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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办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
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突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宋美龄为此曾
与何应钦当面发生激烈的争执。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
行讨伐。”
宋美龄反驳说：“今日若遇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
何应钦：“委员长殆已不讳矣！再者，国家存在应重于个人之生命！”
宋美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厂’宋美龄向南
京的军政要员们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
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宋美龄进一步询及军政要员们：“如果事态扩大，酿成内战，谁愿担当此责？”
这样重大的责任，当然没人肯于承担，何应钦恼羞成怒，指斥宋美龄：“妇道
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冷静理智的看法，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则回敬说：“我决非朝夕索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宋美龄的话确是出自内心，她也绝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她对西安事变的看
法及其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的国内混战局面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因此，她的态度，得
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严重危
及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立即同宋美龄、孔
祥熙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人身
安全，并表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英美等国还在经济上给予
援助，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以稳定“法币”的币值。
由于南京与西安的电讯中断，消息阻塞，使宋美龄等人无法作出解决事变的具
体决策。为了尽快沟通宁陕之间的联系，宋美龄要求孔祥熙直接发电报给张学良，
要求张指定一个电台，以便随时联系。其后，宋美龄便发电报给张学良，告诉说，
她拟派瑞纳前往西安，居中调解。瑞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从前曾任张学良的顾问，
此时又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这种特殊身份，赴西安调解此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2月14日，在得到张学良的允许后，端纳来到了西安。
端纳一到西安，立即会见张、杨二将军，并把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当面呈上。
经与张、杨二人接触，端纳放了心张、杨二将军无意加害于蒋介石个人，他们
的确只是想“劝”蒋介石站出来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端纳又去见蒋介石，
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宋美龄在信中暗示了南京方面一些军政大员的态度对
蒋不利，尤其是何应钦，简直就是要借此机会置蒋于死地。蒋介石见到夫人的亲笔
信，情绪激动不已，竟哭了起来。端纳则趁机劝蒋介石说：“我到这里，是受蒋夫
人的委托而来的，我已经同张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
首先告慰您：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衷心拥
护您为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
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成为世界
的伟人；若是拒绝，势必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
员长心思的一转。”这一席话，对蒋的震动不可谓不大。端纳于次日飞回洛阳，用
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态度，使宋美龄“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
曙光。”
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仍不死心，他于16日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了对
张、杨的讨伐令，何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声称“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
了十几个师开往西安，并派飞机狂轰滥炸。宋美龄则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
伐行动，另一方面立即打电话给端纳，要他马上向蒋介石报告这边的情况，要求蒋
介石下一停战手今。
5．劫波度尽国共再携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了正确判断，并决定立即倾全力联合国民
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目的。并揭露日本与亲日派利用“拥蒋”、“救蒋”的旗号挑起大规模内
战的阴谋。同时，派彭德怀率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并向潼关附近集结，准备配合张、
杨的部抵抗何应钦“讨逆军”的进攻。
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
安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西安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工作，耐心说服主张杀掉蒋介石的张、杨所部中下级军官，宣讲中国共产
党的政策，终于使张、杨及其部下们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在劝说张、杨及其所部军官的同时，周恩来也亲自对蒋介石做了大量的思想工
作，动之以民心国情、晓之以民族大理，至少在心理上缓解了蒋介石对中共的戒惧。
12月19日，张、杨联名发表《告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书》：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
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
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
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
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
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
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来了
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
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
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
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
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
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
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去对外，
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
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
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
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
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
分了，试问这样准备有什么用呢？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
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
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
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
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
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
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
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
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
愿意渴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
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
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
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
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渝雪我们的一切国
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
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
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
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
勇气。
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
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到了这种时候仍然不忘记要政治手腕。当他得知“讨逆军”已开始行动
的消息后，既怕何应钦的军事讨伐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又想利用讨伐的王牌来要挟
张、杨早日放他、所以，端纳奉宋美龄之命来讨一张“停战手令”时，他只给何应
钦下了停止军事讨伐三天的命令。但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并未接受，他说这个
命令是蒋介石在西安被迫下达的，因此决定不予执行。直到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
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了下来。
这时，端纳也回到了南京。宋美龄意识到，目前真正能够劝说蒋介石接受谈判
的只有她本人了。于是，她决定同宋子文一起飞赴西安，但何应钦却不允许，他对
宋家兄妹说：“你们去西安，安全问题我不负责。地上过不去，天上有空军干涉！”
此时，张学良闻知宋美龄要赴西安，也来电奉劝她在绝对停止军事冲突之后再动身。
宋美龄见状，遂决定由宋子文先去西安。20日，宋子文与端纳一起飞往西安。
宋子文抵西安后，即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周恩来耐心地向宋子文阐明了中共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来深受感动。当晚，宋子文和张学良一起来到
蒋介石的住所，两人一齐力劝蒋介石接受谈判。经一番激烈的争辩，蒋介石的态度
始稍有转变，从拒不谈判转为讨价还价。
21日，宋子文带着满意的心情返回南京，他一到南京就到处宣传西安的情况，
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宋美龄由此更坚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22日，
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人来到西安。当时蒋介石对张、杨二人
的行为仍有强烈抵触情绪，经宋美龄、宋子文等传达南京方面的局势，蒋介石也认
识了何应钦、汪精卫等人的险恶，12月24日，蒋介石同意与张、杨还有周恩来谈判，
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但蒋介石坚持不在
书面文件上签字，他强调的理由是，如果形成书面文件，他就将在全国失去威信，
以后的领袖就不好当了。但蒋介石再三保证：对自己的承诺决不食言。
周恩来向蒋介石指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
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
形势是不抗日无以报国，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
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一致团结对外御侮，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石谈
话时，宋美龄及宋子文还对周恩来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感谢。蒋介石遂以“领袖人
格”担保，表示回南京后即执行谈判协议。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实现了
关键的一步。
当时，虽然蒋介石口头上同意了执行谈判协议，但由于他没有签字，中央军也
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因此，在西安的许多爱国将领不同意就这样放蒋介石回南京。
宋氏兄妹每天处于焦虑与疑惧中，唯恐变生意外。于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一方面频
繁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们中间，多方做解释工作，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
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的军队自潼关各向后撤1千公尺，并将西安谈判的进展情
况转告何应钦和孔祥熙。在抓紧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之外，宋美龄还努力做张学良
的工作，不断给他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已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一旦大规模的
国军进攻开始，双方都可能毁于一役。为了维护自己与蒋介石的尊严，她责怪张学
良铸成了“大错”，同时又表示理解张学良“确为造福国家”的初衷。
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所以，宋美龄一再要求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
蒋归宁，希望张学良以释放他们做为“圣诞礼物”。张学良深恐在放蒋这最后一步
上出什么乱子，于是在12月25日下午 3时许，在既没和周恩来打招呼、也没有同杨
虎城商量的情况下，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径直去了机场，又亲自送蒋介石飞往南
京。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
博在回忆中说：
“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
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假一个月藉资疗
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
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命令特赦，
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应蒋介石的请求，这一场“审张”、“赦张”又
“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
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
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于1937年6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
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1937年11月毅然携眷
回国。杨回国后，便被拘禁，直至1949年9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风将
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共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
（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唤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
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
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
至此！”
西安事变也是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关系的一次严重考验。尤其是宋美龄在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并甘冒风险，亲赴西安，面会张、杨稳定局面，终于化
险为夷，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其中，固然是中共中央及张、杨等人抗日救
国的决心和远见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宋美龄在事变发生后所表现出来的勇气、
意志以及为解决事变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是应该肯定的。宋庆龄女士在此后说过一
句话：“蒋宋之间，开始并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美龄真诚地爱蒋，
蒋也真诚地爱她。”这个评论是比较客观的，公正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
口静加治疗。“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月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受X光的检查，
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中越墙时所受的背上的跌伤。9日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
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日他飞往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年1月，国
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撤销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
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l月31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
了“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
“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的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
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
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2月8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
“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
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
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面谈，可以此言直接相告。盖以总理与越
飞共同声明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
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2月5日的日记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说当
时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即不放弃勘乱安内之责。二、政
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3年至5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
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