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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服装穿着方法，特别是用皮带系住长裤子，在这一点上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是相同的。他们还有几种风俗习惯也是相同的，例如在殉葬时，匈奴人与斯基泰人都在酋长们的坟墓前杀死亡人的妻妾和随从，匈奴人有时要杀百人或千人左右。希罗多德曾经说过：“西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与眉毛齐平处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有同样的习惯，在下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老上单于便是用月氏王的头盖骨饮酒。况且，匈奴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样，都是好割人头的。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将他们割下来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并将人头皮系在马缰上以此为荣。在匈奴人的后代与第6世纪突厥人中，一个战士的坟墓上积累着与他一生所杀的人数同样数量的石头，并把这种作法看得十分神圣。印欧族游牧人与突厥－蒙古人有同样的血腥气味。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血洒在坟墓里，并要喝掉被自己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为了表示对订立盟约的重视，匈奴人在同一个头盖骨里饮血。为了悼念死者，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同样把脸用刀子划破，“以便血泪合流”。
同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者。他们的马、牛、羊与骆驼群将会决定他们生存的节奏。匈奴人的迁徙和这些家畜的移动，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水源和牧场。他们只吃肉食，这令多数吃素的汉人感到惊奇。他们穿的是皮衣，睡在毛皮上，把在毡帐下扎营。至于他们的宗教萨满教，是以祭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活动内容的无明确教义的宗教。他们的最高统帅或单于在“秋高马肥”的季节召开大会，以统计人畜数量。中国作家们的描述告诉我们，这些野蛮人有掠夺的习惯，他们在令人难以预知的时间出现于农业社会的边境，抢劫人畜和财富，然后，在尚未遇到还击之前，便带上战利品逃亡。当被追击的时候，他们采用是将汉人军队诱至戈壁或草原旷野的战术，用飞箭把敌人包围，在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只等到对方因饥渴和完全失去信心而精疲力竭时，再将其一举歼灭。由于他们的骑兵机动灵活、箭法高超，在草原上，从最早的匈奴到成吉思汗，这种战术一直少有变化。这种战术在所有擅骑射的民族中，不论是东方的匈奴还是西方的斯基泰都是相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可能的灾难来临之前就撤退了。中国的将领们却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通常被匈奴人的诡计诱到戈壁深处而遭到屠杀。
说到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匈奴人的语言归属问题，有些作者，如白鸟库吉，认为他们属于蒙古人。伯希和却恰恰相反，他在利用汉文译音作出了某些语言学上的复原时，宁可认为他们是突厥族，尤其是他们的头领。
匈奴人拥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其代表作品主要是腰带上的金牌子和其他金属牌装饰品，如装备在鞍辔上的铜钩子与钮子，上面有特殊的动物画像，或者表现在长矛柄头上，它以牝鹿的形态最具代表性。这种艺术时常被称作“鄂尔多斯艺术”，这种称呼来源于蒙古的鄂尔多斯部落。这个部落从16世纪起便占据了陕西北部河套地区，在那里发现了特别丰富的古物。我们现所讲的这种艺术其实就是草原特殊动物艺术的一个简单的分支。我们在上文看到草原艺术在俄罗斯南部受到亚述－伊朗与希腊的影响。不论是原始形的还者是现代派的，米努辛斯克的艺术总是足够的简化，在它进入鄂尔多斯后，便和中国美术发生融合，草原艺术对中国美术，中国美术对鄂尔多斯青铜，二者间便相互产生了的影响。有些金属牌子的上面刻绘有马的争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的搏斗图，在有些长矛柄头上则雕刻有圆形凸起的牡鹿或红鹿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艺术尽管具有较多的题材和虚构，但与米努辛斯克艺术还是非常相近的。
据考古学家们的最新发现，蒙古及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是同样古老的。1933年，瑞典考古学者阿恩认为，滦平与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甚至于4世纪下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代的中国艺术形成，这种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时繁荣起来的，所以把鄂尔多斯最早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时代中国艺术的出现更远溯到公元前650年。所以，草原艺术中的鄂尔多斯艺术中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它能够改变周朝中叶时中国的装饰美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曾经将周朝中叶的古代青铜装饰转变为所谓战国式艺术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是符合社会演变规律的。
匈奴艺术的主要发现地点分布在从贝加尔湖至河北、山西、陕西边境的区域内。在北方，外贝加尔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确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同时还有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克的墓葬，在那里发现过西伯利亚式金属牌与公元前118年起发行的汉代铸币。在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科兹洛夫（ｋｏｚｌｏｖ）考察团曾发现过一个匈奴王的墓葬，内有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华丽的毛织品上绘有同一种风格的图案（鹰和鹿的争斗，野猫与牦牛的争斗）；所有的题材都是用萨尔马特－阿尔泰的方式进行处理的；还有一件希腊纺织品，绘有一个留有上唇须的人物，乘四轮马车，它无疑是出自息姆米里亚统治下博斯佛尔城的某个艺术家之手；最后是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上面就记载了日期。或许我们应当把离那里不远的鄂尔浑河流域笃伯勒赤与伊勒赫－阿里克发现的壁画归于一类，尽管缺少日期记载，但壁画上对鹿的绝妙表现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的影响。在鄂尔多斯，原来绥远省的一部分——察哈尔与热河一带，有许多地方出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例如在承德附近的滦平，在张家口以北多伦诺尔西的哈丁苏木与哈隆－沃索，从张家口以南去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鄂尔多斯与陕西北部边界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个中国“刀币”，其上刻有“ｔｕ”（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鉴定，它是属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战国时代在中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形式。假使鄂尔多斯青铜的一大部分，即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与战国（公元前5～前3世纪）同时代，那么同一种艺术就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3世纪初）继续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荣起来。在诺音－乌拉发掘出的古物和鄂尔多斯出土的这个时代的多头动物形的青铜牌均可为此作证。此外，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带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很明显，它是由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仿造的。在这以后的时代，即在中国所称的六朝（公元4～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青铜器的影响并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动物均体态弯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同一时期，草原艺术同样影响着大侵略时期西方的扣钩、金属牌和装饰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9世纪还保持着草原上古老艺术的特点。同样的艺术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落还在延续，一些教徒用的小铜器十字架、鸽子及祈愿龛的上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这些古物在鄂多尔斯和它的邻境都有大批出土。而且，在整个西夏时代（公元11～12世纪）纯粹的鄂尔多斯金属牌都能制造，除非引起了萨莫尼先生注意的西夏字体是重新刻制上去的，或者，这些不作流通的西夏文副本是赝品。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2）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与月氏人的迁徙
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当时正是中国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统一时期。秦国的创立者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感觉到危险的来临，从公元前215年起，他与大将蒙恬完成了万里长城的建筑，以防匈奴人进攻中国领土。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人从现在的鄂尔多斯，即河套地区驱走。但匈奴人在他们的单于头曼（约死于公元前210～前209年）的率领下开始扩张领土，出击月氏人。在那个时候月氏人已经居住在甘肃西部，我们将在下文讲到它。头曼的儿子和继承者冒顿（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在东方打败了东胡，即满洲边境上的其他野蛮人；他利用秦亡汉兴（公元前206～前202年）时期中国为内战所耗十分衰弱的机会，于公元前201年侵入山西省，围困了首邑太原。汉朝的创始者汉高祖亲自前往相救，驱走匈奴，但其后自己却被围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台（在今天山西大同县境的古边境）。他在谈判中骗过了这些野蛮人，将一位公主也许只是个侍女赠与单于为妻，以至于能够从困境中逃脱，正如后代的中国诗人所唱的，可怜的“鹧鸪”被投给“蒙古的野鸟”。此外，公元前177或公元前176年，冒顿对甘肃西部的月氏人进行初次沉重的打击，但自夸说把他们征服了。他的儿子和继承者老上（约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将月氏人完全击败，将月氏王的头颅砍下做成酒杯。月氏人被驱逐出甘肃，被迫向西方迁徙，因而引起了历史上所记载的亚洲高原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
月氏这一名称是我们从汉文的译音，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下得来的，已经存在很长时期。许多东方学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迁徙中了解到他们）以及希腊史书称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就此看来，吐火罗与印度－斯基泰是一个民族在它生存的两个时代中的不同名称，它被认为是斯基泰族系，即印欧种族人。这个不同名称的统一化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根据中国史学家们的证明，现今甘肃西部在公元前2世纪时为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时就声明过在今天甘肃省张掖地区存在一个塔古罗民族、一座塔古龙山、一个托加拉城。另一方面，斯特拉波举出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各族中有吐火罗人，这个时间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月氏人在他们迁徙告一段落而来到了大夏国边境的时候，大夏正是巴克特里亚这个地方。由于一个并行的事实不断地被提到，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把中国史书里记载的月氏当作希腊史学家的“Ｔｏｋｈａｙｏｉ”，梵文记载里的“Ｔｕｋｈａｒｏｉ”，以及后来罗马帝国时代的印度－塞人，这将是一个可取的重要论证。另外，塔里木河以北的绿洲地区，即便不是月氏人的最初领地（因为他们的原籍是甘肃），但至少是与他们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部落的领地。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在中世纪早期（公元5～8世纪）时流通着的印欧语言，就是语言学家们在先前尚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而在今天却只满足将其叫作库车语，喀喇沙尔语等等。所以确实有可能在历史的早期，印欧人部落就已经向远东推进。事实上，在公元以前似乎有斯基泰－萨尔马特族系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西部，或者米努辛斯克区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天山南北两麓，费尔干纳与喀什噶尔一带有说东伊朗语的塞种人居住，这也是事实。这种事实导致我们同意这种假设。所以，今天的东突厥斯坦一大部分地区是被印欧人种占据，不论他们是喀什的东伊朗人还是库车、甘肃一带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
但中国官方历史学给我们的最早报道使我们看到印欧语系人在这些远方的据点上的第一次败退。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匈奴人在他们的冒顿单于（约公元前209～前174年）领导之下，给月氏人以沉重的打击。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他的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前161年）杀了月氏王，以其头颅作酒器，并强迫月氏人离开了甘肃，从北戈壁逃亡到西方。只有这些月氏人的一部分，汉人叫作小月氏，定居于祁连山南羌人或西藏人的区域中。据《前汉书》记载，他们在250年之后采用了吐蕃人的语言。其他的月氏部落，汉人叫作大月氏，则在走出戈壁沙漠之后，企图定居于伊犁河流域与伊塞克湖盆地，但不久他们又被乌孙人驱逐走了。中国史学家们认为这种乌孙人是蓝色眼睛、赭色胡须的人种。查本梯尔把“乌孙”这个名称与“阿西奥”联系起来，即与阿兰族系中萨尔马特人的另一名称相联系，把这种乌孙人视作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个乌孙人就像月氏人与匈奴人的推进一样，其一部分向南俄罗斯方向移居，但比我们估计的时间更早一些，但我们看到斯基泰人已经渐渐地被萨儿马特人所代替了。还有这样一个新的假设，被匈奴人从甘肃驱逐出去的月氏人在向西方迁徙的过程中，对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形成了很强的冲击。乌孙人虽然被入侵者即刻征服了，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在匈奴的帮助之下重新夺回了地盘。这时月氏人又不得不再次向西移动，来到了锡尔河上游，该河即希腊地理学者所称的亚克苏斯河，在费尔干纳省，中国地理学者把这里称做大宛。《前汉书》曾记载月氏人来到这里，他们曾到过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的边境。毫无疑问，在这个王国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欧克拉梯德建立了他的统治，我们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60年左右。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3）
匈奴首战告捷与希腊在阿富汗统治的终结
塔什干地区、费尔干纳及喀什地区是中国人称作“塞”（古代拼音为Ｓｓｅｋ），波斯人与印度人称作“萨迦”（Ｓａｋａ或ｓｈａｋａ），希腊人称作“萨盖”（Ｓａｋａｉ），我们则称之为“萨斯”（Ｓａｃｅｓ）的亚洲斯基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个民族确实属于斯基泰－萨尔马特这个大族系，即西北草原上的伊朗游牧人中的一个支派。在语言方面，自鲁德斯的著作之后，人们相信可以把萨迦语归属于他们。萨迦语是东伊朗语中的一种方言，斯坦因的考察团曾在于阗发现上中古时代的许多手抄本。月氏人在萨迦居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这些游牧人便大举入侵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希腊王子们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达恩时代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萨迦人在月氏人的压迫之下越过索格底安那，进入巴克特里亚并战胜了希腊人。因此，就在公元前140～前130年，巴克特里亚曾被游牧部落从希腊王赫利克勒斯的手中夺下。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在这些部落中最有名的要算阿西奥人、巴西奥人、吐火罗人及萨迦罗莱人，他们都来自于锡尔河以北的地方。但我们也很难正确地辨别出这些部落。在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查本梯尔把阿西奥人看作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的在伊犁河畔的乌孙人。萨迦罗莱或萨罗喀好像是一个古代的萨迦部落。至于吐火罗人，在贝利干最近的一个假设里他们被认为是月氏民族的核心部落。
根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128年，当中国的使臣张骞去拜访月氏人的时候，月氏人就已经征服并占据了索格底安那（“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据《前汉书》记载，在那里，他们建都于监氏城。羽田亨以为这个城名就是马拉坎达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字“坎达”的译音。两部中国史书都说月氏人曾经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但实际上大夏好像并没有被占领。达恩先生竟然认为月氏人所征服的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是希腊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说明萨迦人并没有将希腊人驱逐出巴克特里亚。再者，许多东方学者认为，此后不久，公元前126年，为了争夺“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以外的权力，月氏人渡过阿姆河，占领了那里的土地。他们的见解与《后汉书》的有些段落相符合，据《后汉书》记载，月氏人移居到大夏后，由五个首领或翎侯瓜分了其领土。而这一事件在几乎同一时代的《前汉书》的记载却不十分明确。它仅仅告诉我们，大夏（巴克特里亚）本来没有君主，只有城邑里的小官，整个民族都十分弱小，月氏人入侵的时候，自然没有抵御能力，被敌人轻易地臣服了。这种意义模糊、模棱两可的文句不会让人得出任何结论。但在《后汉书》里对这个事件却有明确记载，说在公元84年，中国将领班超曾要求月氏国王劝说康居（索格底安那）国王。这说明当时索格底安那与月氏国是有区别的。因此，月氏人肯定不在索格底安那所处的位置，只有可能再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方向才有可能找到他们。月氏人在阿姆河北岸稍作停留之后即渡河来到巴克特里亚，降服了那里的萨迦人。根据达恩的看法，月氏人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民族性的大迁移、大骚动，是游牧民族通过伊朗东部的一次逆流的信号。在被月氏人驱逐到西方之后，萨迦人占据了德兰基亚尼（塞伊斯坦）与阿剌硕西亚（坎大哈）。这是一次永久性的占领，因为这些地区的名称从那时起便由伊朗地名词变成了萨迦国的“萨迦塔那”，在近代波斯文中则为“塞伊斯坦”。
这些游牧民族从塞伊斯坦出发，直奔帕提亚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