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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德书，而不能写史书了（3）。
「孙中山」之名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称为「中山先生」的这位先生本人，却一辈子未尝自称为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4）
「中山」一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5）。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似有不敬之意（6）。
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7）。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公私文件，亦向无中山之名（8）。所以我们今日用中山之名来为他开个纪念会，固无不可，但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
「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
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9）。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0），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11）。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12）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13）。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14）。
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15）。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16）。
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17）。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不用说了（18）。
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19）。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
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20）。
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21）！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22）！
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23）。
美国模式的困扰
以孙文为精神领袖的「驱除鞑虏」这个模式的「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凤阳人朱元璋就照样的驱除鞑虏、建立明朝。朱元璋的问题不大，他把鞑虏驱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做个「开国之君」，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它发生了鞑虏被驱除之后的国体问题（24）。「帝制乎？共和乎？」无论帝制论者是怎样地能言善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不许任何人再来做皇帝了（25）。
既然时代已不允许再出个皇帝，则「建立民国」就必然成为另一时代的主题。问题是建立哪一种模式的民国呢？以孙文为理论骨干的革命党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的「美国模式」（26）。美国那时因搞资本主义而出了毛病；以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社会改革家正在闹一个叫做「国民运动」的社会改革（27）。
亨利·乔治的思想也影响了孙文，所以孙氏在考虑采取美国模式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权」（28）。但是那时追随中山的人，则认为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29）。而反对中山的人，则认为它是煽动农民暴动的致乱之源（30）。总之，这一口号不是当时的主题。那个领导和推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乃干脆把「平均地权」这一口号改为「平均人权」（31）。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32）。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33）。
不幸的是，这个生吞活剥了的「美国模式」在中国施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34）。何以故呢？则史家论者多矣（35）。但是归根究底一句话，便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它没有英美传统中的必要条件。东施效颦，就必然走样。就以国会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从龙之士的八百罗汉来说，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民选的呢（36） ？八百罗汉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为国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议员」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议士在民选政府中的真正涵义，因而就难免个别的变成了贪财好色的官僚，把个国会弄得乌烟瘴气（37）。要以这样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来制衡并组织「责任内阁」，把袁大总统选下去，这一点不特袁氏当时心有未甘，纵是当时有识之士和后世公正的史家也应为袁氏不平（38）。
笔者读史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并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话说回来，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天真的胡适便因为见不及此，才对当时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袁、孙对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
胡适是位学者，写文章看政事，难免天真，故有惋惜。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那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当权派袁世凯和孙文可不是这么想法。他二人都深深体验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可循。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39）。
在这方面有所构想，老实说，孙文较之袁世凯抢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40）。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41）。自此以后的「国民党」（一九二〇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42）。
其实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43）。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〇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44）。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45）。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
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
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46）。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47）。
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48）。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的襟怀与器度（49）。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事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组参战内阁；大隈与日本政客犬养毅为故交，而犬养毅又为中山旧友。中山乃因犬养之介与大隈接触，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维大隈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50）。
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孙氏之密函既未受大隈之重视，中山乃于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当「二十一条」正在提出之时，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孙之所允者，较之「二十一条」之内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51）。
以上所述中山与日本侵略集团之暗中往还，为今日日本政府旧档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见诸文字之交往，恐犹不止此也。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说是最受各政党、各社会阶层，及当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领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盖有三端：
1、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
2、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权力无限而滥用之者。袁、孙二氏殊途同归而已（52）。
「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史实与是非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此护国运动中，中山再次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一百四十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七十万元）（53）。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本是义正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54）。
「护法运动」的起因是这样的。袁氏撤销帝制继之以暴卒之后，北京恢复了民国元年老国会，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依宪法继任大总统。此时适值欧战正烈，美国由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而卷入欧战，并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
中国是否应该随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呢？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国会议员、各政团，乃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数人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或以之为籍口。这种争论在民间的问题不大，在国会里也不太严重，但是闹成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问题就不易解决了（55）。
黎元洪是依宪法当选的副总统，递补为大总统。在那个干戈扰攘、法制荡然的时代，他是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作后盾的，而段祺瑞则是北洋军阀实力派的首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历史家很难遽下定论（56）。照理说黎元洪既是上级，他对国务总理这位下属原可依法撤换（57）。但是他忽视了中华民国并不是个法治国家。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职」去津之后，拥段的各省督军不服，乃闹成各省督军所组之「督军团」对黎大总理实行杯葛。黎氏在实力派中本是个孤家寡人（58），遭此打击，慌了手脚，乃于六月初邀请时任十三省督军团团长的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应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辫兵」入京。张勋是留着长辫，有「磕响头」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调停「府院之争」，却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统复辞」的闹剧（59）。谁知这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帝王专制，在此时中国人民心目中已毫无留恋余地「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有发言权的各种实力派的反对。在这「反对复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国务总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为弄潮儿。他于七月初率军西上，搞出个剿灭张勋、二度废帝、再造共和（60）的「马厂誓师」来。
段氏既认为有再造共和之功，则中华民国与其法统应均已中断，国会亦早被张勋解散。段氏要再选法统，乃宣布旧国会已不复存在，应予废除，并与梁启超等合作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
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61）。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62）。
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著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
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63），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
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籍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64）。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65）。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
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66），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