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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两个男孩锃亮的黄铜嗓音。
多鹤抄起地上的锅铲朝张俭砍去，张俭一佝身，锅铲砍在了墙上。这时要跟他你死我活的不是多鹤，是代浪村人。他们那特有的地狱一样的怒气，恰恰产生于长时间的沉默和平静。代浪村人在多鹤身上附了体，锅铲成了她挥舞的武士刀。
“你让她打几下，打出点血就好了！”小环在一边劝张俭。其实她的嗓音也被孩子们的哭声捂在下面，张俭根本听不见，听见他也未必理会她。他只盼她多打空几下，这样就把力气白花了出去。他瞅个空蹿进大屋，掩上门，掩了一半，多鹤整个身子抵上来。就这样，两人一里一外，门成了竖着的天平，两边重量不差上下。他和她的脖颈都又红又粗，张俭觉得太可怕了，一个风摆柳一样的女人居然能抗得过他：门缝始终保持半尺的宽度。多鹤披头散发，晒黑的脸和饥饿缺觉的灰白这时成了青紫色。她用力过度，嘴唇绷成两根线，一个多月没刷的牙齿露在外面。小环从来没见过这样可怕的形象。她扯开让烟熏干的嗓子，拼命地喊：“张良俭，你他姥姥的！你是大麦麸子做的？打打能打掉渣儿？让她打几下，不就完了？”
多鹤十个脚趾几乎掐进水泥地，支撑她斜靠在门上的身体。多鹤突然放弃，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一堆货似的倒塌下来。
她突然失去了清算他的兴致和力气。代浪村人的沉默可以更可怕。
张俭爬起来，坐在原地，眼睛前面就是多鹤那双脚。那一双逃荒人的脚，十个脚指甲里全是黑泥，脚面上的污垢结成蛇皮似的鳞斑，鳞斑一直沿到小腿和密密麻麻的蚊子包连了起来。
小环拧了个毛巾把子，递到多鹤手里，多鹤直着眼，手也不伸。小环抖开毛巾，替她擦了一把脸，一面念叨：“先歇歇，养一养，养好了再揍。”她跑回去，把擦黑的毛巾搓干净，又出来替多鹤擦脸。多鹤一动不动，头像是别人的，转到左边就搁在左边，擦成斜的就让它斜着。小环的嘴还是不停：“打他？太客气了！得拿小刀慢慢割他！废物不废物？大男人领四个人出门，少了一个都不知道！看看他跟个大老爷们似的，其实他当过家吗？大事小事都有人给他当家！”
小环上去踢踢张俭的屁股，要他马上去烧洗澡水。等张俭把一大锅水烧开，端进厕所，一块块地捞尿布，小环的烟枪嗓音还在絮叨：“他还在厂里当小组长呢！管二十多号爷们哪！他管仨孩子一大人都数不清人口！”
小环把多鹤拉进厕所。她只要情愿做的事都做得麻利漂亮。几剪子就把多鹤的头发剪出了样式，然后就把多鹤摁在澡盆里，用丝瓜筋替她浑身上下地搓。污垢在脚上和小腿上结成的蛇皮花纹一时洗不掉，小环便用手掬了水一下一下泼上去，然后再涂上厚厚一层肥皂，让它先沤一沤——得九死一生才能落下这副模样。她嘴上却讲着孩子们的事：丫头的功课门门一码的一百分。大孩二孩一听外面广播车唱“社会主义好”就不哭闹了。丫头被班里选出来给回国报告的志愿军献花。她不时扬起嗓门，问张俭下一锅水热了没有。
一共洗黑三盆水，终于洗出跟原先有些相像的一个多鹤来。一个黑皮肤、瘦长条的多鹤。剪去了长发，头上包着一块毛巾，里面是除虱子药。丫头三天两头从学校惹回虱子，多鹤一直备有虱子药。
这时门外有人喊：“张师傅！”
还没来得及去开门，一只手已经从外面拉开了厨房的窗子。张家厨房的窗子跟其他住户一样，朝着露天的公共走廊。窗外的脸是小彭的。小彭被派到张俭家附近的一所技校学俄语，碰上小石上大夜班，白天有空，两人下午就来张俭这里。如果张俭在，就和他下棋或打拱猪，若张俭上白班，他们就和小环逗嘴玩。小环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会被多鹤不声不响地款待一番：两杯茶两块自制的柚子皮糖。开始两人吃不惯多鹤那又咸又甜又苦的柚子糖，时间长了，一喝茶他们就问张俭和小环：没柚子糖呀？
小彭和小石进来，一眼看见张俭脸上一块淤青，问他收拾了厂里哪个上海佬，张俭对他不想回答或答不上的话就当从来没听见。小环接过话，回答他们，那是张俭的老婆打的，两口子炕上动手没轻重。小彭和小石这时又看见张俭胳膊上的抓痕，他们不信小环的话，嘴上顺着说，小环嫂子倒是会打，没破张师傅的相。小环挤一只眼笑笑说，舍不得打破，打破了炕上谁管去？
张俭烦了，闷声吼道：“扯臊！”
“都是自家兄弟，怕什么？是不是？”小环把脸转向小石和小彭，“二十岁的大小子，在咱们屯都当爹了！”她像以往一样，扭头叫道：“多鹤，沏茶了没？”
多鹤却没像以往那样轻手轻脚地出现，挂一个大大的笑脸，大大地鞠一个躬。之后她就会两手托着一个木头托盘，上面摆着茶杯、小盘、牙签。小盘里放着柚子糖或者其他什么古里古怪的小吃食，是塞牙缝的分量，牙签是让人用来取盘子里那一口吃食的。
小环自己去了厨房，粗手大脚地端了两杯茶上来。小石小彭一直觉得这个家庭有点不正常，这天气氛越发古怪。
他们在大屋下棋时，观局的小彭看见一个黑瘦的女人走过去。再一看，是多鹤。她没了头上的大髻子，包了一块花条子毛巾，穿一套蓝白条裤褂，瘦成竿子的身子使衣裤的襟摆、裤腿成了蓝白条的旗。一个月不来张家，张家发生了什么事？
“哟，那不是多鹤吗？”小石叫道。
多鹤站住脚，把怀里的大孩、背上的二孩往上颠一颠。她看着他们，嘴巴还在不出声地唱着什么。小石想，她可别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他和小彭听这楼上的邻居说，张俭的小姨子脑筋有点错乱。
过了几天，小彭和小石到张俭家来混礼拜日，见多鹤已经神色如常了。她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厚实的黑发堆在耳后，脸黑了，瘦了，但她好像适合这张黑瘦的脸，年轻女学生似的。
她照样哑声笑笑，笑得把嘴咧到尽头，小碎步在泛着蓝青光亮的水泥地上忙过来忙过去。小彭被小石踢了一脚，才发现自己盯多鹤盯了太久。
小环从外面回来，头上一顶蒙着灰土的护士帽。居委会让各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去砸石子，铺工人大礼堂门口的路。动员到张俭家时。小环骂骂咧咧地出了工。把多鹤留在家里。
“一榔头砸我大脚指盖上！”她嘻嘻哈哈地说，“得亏我穿张二孩这双翻毛大皮鞋，现在还剩十个脚指头！”
小环一回来气氛马上热乎，她又是勒上一条围裙，支唤这个，差使那个，要给大家改善生活。她砸石子一小时挣五分钱，但她砸一小时石子得抽一毛钱的纸烟。回到家俨然是个财大气粗的挣钱人，把家里仅有的五个鸡蛋全用油摊了，再剁碎，和粉条韭菜做成饺子馅，包了两百个饺子。
吃饺子时小彭还是不断打量小屋里的多鹤。
小石笑着说：“咳，眼珠子看掉下来了，别给吃肚里去！”
小彭红了脸，猛站起身给他一脚。小石个子小，一张女气的脸上圆鼻子圆眼睛，入团宣誓都是这副淘气样子，小彭却是典型的关东大汉。小石其实也觉得多鹤突然出落了，没有头上那个古老的发髻，她看着极其顺溜，又不是一般女子的韵味。
“小环嫂子，也不给小彭操办操办……”
小彭又要站起来动武，小环拉住他。
小环说：“坐好坐好，我给你俩都操办操办。”
张俭一直在慢慢剥着南瓜子，剥三五颗，脖子一仰扔进嘴里，再呷一口白酒，呷得愁眉苦脸。他听到这里用半闭的骆驼眼横了一下小环，说：“咱家丫头在这儿听呢！”
小环假装没懂小石和小彭的打闹针对的是多鹤，就说她过去工作的旅店里有个女出纳，两根大辫子，哪天把她领来，让他们哥儿俩相相。
小彭不太高兴了，闷头只喝酒，也不吃饺子。小石说小环嫂子放心，他和小彭谁在女人面前都不是省油的灯，谁也不会剩下。小彭说他省不省油扯上他小彭干什么？张俭喝成一张关公脸，说他俩高兴来玩好好玩，表现差就不准来玩。
小彭和小石走了，已经是晚上八点，张俭上大夜班前只剩三小时的睡眠时间。他睡下一会儿，又起来，走到过道里，横了横心，手指终于按在多鹤房门的把手上。门轻轻被推开。
多鹤正在织一件线衣，没有开灯，借的是外面进来的路灯光。她的脸基本在阴影里，但张俭看到两束目光冷冷地把他抵在门口。她误会他了。他不是冲那个来的。他站在门口，轻声说：“给你申请落户口了。有了户口你到哪儿都丢不了。”
多鹤抵在他身上的两束冷冷的目光暖了些，软下来。可能她不懂什么是户口，但她这些年靠的不是言语的理解，靠的几乎是动物一样的灵性。这灵性让她明白户口是件致命的事，是好事。
“有了户口，你愿意出去工作，也行。”
她的目光融化了，在他脸上身上荡过去荡过来。
“早点睡吧。”他一手拉着门，要退出去。
“早点睡。”她回答。外人一听就听出这话的别扭，不仅是发音吐字的，她把“早点睡”当成“晚安”来回礼了。
但张俭觉得这话很正常，挑不出茬子。他替她掩上门，提着气，把金属门把一丝一丝拧向左边，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缩回，然后再让门把回转，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伸出，使那“咯咯”的转动声捏在他巨大、厚实的手掌里，因此基本是无声无息地完成了这套关门动作。孩子们睡得正熟，他不愿惊醒他们。他对自己解释。
但小环另有一套解释。她一听他摸索着上了床，便轻声笑起来。笑什么？笑他被人家踹下了床。他根本没心干那件事！有心也没关系，她又不吃醋。她吃哪门子邪醋？他就是跟她说落户口的事！不说事光干事她也绝对拥护，她要是不拥护，他当时能跟她生孩子吗？拥护个卵！难道他这时还想跟她去干那事？他难道是头猪？ 看不见她遭那么大的罪回到家？
小环只是哧哧地笑，不理他的分辩。
张俭一点睡意也没了，坐在床上，两个大膝盖头几乎顶住下巴。这样彻头彻尾的窝囊他可快疯了，小环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他跳下床就走。
小环头靠在墙上，点起一支烟，自得地、美味地抽起来。抽了一根烟，她长叹一声。接着她不着边际地说起女人都是很贱的，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这女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何况不止肌肤之亲，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她不承认她把命给了你也没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呢！
张俭一动不动地坐着。隔壁传来孩子半醒的哭声，不知是大孩还是二孩。大孩和二孩越长越像，一旦粗心大意就会弄错：一个喂了两遍奶糕，一个还饿着；或者一个洗两遍澡，另一个还脏着。尤其在两人一丝不挂的时候，只有多鹤能一眼认出两人的差别。
小环点上第二支烟，递给张俭。张俭没接。自己从窗台上摸到烟杆，装上烟丝，点着。小环今晚如何会这样深明大义？张俭仍保持高度警惕性。她的话从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渐扯到多鹤身上。多鹤是日本女人，没错，赌一条东海烟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爱不喜爱她的男人，另说，也无所谓。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她办不到。想跟多鹤和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跟她肌肤之亲去。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说不定还打两拳、踢三脚，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为她真在推拒、在出气、发泄委屈，实际上她已经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么“对不起”、“抱歉”都管事。
张俭听进去了。小环的话有三分道理。小环大事不糊涂。
他挨着她躺下来，头抵着她的腰。她的手伸到他头上，摸摸他的头发。这两年她常常有这种体恤、照料的动作，多少有点老三老四，把他当成个晚辈或者兄弟。不过这时候她撸他头发的动作特别让他舒服。他睡了一个又短又沉的觉，醒来满心澄明，好像很久没这么精神充沛了。
十一点钟的时候，张俭准时出门上大夜班。他在过道穿衣穿鞋，帆布工作服磨擦的声响把多鹤很薄的睡意搅散了。一个夜里出去上班、为全家挣生计的男人发出的这些声响让女人们觉得安全极了。
多鹤躺在床上，听这个出门挣钱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铝饭盒轻轻响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这声音使睡眠晕晕地袭上来。
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公园已经空了。她想跟人打听火车站，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她手指头蘸了桌面上的茶渍，写下“火车” 两个字。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对她又笑又摇头，脸都羞红了，意思是她不识字。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叫他认认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以为她是哑巴，拍拍他的架子车，手势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她过去。下了架子车，她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手指捻着那五块钱，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最后她决定不给钱，多给他几个鞠躬。她那双膝并拢，两手抚腿，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又在远处回头，没想到又受她一躬，这下他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