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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干部提出与彭总的作战计划相反的意见时，彭总就精力特别专注地侧耳静听。这神态仿佛表示出这样的意思：“一个指挥员，要能听下级干部和战士们的相反的意见。否则，你就拒绝了你的先生。”有时候彭总还说：“大家都以为自己经验少，据我看，身经百战的人经验不能算少了。可是，在座的哪一位仅止身经百战呢？”有时候他启发大家：“讲啊！同志们！一百条意见中，有一条意见可以用，那也是宝贵的。”
有时，彭总也盯住某一个正在发言的干部，说：“不会这样简单吧，要讲具体一点！”在这样的场合，彭总偶尔也有趣地插一两句什么话，接着会场中就是轻松的笑声。
彭总思索了一阵，把眼光从地图上移到陈兴允脸上，坚毅地说：“敌人来势汹汹，初看起来蛮厉害，其实这恰恰表示了蒋介石统治机构没有前途。他们是背着棺材来打仗的。他们倒霉起来，就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的。”
彭总具体而扼要地分析了敌我情况以后，最后把分析的各点加以总括。他说：“敌人的阴谋是显然的：企图在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围歼’我军。”他指着地图，又说，“你看！敌人三十六师天明以后，进入镇川堡；一军、二十九军今日已进至绥德城。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南边北上的敌人主力，一定分三路推进。”他讲的，显然是他和这西北野战军首脑机关的人，分析过很多确实可靠的材料，经过多次思考和反复讨论得出的结论。可是，他还边讲边衡量着每句话每个字的轻重和准确性。
彭总手指在地图上画着，坚定而沉静地说：“敌人如果很慎重的话，一路从绥德出发，顺咸榆公路，经过米脂到镇川堡与三十六师会合，然后向东经过沙家店、乌龙堡向葭县地区推进。”他的手指在无定河跟咸榆公路以东挪了点，又说：
“一路由绥德出发向东北经吉镇店，向葭县地区推进；另一路由绥德向东经过义合镇，然后顺黄河向北直扑葭县；敌人以为这样分路合击，就可以在葭县地区一举歼灭我军。可是，敌人分兵妄动，我们则集结隐蔽，瞅准机会歼灭其一路。你看，这样打法好不好？”
“彭总把敌人未来的作战计划，倒给具体地画出来了！”陈兴允微笑点头，一股兴奋的热流流遍全身。他深刻地感觉到：
“战争主动权”原来是这样具体生动的东西。他想，哪怕在某些情况中，猛看起来你是站在绝路上，但是你能很快地恢复主动地位，能紧紧地抓住战争的主动权，那么，胜利确定是你的。相反的，你站在被动地位，纵使你手中有百万大军，纵使世界非常广大，那你也会被击溃被消灭，在战争的决斗中输得干干净净。目前，彭总就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法宝。
陈兴允觉得彭总那庄严、刚毅的身躯，那锋利深思的眼睛，大概在敌人看来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和他的战友指挥着敌人：让敌人按照我们指定的路线、时间，走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全军覆没；因为他率领着战士们把敌人提在这里，拉到那里，直到把敌人拖得七死八活的时候，狠狠地猛扑过去，将敌人一网打尽；因为他按照党中央的意图，率领两万二千精兵，把几十万美国装备起来的蒋匪军，打得团团转。
陈兴允望着墙上的地图，他觉得彭总在那幅普通的自己每天与之打交道的军用地图上，也看出了自己所不知道的好多东西。他脑子闪过了一个想法：彭总的头脑中，该藏有多少战胜敌人的智慧啊！他熟悉敌人，像熟悉他自己的十个手指一样。这位严谨庄重的将军，是怎样巧妙地摸熟自己部队和敌人部队的脾气呢？他又是怎样巧妙地摸熟自己部队和敌人的情况，而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呢？那严肃深沉的眼光，怎样拨开事物千变万化的现象而攫住它最单纯的本质呢？……
彭总锐敏地察觉到陈兴允的思想活动了。他打量着这破旧的窑洞，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就在这里，我们前委的同志们，研究了怎么才能打好这一仗。不仅研究了怎么打才能打好，也研究了打不好了下一步怎么办？敌我双方十几万军队集中在这狭小而贫瘠的地区，没有粮食，多雨的季节又到了。搞得好，就能转危为安；搞不好，就得把部队拖过无定河，向西插去，说不定还得再过草地和沙漠。那当然就有一番更艰苦的周旋了。不过，算不了什么噢！”他背着手，来回沉稳地走了几步，又说：“陕甘宁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的铁打江山。这里的一百五十万人民，就是一百五十万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敌人永远赶不上。人民群众宁愿掉头，也不给敌人泄漏我军的任何情况。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我们的部队好，不仅觉悟高、作战英勇，而且你在指挥上有漏洞，他们就主动积极地弥补了。这种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他停住脚步，凝视着陈兴允。“有这么好的军队和群众，——陈兴允同志，——我们怕什么？”
接着，彭总又仔细而深有兴致地问陈兴允：跟随贺龙同志长征中在红二方面军当师长和抗日战争中在一二○师当团长时的种种情况，以及老婆、孩子是不是还在山西兴县住着……
陈兴允一面回答彭总的询问，一面在兴奋而激动地思索着……
彭总再一次用商量口气问：“你看刚才讲的这样打法好不好？”
陈兴允高兴地回答：“很好！”可是又想：“彭总怎么老是问我？……”彭总看破了陈兴允的心事，说：“我们的主见，你可以推翻；全部推翻也好，大部推翻也好……”他望着他，像一位循循善诱的教师，又说：“个人，少数人，想到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常常是靠不住的。因此，指挥机关提出作战方案，它就应当先设想各种理由来推翻它，然后请别人来推翻它。……这样反复辩证以后，所定出的作战方案，就是比较正确、比较成熟的作战方案。但是，实战还要对它作最后的检验。”
彭总走近电话机，把蜡烛递给陈兴允。他摇电话，要陈兴允那个纵队的司令员讲话，可是野战军司令部和这个纵队的电话，因路途遥远还没有架通。彭总又要管电话总机的人，给他接另外两个纵队的电话，然后他把电话耳机轻轻地放下。
彭总挪过来一个文件箱子，坐下来，两手放在有很大补绽的膝盖上，望着脚上破烂而有泥巴的陕北老乡做的布鞋子，边思量边说：“如果敌人像我们所判断的：分三路向前推进，那就有大仗打。而且只要这一仗打得好，我们就可以扭转陕北战局，同全国各战场一道进入反攻。”
电话接通了，彭总给各个纵队打电话。他是还像刚才给陈兴允讲的一样：具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然后把分析的各点总括起来说，敌人三十六师师长钟松，今晚会不会带两个营走无定河以北？他肯定地说，他的判断是，不会的。他又说，假设钟松带两个营走河北，那么打有什么不好，不打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不打，下一步又怎么办？他又是一层一层地分析了各种可能和对策。他给这一个纵队讲了，又给那一个纵队讲。陈兴允觉得：从彭总那耐心、仔细、从容而庄严的讲话听来，好像他肩膀上挑的不是西北战场全盘责任的重担，倒像是同志们在冬天夜里，围着火炉谈论工作和学习的心得。
彭总打完电话，站起来，要陈兴允把蜡烛递给他。彭总接蜡烛的时候，看见陈兴允手上长了一个疣子。彭总说：“啊！
你这里长了一个‘猴子’。”他右手伸出来，指着自己眼角下说，“我这里也长了一个。你把它拔掉，它又顽强地长出来了，乱弹琴！”
陈兴允抿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音来。
窑洞门外有人喊：“报告！”
彭总低声说：“进来！”
进来的同志，是个精明而有胆识的青年军人。他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虽然进来的时候，他擦去了脸上的汗，可是他满脸通红，呼吸紧迫，衣服上还有点点的湿泥巴。他向彭总报告说：“情况完全证实了。彭总的判断是准确的。敌人害怕我们截击，所以今天经过鱼河堡以后绕无定河右岸（南岸）推进，现在进至镇川堡十五里以上的党家岔、下盐湾一线。看来，敌人准备天明渡过无定河侵占镇川堡。”他指着陈兴允，又说，“这位同志带来的情况不确实。不确实的原因是：
河北河南有两个村子，村名字的声音相同，所以当敌人到了河南岸那个村子的时候，他们纵队的侦察员以为敌人到了河北岸的那个村子。这完全是误会。”
确实的情况证实了彭总刚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分毫不差。但是彭总脸上没有丝毫惊奇的神色，他反倒更加深沉地思索起来。
“啊！一切都在彭总的意料中。”陈兴允兴奋、激动。这不光是因为他具体感觉到未来胜利的巨大规模，而是他深切体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生动运用而产生了战争的转折点——从防御进入反攻。这战争的转折点，是非常复杂奇妙而又惊心动魄的。敌人声势浩大，步步进迫，高喊一战全歼我军，结束陕北战争。我军处境万分艰险，稍一不慎，就可能全军覆灭。可是突然战争的车轮要扭转了；敌人就要像摄氏寒暑表上的水银柱，突然从一百度降到零度似地垮下去。不错，按某种理由说，胜利在战斗打响以前就确定了。
彭总侧转身子，问那个青年军人：“还有什么新情况？”
那个青年军人掏出小本子，看着，说：“老乡们给我们抓来五个敌人的谍报人员，经过审问，又一次证实：敌人根据他们空军的侦察报告，把我们在葭县附近正在渡黄河的地方机关干部、家属、学生，当成我军主力部队。”
彭总把墙边的那个文件箱子搬过来，坐在桌子跟前，把摆在桌子上的材料、敌情报告、电报，一份一份翻着看。有些材料的字很小看不清，他就凑到灯前眯缝着眼睛看。
过了一阵儿，他凝视着墙上的地图，用右手把左手拳着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扳起来，又一个一个的压倒。计算着，思索着。
他稳晏晏地坐在那里，身子一动也不动。
彭总把看过的材料，一叠一叠整齐地放好。他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敌人，尤其是钟松，因增援榆林自认为是有功之臣，骄傲狂妄，轻视我军，因而也就易受片面和虚假情况的引诱，相信自己的主观臆断，分兵妄动。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没有不打败仗的。”他轻蔑地笑了笑，又望着陈兴允和那个青年军人，说，“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学到东西。敌人的错误，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那个青年军人，还拿着小本子，当彭总眼光落到他身上时，他又继续报告：“除了空中侦察，敌人获得我军情况的另一个办法是，查问我们最近释放的俘虏，特别是我们有意释放的敌人军官。”他把小本子急急地翻了几页，“我们昨天晚上，又把四个俘虏军官，带到适当的地方释放了，而且给他们暗示：我军已有一部分过了黄河。”
彭总说：“适可而止。这些作法，有经验的军人会识破的。”
那青年军人亲切地望着彭总，说：“是适可而止呀！”
彭总背着手，来回踱步，思量着，重复地说：“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像是这句话含意很深，他很喜欢它。
那个青年军人敬了礼，出去了。
彭总看着地图，又扳着指头计算了一阵。然后眯缝着眼，望着摇晃的蜡烛火舌，说：“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到自食其果的时候了。你看是不是呀？
……”彭总亲切地说话，让陈兴允拘束的感觉消失了。陈兴允有时候敬佩地望着这位眼里闪着威严光芒的人民战士，望着这位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儿子，望着这位意志和力量铸成的人。有时，他也看看那映在墙上的雄伟身影。
四点半钟了，蜡烛快烧完了，火舌摇晃着。一阵阵的清风，带来了山间野草野花的香味。夜晚是深远的，宁静的。窑洞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来了一个做机要工作的干部，送给彭总一份电报。彭总让他把电报放在桌子上，可是那个同志说：“三号，这电报也是九支队发来的。”
彭总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阵，脸上显出思索的光彩。他望着窑洞墙壁，仿佛眼光通过墙壁看到很远的地方。这是今晚九支队来的第五封电报。
陈兴允愣了一会儿，他想：“九支队？那不是中央机关的代号？啊，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的电报？”他觉着一种强烈的激动感情在汹涌，那颗军人的心在猛烈地跳动着。猛抬头，只见彭总望着他，就说：“彭总，还有什么指示，我可以走吗？”
彭总点头说：“可以！”他和陈兴允亲切地握手，又说，“三十六师是逃不过去的，我们很快就要同它交手的。”
陈兴允走出窑洞门，彭总送他出来，和他肩并肩，边走边叮咛：“请你告诉战士们，胡宗南看我们部队还不很充实，给我们送兵和武器来咯！”
“好的，彭总！”
彭总站在崖边，他能听见陈兴允往山坡下走的脚步声和沟里战马的嘶鸣声。背着手，巍然地屹立在那里，望了望哨兵的身影，又仰面凝视着北国漆黑的夜空；塞外刮来的风，把他的大衣的一角，微微扇了起来。……
陈兴允缓缓地骑上马，让马信步顺河槽走去，他沉入深思中了。参谋几次小声问他：“七○一，这一仗不打吗？”陈兴允根本没有听见。
河水哗啦啦地顺山沟流去，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后半夜天气有些冷，但空气却挺清新。山间野草野花散放着更浓的香味。
陈兴允让马有节奏地踏着小步前进。他觉得自己满脑子都是印象和心得。因为感情太激动，所以这印象和心得一时又整理不出个头绪。他只觉得兴奋、感动、信心充足，学了很多东西，像是自己忽然聪明了好多。
他把马的嚼口用力一拉，马跑了一阵，他又放松了马的嚼口，那匹枣红马又踏着小步走起来。
沿着大川道，处处都屹立着哨兵。他们不时地发出威严的喊声。露宿的战士们都抱着枪在河两岸睡着；炊事员背着锅，头垂在胸前拉鼾声。所有的驮炮牲口，都静悄悄地站在河滩里，连个响鼻也不打。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部队旁边来回走动。一切都显示着随时准备：走，打！陈兴允让马沿着小河走去，他可以听见战士的鼾声；说梦话的声音：“跟上……不……不掉队！”
陈兴允想：“多么紧张啊！战士们够累了！可是只要一声命令，这些忠心赤胆的战士，就会一跃而起，扑向敌人！”
陈兴允从彭副总司令想到战士们，又从战士们想到彭副总司令。他想起彭总说的：敌人可能分三路来，我们要打一次大仗；如果这一仗能打好，我们就能扭转西北战局，同全国各战场一道进入反攻。
他想到彭总接到九支队的那封电报。那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来电吗？一定是的；胜利的全部思想，都在那电报中，怪不得，彭总心里那么稳，那么有把握。……他觉得浑身都是热烘烘的力量，一夜没合眼，可是一点也不瞌睡。
远处有狗咬声、鸡叫声。陈兴允想：“天快明咯！”
他回头向参谋和通信员喊：“跟上！”双腿猛磕马肚子，马跑开了。
更深夜静，嗒嗒嗒的马蹄声，特别响亮，中听。
战马的铁掌，磕碰着石头，飞溅出火星！
拂晓，陈兴允回到纵队司令部，准备向纵队司令员报告彭总的指示和意图。
司令员说：“电话架起来了。彭总在电话中，已经仔细地给我讲过了。”
挂在墙上的地图下，丢了一二十个纸烟头。地图旁边的窗台上，丢着三四个烧得不能再点的蜡烛头。大约，司令员在地图下消磨了一个通宵。
司令员端着蜡烛，看了一看墙上的地图，又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显然心情很激动。
陈兴允猜想：“又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司令员向外看，黑暗已经悄悄地从他身边逝去，黎明爬上了窗子。他吹熄了蜡烛，说：“兴允，中央机关、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在我们驻地以北二十里的梁家岔。我原来想让你派一个勇敢、机动的团级干部带一个营，去给中央机关和毛主席担任警卫工作。现在不要了。马上要打仗，抽不出人来，我把纵队警卫连派去了，要他们去找任弼时同志接头。我很担心，因为毛主席知道我们派去了人，他就一定要把战士们打发回来。毛主席决不让我们把部队从战斗中拉出来去担任警卫工作。”
陈兴允一听到中央机关、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在自己跟前，就在最近这几天，他屡次经过的梁家岔，心头涌起一种不能抑制的欢腾情绪。他想起彭总接到的那封电报。他觉着，当彭总和他谈话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在他们身边，现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像是又在这纵队司令部。
陈兴允说：“司令员，你把纵队警卫连派去，那纵队直属队用什么掩护？我派一点部队来好吗？要嘛，我带一些部队去把警卫连换回来。＋H，说呀，只要你点头就行。”
司令员大声笑了，他说：“有什么关系？难道敌人敢啃我们直属队？对咯，你想去看望咱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兴允，这几天有的是机会噢！”
三
十五日后半夜，镇川堡北面十五里——无定河南岸的下盐湾村一带，驻满了敌整编三十六师（军）的部队。
离下盐湾不远有个小村，村当中有一座院落。进了院子大门，迎面是齐整整的五孔石窑洞。这是当年地主的住宅，后来分给农民。如今，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和师司令部的一些重要头目住在这里。
正中一孔石窑洞里，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有几个参谋人员站在地图边，念着西北野战军的部队番号，并在图上查看位置。有时，他们低声交谈着，从那乐观的声调听来，他们对这正在查对的情况是摸熟识透的。现在还要来查对一番，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例行差事罢了。
钟松坐在行军床上，带着吃饱喝足以后的懒散劲，脸色是沉着而得意的。有几个军官坐在小凳子上，其中有一个不停地打饱嗝。地下扔了很多纸烟头、破纸片和几个“杜鲁门”牌子的空烟盒。看来，他们刚开完一个什么会议。
钟松站起来剔了剔牙缝的饭渣，说：“榆林的酒，味道还好，但是并不有名！”
一个高个子军官说：“是的，师长。听说榆林的栽绒毯很出色，我们也没来得及见识见识！”
钟松走到地图下，漫不经心地瞅瞅那些个参谋人员，来回踱着。他左手伸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