建立了紧密的对抗法西斯盟国关系，英美两国成立了联合参谋会议，共同决定两国的战略合作发展关系，但是英国最终的目的，不在构建战后的和平与历史的正义，而是企图挽救大英帝国的历史衰颓。丘吉尔看出斯大林的谋略，志在利用这个历史的机会，以赤化而称霸全球，同时，丘吉尔也看出蒋介石复兴中国的决心，因此丘吉尔认为，打败德国与日本，只是巩固大英帝国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苏联的扩张与中国的复兴，才是英国的历史谋略所在。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所以丘吉尔的谋略是，假如不能压制苏联在欧洲扩张势力，就不如将苏联的势力，同时的带入亚洲，这样增加美国将会立刻遭到苏联全面的挑战，这样美国就不但无法挑剔英国维持殖民帝国的政策，甚至还要拉拢英国支持美国来对抗苏联了。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锐利但是关连的战略：假如美国支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中海登陆计划，英美联军由地中海的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北上，与苏联军队在东欧会师，攻击德国，那么英国就答应中国与美国的要求，反攻缅甸，打通支持中国的交通线；假如美国坚持从法国开辟攻击德国的第二战场，那么英国就不会支持中美反攻缅甸的提议。
从战略观点而言，英美盟国从地中海北上，与苏联军队会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德国的方案，与英美联军由法国登陆，由西向东夹击德国的方案比较，前者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合战略的常理。因为无论从作战的效果、后勤的支持以及西欧国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当然都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方案，以夹击德国，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美国军方人员，在审慎评估这个所谓的作战方案时，发现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2＇，可以迅速击败尚未进行西线防御作战的德军，因为当一九四三年，德军主力都在东线与苏联部队进行决战，美、英国部队可以说是乘虚直捣德国，甚至可以迅速将军力由西延伸到东欧，防止苏联对东欧的席卷，但是丘吉尔却将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战方案，作为英国玩弄政治权谋的棋子，硬是把反攻欧陆的日期往后拖。而苏联当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战方案，因为这样一来，苏联的整个世纪扩张计划，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牵制。结果在中英美苏之间，就产生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政略与战略的选择争辩＇3＇。
另外，丘吉尔对于蒋介石的「野心」，也有极强的反应，蒋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访问印度，企图调停印度与英国之间严重的政治纠纷，其实蒋介石访问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够劝服印度寻求独立的领袖们，如甘地与尼赫鲁等人，能够先共体时艰，协助英国人击败法西斯力量的威胁，以后再谈独立与自治的问题。但是蒋介石的访问印度，并没有赢得印度领袖的友谊，而更使得丘吉尔满心的不高兴，认为蒋介石竟然要串连印度，来瓦解大英帝国。加上蒋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负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表达了中国抗拒帝国主义侵略，与在世界寻求发展和复兴的决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者，强烈的反弹，丘吉尔与斯大林当然都看出蒋介石要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强大之路。
总之，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眼见盟国之间的政治立场纷歧，以及彼此对于战略的方向的冲突，而对于战后的秩序与利益的分配与安排，都需要及早举行四强的高峰会议，因此罗斯福一再出面邀请，斯大林前后拒绝了七次，蒋介石也不愿意主动的拜会罗斯福＇4＇。只有丘吉尔再三的纠缠罗斯福，要推销以英国利益为观点的战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与罗斯福会面十一次，不断的争取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
33。3 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
但是罗斯福一直认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领袖，不能总是避不见面，许多重大的决策，不能只靠部属的传话与协商，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因此在罗斯福的再三情商与利诱威胁之下，四强领袖会议终于分成两个梯次举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开罗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美、苏、英德黑兰会议。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肯与蒋介石直接见面会谈，会议竟然要分成两组进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场四强领袖高峰会议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了。
主张召开四强领袖会议最为心切的罗斯福，早已熟习丘吉尔那一套维护大英帝国殖民利益，可以死缠烂打到底的精神，不过罗斯福认为，英国这种构建在十七世纪架构的殖民帝国政体，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是罗斯福却对于苏联的领袖斯大林，有着一种非常浪漫的想法（当然罗斯福也受到美国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术官僚的影响），他认为苏联经历过这场几乎亡国的大战之后，假如能够有机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平等与尊重，它应该会改变对于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何况苏联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开解散第三国际，不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改变讯号吗？此外，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虽然罗斯福的个人才略突出，却不能掩饰美国人缺乏历史深度的重大缺点，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历史性大奸大恶的冷血枭雄。斯大林的深沉凶残，必须从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被欧洲主流历史所排挤，近千年处在被亚洲攻击能力最强的游牧民族的屠杀、恐惧之情结下，加上完全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三重深沉历史所铸造而成的枭雄性格来理解，因此罗斯福一番以诚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斯大林控，也被丘吉尔所利用与迷惑了。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其实是一会两开，形成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方向的政治战场，结果是中国实力与谋略不足，因此先胜后败，美国的实力无人能及，但是谋略缺乏历史深度，先后被英苏所蒙敝与利用，英国谋略深沉，但是实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苏联的实力与谋略都是有备而来，成为历史短期的最大赢家。
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月，蒋介石因为史迪威介入与操纵中国的权力斗争，最后导至宋子文等政学系军政要员遭到整肃，原本中国与美国进行的各种重大外交与军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权负责。宋子文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战略决策阶层，有着很深与很频繁的接触与关系，他多次为中国战区的利益，与美军决策首长进行辩论与交涉，他非常了解英美战略决策人事与背景，原本应是最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是此时却为史迪威所斗争遭到政治软禁，所以改由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这次事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而更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国战区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军事会议，中国的命运就注定要被强权践踏出卖了。
当然若以中外的妇女界而言，在那个时代，宋美龄的确是罕见杰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与宋子文的能力与对外关系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况她并非政府的里决策阶层，出席这场会议，实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只给西方国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龄要想在政治与军事专业上，与丘吉尔、马歇尔、蒙巴顿等人较量，当然更是屈居下风了。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在代表团的阵容而言，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这样的中国代表团既缺乏可以独当一面的外交与战略大将，又有严重的内鬼通外神的隐忧，一旦蒋介石有所疏忽，那么中国的利益就被盟国所算计了＇5＇。
何况蒋介石于会前，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相当明白的批判国际强权对于中国的欺凌，同时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观点，蒋介石的这本书也许对中国的内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却遭到英美苏各国政治与战略专家的强烈警觉，更为加深这些西方强权中的政客，要给中国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假如让蒋介石领导中国完成抗战，与复兴中国的历史大业之后，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利益，就要遭到中国的挑战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在所谓四强领袖的历史会议之中，会爆发如此可怕的倾轧与出卖的危机。
33。4 中国为战后亚洲奠定发展方向
开罗会议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场，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大体上颇能互相尊重，蒋介石则是过于信赖罗斯福，而低估了丘吉尔。罗斯福对于蒋介石意见的尊重，引爆了丘吉尔「诱敌深入」的大反击布署。事实上，丘吉尔原先希望英美领袖能够先行在马尔他会面，集中力量讨论，全面反攻欧陆的策略，因为丘吉尔认为，亚洲问题根本就是分别由英美两国领袖，各自私下决定就可以了，但是罗斯福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尊重中国的意见。所以丘吉尔对于罗斯福如此「迁就」蒋介石，未来必然会影响到英国对于亚洲的控制，当然心生不满，丘吉尔决心非除掉蒋介石不可，蒋介石可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世界级的政治斗争，丘吉尔是先佯退然后再突击，于是蒋介石就掉入政治会战的包围之中了。
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先分别会晤，就各种的战略方案，以及战后的世界与亚洲的安排，进行意见交换。蒋、罗之间的会谈，大体上都顺利与和谐，中美对于十大问题，都有不少的共识：一、中国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社会的四强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将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三、中国协助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四、日本应以实物赔偿中国。五、所有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琉球地位未定，香港问题以后磋商。六、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军援中国，中国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七、朝鲜、越南、泰国应该协助其独立。八、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九、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应该与苏联协商解决。十、中国与美国建立联合参谋首长会议。
而在中英之间，蒋介石知道，丘吉尔绝对不会讨论香港的问题，对于反攻缅甸，英国也有极强的意见，因此不便公开产生对立或是破裂，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歧见，因而只旁敲侧击的提议将香港改为自由港，试探罗斯福的支持。英国全力的反对允许韩国、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在双方激辩之后，英国只在韩国独立的问题上让步，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独立上妥协，香港问题只有以后再议。
由于当时中国退到西部地区，对外的国际交通几乎完全的遭到切断，而西南内地原本的生产力就不足，是无法长期的负担抗日战争的庞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庆控制地区，早已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军公教人员的待遇，几乎已经接近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因此蒋介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另外给予重庆政府十亿美元的贷款（当然是要还的），以控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威力，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军备的战力，以配合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反攻作战，做好准备。这点罗斯福也表示相当的同意，罗斯福表示，他将与财经首长研商之后，再提实际的做法。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的协商，由宋美龄全程参与，因此宋美龄「误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答应对中国的经援，不料事后这竟然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所在。
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领土问题上，罗斯福曾经非常郑重的提到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蒋介石则依据事实指出，琉球群岛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国，并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并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岛，但是可以将琉球群岛先予以国际托管，以后再决定其命运。这点蒋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却也缺乏远略，假如能够坚持宣布琉球独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为美国远在十九世纪，初次到达西太平洋之时，就有控制琉球的战略规划。假如蒋介石展现中国有控制琉球的意愿，那么绝对会被丘吉尔与马歇尔当成有野心的头号「公敌」，认为中国作战没有贡献，却有霸权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国恐怕连台湾与东北的主权都会要不回来。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无奈中国自顾不暇，没有国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给美国托管，结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蒋介石则两度主动的提起有关旅顺军港开放给美军使用的问题，因为蒋介石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因要控制这个军港，才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兵祸，而中国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弱国，因此只有美军的介入，才能稳定这个敏感的战略地区，但是罗斯福没有明确的反应。蒋介石在琉球与旅顺的态度，可以看出，蒋介石知道中国即使能够战胜日本，在相当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特别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多关照这个地区，中国则尽力发展陆上的实力。
此外罗斯福也与蒋介石谈到越南的归属问题，因为法国根本是战败国，在亚洲作战更是毫无贡献，所以罗斯福两度询问蒋介石，中国有无收复越南统治权的意愿，蒋介石明白的拒绝了，因为蒋介石了解，越南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地，血统文化都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违背民族自决的历史潮流的做法，更会平白的得罪法国与英国。
33。5 史迪威开始进行报复
而在开罗会议的军事幕僚策略会商中，中国依照规章，是请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当然代表，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相处是势同水火，原本就不断的对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战区完全负面的报告，何况史迪威才刚刚被迫向蒋介石低头认错，心中充满了屈辱心理的报复意志。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中，史迪威当然是继续做尽任何可以打击重庆政府威望的工作，这就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致命的错误，软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国在开罗会议的历史性失败与危机。
在会议全程活动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实与加上恶意的攻讦，把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抗战，说得一无是处与毫无贡献，史迪威认为在整个大战之中，中国是盟国的负担，而没有真正的贡献，甚至盟国不必认真的援助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会将盟国的援助，做为扩张自己割据力量的资源，不会真正的用到战场上。所以虽然蒋介石的各项见解与请求，原则上，都能得到罗斯福相当的支持，但是丘吉尔是已经决心杯葛到底，而罗斯福的军政幕僚们，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尽量的改变或是削弱罗斯福的指示。
有关中国参加联合参谋团会议（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请求，原本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就积极争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参谋首长所拒绝，这次虽然由罗斯福指示，重新的考虑，而在丘吉尔反对，与史迪威的运作之下，英美联合参谋团，首先否决了中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的权利，这样中国根本无法直接与事先的提出中国战区的需要，也很难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这是蒋介石日后在盟国政略战场上，一败再败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让罗斯福得到真确与及时的中国战区情报，罗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决策执行单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国联合反攻缅甸的决策上，丘吉尔、马歇尔、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而由于宋子文没有出席这个军事幕僚会议（宋美龄也没有出席这个纯粹军事战略会议的名义与能力），中国军方就由史迪威充当全权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为中国的立场进行力争，反而主动提出负面的批评，因此军事幕僚会议对高峰会议的决策，也就无法为中国战区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