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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并正式发表过声明，不参与国民党的工作。这个声明，是蒋背叛革命之后、奉
安孙中山时发表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一直居于香山碧
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国民党基本建立了全国统治后，举行安葬是合乎情
理的。蒋介石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当时，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特拨专款50万元，但修陵的实际费用，至少要花10
00万元之巨款！为了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
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幕边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造陵，气势恢宏，工程浩大，
奉安大殿的设计庄重雄伟。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
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
力修茸美化，就更加显得壮观。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先曾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
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于是改定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举行。但
又因蒋桂战起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才最后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梓专列，21日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一共搞了4天。
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25
日午夜，灵枢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
次鸣礼鸣一百零一响。到5月26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四时三十五分，
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
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
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仪仗
队，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
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
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二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
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树、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
加葬礼，送往中山陵。上午十时十五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报纸、电
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
了主要角色。为使“奉安大典”名正言顺，蒋介石还特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
庆龄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出于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与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仪
式。但她在回国前特意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奉安之后，
居住上海，与蒋介石集团保持径渭分明。
宋庆龄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态度，长期以来一直令蒋介石十分尴尬又十分恼火。
宋庆龄因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蒋介石惹不起她也不敢公开惹她。但正因如此，宋庆
龄可以对蒋介石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蒋介石表面上尊重她，骨子里却根本
不把她的话当一回事。所以，请宋庆龄出面劝止蒋介石不再打内战，只是以毛泽东
为首的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策略中的一个步骤，是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蒋施加的
诸多压力之一种。
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与先期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师陕北。红军三大
主力的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而蒋介石却认为红军主力会师陕北是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绝好机会。10月27日，
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29日，他又到了洛阳，
部署中央军及马鸿逵的部队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虽然亲自坐镇指挥，东北军前线各部队却按兵不动，对蒋的命令
阳奉阴违，万不得已与红军接触时，士兵们多是向天放枪，虚张声势，并不真正向
红军进攻。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
城堡被红军击败，廖昂一旅被全歼。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追
究责任，限期复电。张学良上下为难，凄然泪下曰：“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
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
11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
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
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放人。国际友人，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
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直到翌年7月31日，蒋
介石才释放他们出狱。由于这7个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日救国，反
对内战，被尊称为“七君子”。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
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一开始就严厉训斥张学良，
说他决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
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蒋介石虽然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红军厌战、避战。但他仍
认为此时是消灭红军的“10载以来难得之良机”，于是他立即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
樊粮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
力达60多个师计260个团，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红军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洛阳再次飞往西安，宋美龄通常是陪着
蒋介石的，这次她因病去上海治疗，未能同行。蒋介石到西安飞机场时，东北军的
青年军官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
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这些军官。他对张学良、杨虎城讲，东北军与西北军
必须继续“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
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还命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
军与红军的联系。张、杨深知无论接受哪一种办法，前途都不堪设想。12月7日，张
学良再度向蒋介石提出劝告，蒋介石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
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时值“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组
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游行学生情绪激昂，自西安步行去蒋介石的驻地临
渲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行至十里铺，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
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张见局势严重，
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
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
生说：“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12月10日，张学良
又到临漠请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
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蒋
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
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
行“兵谏”。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12月12日他就要离开西安。11日夜，张、杨2人决心在天亮
前发动兵谏。侍卫营长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漳华清池蒋的住所，蒋
的卫队曾进行抵抗，迅即被消灭。蒋介石在事后所著《西安半月记》中曾自述了被
东北军抓获的经过：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
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
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
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
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
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
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
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
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
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
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
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O五师第
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
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
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
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
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
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
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
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
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
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
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
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
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
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实
事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蒋介石手下的重
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共计十余人。
蒋介石此来西安，事先也知道这里的情况不稳，他曾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说：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货。此实为国家安
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
诸度外矣。”他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虽明知西
安军心不稳，仍是亲赴西安，由此也可知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有多么坚决。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东北沦亡，时
逾五载，国权凌夷，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
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
士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
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
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
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
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中说：“我们对蒋委员
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
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被扣留西安后，蒋介石
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样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政，军权就落在军政部长何应钦手里。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活动，拉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何应
钦看到看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极力主张对
张、杨采取强硬措施。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
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只因亲英美派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
对，轰炸西安城，怕将蒋介石炸死，才只轰炸了西安近效。中央军也开到华县，与
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
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寇要求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
事援助。又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同时动
员汉奸、托派造谣破坏，以制造混乱。
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给当时尚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致电，
通报情况，并请派代表给予指导。
“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南京政府、中共中央、日本、苏联和英美
等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激烈斗争。
当晚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接着又召开政治会议。这两个会议
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会议作出了四项具体决定，基本上反映了以何应钦为代表的
亲日派对“事变”的态度。这四项决定是：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行政院
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7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
陈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
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议还决定“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
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
南京亲日派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希望事态扩大，
酿成中国的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因此，日本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
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
“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不支持在欧洲
养伤的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何应钦看到这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最
好时机，便到处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要“不惜
玉石俱焚”，“明令讨伐”张、杨。同时，他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一些国民党
要员，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也主张“出兵讨逆”，
新的内战危在旦夕，中华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
在这关键时刻，宋美龄到达南京。
事情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当天下午，她在沪离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
建设委员会”，孔祥熙突然推门进来，告诉她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
明”。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渲关部队的将领樊松前将张学良的电报
转发南京政府的。因为当时西安与南京的电讯暂停，只好由渲关转发。当时，蒋逃
离住处躲进俪山还未找到，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份电报只说蒋介石“失踪”。而到
孔祥熙嘴上，为了谨慎，只好说“消息不明了”。
就在南京政府连夜开会的时候，宋美龄也彻夜未眠。此刻，她正在上海至南京
的特别列车上，随行的有孔祥熙、端纳、蔡妈等人。夜像死一般的寂静，他们谁也
没有睡意。宋美龄后悔这次没有跟随在丈夫身边，因为她一直是蒋介石与生活打交
道中的缓冲力量。每当丈夫对下属粗暴训斥时，只要宋美龄在场，她一定会好言劝
止，并对蒋的部下百般安慰。
无疑，蒋介石被软禁，确与他对张学良等部将的粗暴斥骂有关。事到如今，宋
美龄追悔莫及，长叹说：“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
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
13日凌晨，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她发现南京政府一派混乱，人心惶惶。当她
了解到何应钦等人的决定后，非常不满。宋美龄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
明了之前，遂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党其措置大骤；而军事方面复于
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为了整个来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
宋美龄一到南京，就立即与何应钦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应当说，宋美龄临此
大事，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她能认识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
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
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的
惩办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
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突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宋美龄为此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