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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等洋员的谏言不可信
公元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
这一战，在双方都是破题儿第一遭。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现代武器、现代组织、现代法则，所打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除此之外，连「台儿庄之役」乃至「印缅战场」，都只能说是一窝「烂仗」。
这场战争是怎样打的呢？百年来史家著述甚丰。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黄海之战抹黑；把我们海军里大批的殉国英雄说成狗熊。首倡其说的原是一些当年海军里自高自大的洋员，尤其是那位英国浪人瘪三泰乐尔（William Ferdinard Tyler）。泰氏曾亲历黄海之战 。且在他的回忆录里（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 1929）。写了一些亲历记。后来史家就根据他的故事，人云亦云的讲了几十年以迄于今。
笔者在当学生时，也对他的故事笃信不疑。后来教书海外，把他的回忆录指定作参考书而细读之，便怀疑起来了。等到在洋社会住了数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险家到殖民地国家打天下的丑恶的底子，我对他的故事就彻底否定了。
泰乐尔一八六五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末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英国海军受连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训练一年。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 R。N。R）的资格。一八八八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 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这儿他一干五年，一八九五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
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co…m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啥子呢？
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McGiffe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m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 。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 VonHannec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 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堪，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身不和。
这儿的问题便是：李鸿章为什么要找这些烂仔在海军里鬼混呢？这大概是在他处理内政和外交上，「洋员」（尤其英国人）都是个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实学者。有真才实学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权。在海军里抓权，则海军里就要再出个赫德了。中国有一个赫德已嫌太多，再来个赫德，中国岂不要亡国？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烕理怎能建设中国海军呢？充其量把中国海军建成个印度海军罢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朋友，李鸿章就是周恩来！与周总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还能利用他哉？
毛主席的延安被胡宗南打下了。毛反要「胡宗南听指挥」！胡宗南敢不听哉？
老毛颐指气使，吩咐总理这样、总理那样，总理无不俯首听命。老毛自觉好不风光。但是真正要「毛泽东听指挥」者，周恩来也。老毛，独夫而已。人亡政息，何足道哉？接独夫之班者，周公也。毛泽东不听指挥，邓小平，哼！今日有你。围棋国手，天下无敌，浅见者安知其妙哉？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鸡鸣狗盗，都是棋子，通吃不误。所以麦格禄、泰乐尔者，老李麾下，一些虾兵蟹将、小棋子而已，什么鸟「洋将」、「洋员」哉？但是，把这些烂仔混入军中，军中将士对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崇洋时代，一般土将土兵包括丁汝昌，对他们都会崇而敬之。但是，对那些自己也洋过了头的人，像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方伯谦等等，就不会把这些一无所长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
因此，泰乐尔跻身定远之内，对一般兵将，他可七拚八撞；在刘管带之前，那就是小鬼见阎王了。甚至连英语会话、作文，刘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筹泰乐尔的英文风格便十分低下。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嘛！怎能写出好文章呢？
在泰乐尔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因而他要不惜一切丑化刘步蟾。情见乎辞，以泄其咬牙切齿之积恨。他这种书，历史家恶可据为信史呢？不幸，在张荫麟（一九〇五～一九四二）教授以后，我国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数十年，此笔者不揣浅薄，希望据实稍为扭转之也。
大东沟血战真相
前节已略言之。在丰岛一役之后，敌我优劣毕露。鸿章深知，鏖战于大洋之上我舰队断非日舰之对手，因而避战之心愈切。我舰游弋，只许自威海卫、旅顺至鸭绿江口之一线，不许越境御敌。然李氏退避之策，终难执行。盖海军避战，陆军屡败，最后必至避无可避之绝境。再者，清廷已对日宣战，海道向朝鲜增兵，舰艇护航有责，又从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紧，清廷续调刘盛休部铭军四千人于九月十六日自大沽出发，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去韩，增援平壤。日舰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十二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伺我舰返航时，加以邀击。我舰避无可避。两军遭遇于大东沟上，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正式爆发了。
这次黄海之战，百年来史籍滋多。史家亦时有异辞。然去其传言妄语，根据史实，择要简述之，真相大致如后。
我方护航舰艇，于九月十七日抵达大东沟者，计有十八艘。其中镇中、镇南两炮舰（均重四四〇吨），率鱼雷艇四艘，护兵入港。平远、广丙两舰则在口外下锚。余十舰为北洋主力，则下锚于口外十二浬之海面。十舰中计有：
定远（旗舰）、镇远二主力舰，各重七千吨，各有十四吋装甲，十二吋巨炮各四尊，时速均为一四．五浬；
致远、济速、靖远、来远、经远钢质巡洋舰五艘，各重二三千吨不等，各种口径钢炮十余尊，时速大致十五至十八浬之间；
超勇、扬威、广甲三炮艇，各重千百吨，各有炮十馀尊，时速十五浬。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十二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十二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十二舰中，计有：（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十九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则二十三浬也；（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叡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朋友，现代化海空战，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时新一年、技高一筹，就逼手逼脚。人海战术、血气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战中期，日机在我成都机场着陆，取走国父遗像，留下战书向我空军挑战。我健儿不理他。但是我最高当局，忍无可忍，拍桌严令应战。结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领队两位大队长开了枪。其它健儿尚未及扳机开火，便纷纷坠毁如秋风落叶。从此，我们在后方就只有抱头挨炸之份了。此事余闻之于当年参战英雄，想我空军旧档中，应有案可稽也。甲午黄海之战，正是如此。
且说九月十七日中午，大东沟上我海军将士正吃完午餐，警报东南海面发现敌船。我舰乃起锚，列阵，迎了上去。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嘱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嘱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适，未能实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被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至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页五〇）
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 Rawlinson 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导师为费正清教授），亦持此说 ，信而不疑 。（见上引 Rawlinson之China's Struggle 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pp。175，179～180）。
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三十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 ahead）？纵为「纵阵」是否一定不能改为「横阵」（line abreast）？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著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
【附注】 其实此一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获原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
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chnocrat），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瞻；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他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啣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位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之极！
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它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业，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
我舰一字排开，敌船锥形突击
当然上述主帅作业，要能得心应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将士训练有素，船械设备新颖，才能制敌机先那时我军船械过时、炮上晒裤，一时颇难做到。可是日本人却做到了。
当敌我于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接仗时，我十舰排成一字横阵，定、镇居中。定远之左列各舰以次为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镇远之右则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也。十舰以六浬时速，排列前进。然两翼尖端船小，速度较慢，以致「一」字渐成弧形。
迎头而来之日舰十二艘，则分为前后两队，以吉野号等四舰居首为游击队，以松岛旗舰为首，余八舰分两行跟进，是为本队，以十浬时速，向我扑来。
当敌我距离接近八千码时。我方首发巨炮，因炮震桥断，丁提督被摔落地，身受重伤，口吐黄水，足折不能行。船员乃抬其入舱包扎，丁坚拒不许，遂坐于甲板上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将士操作；船面将士亦可时见主帅所在。
此时日舰距我既近，乃以巨炮还击，并由吉野率领前锋突击队，加快速度至十四浬，随即直穿我右翼而过。速射炮数十尊，左右开弓，一时俱发，弹下如雨。我镇、定二主力，直接中弹百十发，死伤枕藉。甲板上之樯桅、暸望台、帅旗、令旗，以及悬旗绳索，悉被敌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轰毁殆尽。所幸由于装甲坚厚，敌十吋巨弹，亦只能穿甲五吋，以致两舰，始终有伤无险；并逼近敌舰，发炮还击。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扬威两舰，不胜负荷。船身中弹数十发，引起大火。我将士虽舍命扑救，终难控制。扬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驶避炮。不幸受伤过重，火势蔓延，全船尽毁。挣扎愈时，终至无救。全军弃船时，管带林履中蹈海自杀。海上存者六十五人，卒为我一赶来应援之鱼雷艇救起，驶出战场。
敌方前锋突击队，既以疾驶速射，穿我右翼而过之后，乃再向右急驰，绕过我镇、定二主力之尾部，拟再右旋冲折我左翼，与随后而来之本队八舰，形成包围圈，围攻我定、镇二舰为首之主力，作歼灭战。
然正当吉野二度右转拟自后方冲我左翼时，我平远舰适自大东沟之北部，率鱼雷艇四艘赶来参战。吉野见状，乃舍我左翼，改道扑我平远。我平远管带早知平远非吉野之敌，乃掉头并饬雷艇四散避之。吉野无所获，遂又奔向我舰，拟与其随后绕我而来之敌舰本队，围攻我主力，轰沉我辅舰。
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此时敌我鏖战激烈，大东沟上烟雾弥天，风云变色。
当敌舰本队随其突击队，冲向我右翼，拟绕我主力作大包围时，我右翼诸舰拚死抗拒，亦发炮如雷。唯此时我超勇炮舰，已受重伤，大火不熄，船身倾斜，敌本队乃以快艇快炮轮番攻之，超勇卒被击沉。管带黄建勋随众落水。当时有人抛长绳系救生圈救之。黄推绳不就，遂随超勇自沉殉国。
我军左翼自吉野折返后，战况亦至激烈。我致远舰，拚死抗战，中弹累累，船身已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敌船纵横驰骋，率领诸舰进攻，对我舰为害最大者，厥为敌舰吉野号。若去此酋，则我军颓势或可稍转。乃伺机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拟以重伤我船与敌舰同归于尽。当两船迫近，同沉势在不免时，敌我船员均大惊大哗。孰知致远半途竟被敌方鱼雷击中要害，锅炉爆裂，壮举成空而该鱼雷原定目标本是定远旗舰，中途误中致远，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二百五十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鹏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
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寃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竞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愤，或言与省籍情结亦不无关系。世昌粤人，而当时海军将士多为闽人。临危相救，世昌或嫌闽人对粤人略有轩轾云。（以上故事多采自 Rawlinson著前书；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类第六册，《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前引戚其章书与其它若干中西史料。）
济远和广甲的疑案
致远既沉，我舰队左翼顿折。敌舰乃以优势火力与优势速率，轮番围攻我经远。经远不支，终于下午四点四十分为日舰击沉，管带林永升阵亡。合船死难者凡二百七十二人。生还者只十六人。（见同上）
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千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