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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抑制一下军统，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等。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
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
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仁十四史》、
《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
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尤
其讲到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为武则天忠诚效力、杀戮异
己，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一段历史时，戴笠更有毛骨惊然之
感。以古鉴今，他更加惶恐和惧怕。他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
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笠已明白看出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当然，蒋介石现在还并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备，只是先从抑制
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蒋的心理，也开始防患于未然。对蒋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极力
与宋美龄、宋子文进一步密切关系；与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盟誓以为后盾，
同时挟洋人以自重，向海军发展，免得被蒋介石借口只是个特务而被铲除。拉拢蒋
介石周围各色人等包括唐纵的关系，使他们为自己说好话，继续巩固军统局内部，
培养毛人凤，以为退路。戴笠也开始整肃内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
蒋介石因在抗战时期，有用戴笠之处，故一直没有大动作。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会谈纪要》（又称
“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所谓
“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
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
止或修正”，尤其明确规定“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
讯和处罚人民之权”，并指出应“释放政治犯”。这些条款主要是共产党针对国民
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等提出来的。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是靠特务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会放弃特
务统治这一宝贝。从内心来说，签订纪要只是虚伪应付，他还是从骨子里要打内战，
消灭共产党。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应付共产党
和其它民主党派，同时他觉得正好赶上时机有了借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
的军统，使其不能再继续膨胀发展。
蒋介石随即向戴笠秘密发出指示，要求他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以减少中共
及民主党派攻击的口实。
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很高明：
一、撤销军统，使他有履行“双十协定”的信誉，应付了舆论。
二、抑制了戴笠，使军统再也不能构成对自己的潜在威协。
三、化整为零，并不是取消，等于加强，将来可以东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双十协定”的旗号，戴笠无话可说。
五、将戴笠捏在手里，将来撤销军统局对戴笠用与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蒋介石的这一步棋确实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蒋介石的命令，心情却极为恐慌。戴笠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
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终于要开始动手了。
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为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本钱了。戴笠考虑，先将
军令部二厅、内政部警政司掌握起来，将军统控制的军事情报、稽查和国民党军队
各级谍报参谋人员划归进二厅，将特工警察划归进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总局，
将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团、军委会别动军、交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
部所属各团及税警部队，加上接受投降的汪伪税警团和汉奸部队共7个多师，全部编
成18个交警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和4个教导总队，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
也很高。戴笠极重视这些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认为是最重要的本钱。1946年3月1
日，交警总局正式成立。另外，戴笠计划将军统局本部及外勤机关划拨到司法行政
部之下成立调查室。
但是，尽管化整为零保住了大部分实力，但军统局一旦撤消，尽被分割，自己
将无处可去。关健还是要夺得海军司令的职位，这只能依靠美国人。
于是戴笠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并
达成他为戴笠活动的许诺。随后，戴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
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
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蒋要打内战，一再
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至1946年，美军在天津
登陆就近五万人。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的能量，所以还觉得戴笠尚有作
用。
戴笠也抓紧时间，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部
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举办的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
绞尽脑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
对策。
戴笠还认为，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军统才有出路。他也认为军统的牌子由于反
共太臭名昭著，但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时，各党
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
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
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
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
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
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
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一口号
的质问得到大多数人出于不同目的赞成，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
有发生过。其实，这是很多人对蒋介石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
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
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它与戴笠有
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
军统特务为不耻。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
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诵集大成和保护者蒋介石居然并不反对，甚
至也持赞成态度。
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
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
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
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
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
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
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
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
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
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
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
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
上发难。
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
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
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
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
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蒋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
之。
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
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悼、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
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四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
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
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是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
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
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风等已获得这些人
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
（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的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
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
报，但毛人风以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经飞
机失事了。
戴笠明白，与蒋对着干不是上策，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
算。
就在蒋、戴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场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蒋、戴之间的矛
盾自然化解，云消雾散了。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
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人建议、支持戴笠出任
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对海军进行改组，撤换海军领导人，任命陈诚兼海
军署长。戴笠仍不死心，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金壁辉时，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
曾叛变投日，还从金壁辉处搜去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
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时，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
田中将此剑又交金壁辉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
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
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
但戴当时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
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
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
马汉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烟幕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
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
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
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
在1946年3月10日于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记念周，在讲话时说了一番深有
含意的话：“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
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
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
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
己也会倒的。作为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
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
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
备。
3月12日，戴笠约见郑介民（当时在北平执行军调处负责），把军统家底和善后
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
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
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于当日到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 11时起飞，赴上海与柯克会面。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
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
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
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3月18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失踪，非常恐惧与紧张，马上令各有关单位寻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证实。军统人员为戴笠等收尸。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剑，为以后查清
戴笠之死找到了线索。
同时，各报刊载戴笠遇难消息，以飞机失事定调。
戴笠之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片混乱，有人欢喜有人愁。
蒋介石刚开始如释重负，因为他再不必费尽心思抑制其人了。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蒋介石又逐渐产生了痛惜内疚和若有所失的感情。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蒋介石的江山稳固，戴笠是立下汗马功
劳的。而且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他的才干在蒋的心中
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内的官僚都不逊色。而且他能了解、揣摩、执行蒋介石的任何企
图，防患于未然。他已成为与蒋默契之极的心腹，军统也成为蒋介石须臾不能离开
的工具。
戴笠一死，军统的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不能与戴笠相比，工作处处
被动，不仅不能开拓发展，稳固蒋的统治，反而连维持现状都颇困难。戴笠死后共
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各大中城市频繁的学潮，民主党派的活动，都使蒋十分恼火。
他认为，这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所致。因而每逢遇
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想起戴笠，想起他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思考周全不给蒋
带来政治后果、处处秉承旨意、时时体念自己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乎天衣无缝的
种种长处。愈到后来，蒋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干无人可以取代，蒋因而不时后悔把
戴逼得太急，那时蒋介石还不知马汉三谋害内幕，总以为自己逼戴前来开会，才使
他在恶劣气候中丧身的。
蒋介石的后悔心清转为了他对戴笠的悼念活动的态度上。
戴笠的悼念活动，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其规模、声势，大的吓人。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讲
话中流下眼泪。在祭礼完成后。蒋介石开慰问军统烈士家属，大概是想起戴笠又再
次含泪以泣。蒋介石很少流眼泪，这很可以反映他的心情。
随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戴笠举行公祭。
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国各省的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公祭。北平、济南、贵州、
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无锡。兰州、广州、福州、厦门、长沙、
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纷纷举行了数千人乃至5万人的悼念祭礼。各地主祭人均为
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北平是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山东是
省府主席何思源，贵州是省府主席杨森，四川分别由卫戍总司令王缢绪（上将）和
军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张群在两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
七绥靖区司令王陵基（上将），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上将），江
苏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
因为蒋介石有旨意，所以这些要员心中明白蒋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动办
得隆重些。
6月1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任戴笠为陆军中将。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数百名军政大员为戴笠送葬。陪同蒋出席葬礼的有宋子文、
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邵力子等。蒋介石亲送了题为“碧血千秋”的花圈，还亲
笔写下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这很
可窥见蒋介石失去戴笠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