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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鹤在雨里跑着，东南西北对她都毫无意义。她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从车篷缝隙里露出脸，看着她这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谁也不敢揽她的生意。
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 会看票价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分量的乳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乳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