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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公司”，勾结革命党内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对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
一块矿地，准备以此向日本银行抵押一笔巨额贷款。如果陈其美能居中介绍签约，
鸿丰公司愿捐出借款总额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当即一口答应，
并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书来签约。
5月18日，双方约定在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山田家中见面。下午，李海秋带了许
国霖等人如约而至，陈其美已先在山田家中等候，大家刚刚寒暄落座，叛徒李海秋
却借口说合同底稿忘记带来，匆匆返回去取。李海秋刚一出山田家大门，立即从外
面冲进来两个凶手，拔枪就向陈其美射击。陈其美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头部连中
数弹，当即身亡。
蒋介石讯此噩耗，立即赶到现场。日侨山田怕无端受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
拖到门外，蒋介石赶到后，抚尸痛哭，悲撤至极。当时还是袁世凯统治，许多人不
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街头，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蒋介石当即将陈其美的尸体移
至自己的寓所，为陈其美购置棺木，20日午后入棺成殓。
为了悼念陈其美，蒋介石曾写了一篇哀忱凄切的祭文，说：“丁未至今，十载
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
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因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
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并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
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
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
身之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就在陈其美被杀的第19天，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穷途末路中也一命呜呼了。至此，
讨袁战争不战而捷。
陈其美突然罹难，蒋介石顿感失去了一个依靠。正如他在祭文中所说：“呜呼，
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笃，如公者乎！”终蒋介石一生，无论是在家
乡还是登上了权力顶峰之后，他是非常喜欢与人结义为兄弟的，这方面的例证举不
胜举。但在所有结义兄弟中，蒋介石最不能忘怀也是惟一怀了真情的念兹在兹始终
不改初衷的，惟陈其美一人而已。蒋介石于北伐后跃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统
帅地位，并从此在大陆统治了22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始终没有
忘记陈其美当年对他的提携和扶掖之恩。他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倍
加宠信、重用，对陈其美的遗孤悉心照顾和抚育，都是源于这种感恩之情。想当年
蒋介石赴日留学，除了一腔热忱之外，对革命尚一无所知，正是陈其美介绍他参加
了同盟会，引导他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其后的历次革命斗争中，又是陈其美时时处
处给以指点帮助；特别是陈其美在日本向孙中山着力推荐了蒋介石，使他后来能够
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赏识和重用。对于这些，蒋介石是没齿不忘的。所以蒋介石在
祭文中说：“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励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
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蒋介石之痛悼陈其美，固然多出于个人情感；而孙中山于陈其美死后，首先感
到的是从此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助手。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局势愈加混乱不堪。1917年7月12日，张勋迫使黎元洪非法
解散了国会。同年10月，在海军舰船的护卫下，孙中山偕同一批革命党人南下到了
广州，在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亲自领导
护法斗争。
这一时期，孙中山正在搞“联甲倒乙”的继续革命，这种方式的革命使孙中山
开始重视组建军队，因为他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某一派系的军队对他的拥
护或反对。
“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连连失败。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愈加感到组建自己
的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他从桂系军队中调来一支约共8000人的部队，组成“援闽粤
军”，当作自己的嫡系部队。孙中山任命党的将领陈炯明统率这支部队，驻节汕头。
也就在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突然死亡，蒋介
石成了一个比较“显眼”的军事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其美的死又一次帮了蒋
介石的忙，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信任和依赖的人。
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一种“命”，虽然主观上他未必那么想，但
客观上，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好像专门为了蒋介石而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促
成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接近；陈其美的突然死亡，使蒋介石迅速崛起。在孙中山眼
里，他很快就成了“陈其美第二”。
“第二化身”，的确如蒋介石所说，是一句“戏语”。
3．纸上谈兵，间关赴难，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举起护法运动的大旗时，蒋介石正在上海过着颓后
失意无所适从的生活。当他突然听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
备兴师北伐时，他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他有心奔赴广州去找孙中山，但转念一
想，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去见大元帅，未必能谋个什么好差事。那么拿什么来做晋见
孙中山大元帅的见面礼呢？蒋介石苦思苦想，自家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也干不成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倒不如闭门造车，先给他来个“纸上谈兵”，且看孙中山有何
反应。
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他认为：
“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众，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
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
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
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
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又提出：
“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
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应分为二期：第一期“中央
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
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
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
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连下湘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
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湘沪时，即以吴油为根
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
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使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
使其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各军
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
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晋、秦，以袭敌军之左，
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
1917年10月1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
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
为主力，向东海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
松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
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人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
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书寄出后，蒋介石就在漫长而无聊的岁月中开始了苦苦的等待。这
一时期，他像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寂寞访惶，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有时同张静江、
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做点儿证券投机买卖，有时回溪口家
乡闲住些日子。蒋介石这一年已是年过“而立”，长子经国、次子纬国均已出世，
老家还有他的发妻毛氏和母亲王氏。所以，虽然自陈其美死后，蒋介石的意志有些
消沉，整日无所事事。但他毕竟已为人夫人父，还要烙尽人子之责，便经常抽时间
回到奉化省视老母，看看孩子。
这样苦等了几个月，直到1918年3月，才接到孙中山从广州拍来的电报，命他启
程赴粤。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革命领袖孙中山第一次正式起用他。孙中山
在阅读了蒋介石先后奉上的两份军事计划书之后，对蒋在计划书中暴露出来的军事
才能深表嘉许。军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身边缺少忠于他的军事人才，而蒋介石毕
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又是在日本军校专门学过军事的。所以，孙中山决
定召蒋介石到广州，在自己身边协助军事方面的工作。
1918年3月5日，蒋介石来到了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赶到汕头，担任援闽粤
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授上校军衔）。
蒋介石近两年的时间没做什么事，现在忽然成了孙中山大元帅麾下的“上将军”，
心绪顿然开朗。实际上，孙中山1917年8月当选陆海军大元帅。11月 1日就已正式任
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并没有忘了这位陈其美的义弟。只不过蒋介石一直看不
上“参军”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没有及时到任罢了。这次的“作
战科主任”算是“实授”之职，所以蒋介石欣然领命。到任之后，他踌躇满志，几
天内就向孙中山呈上了一份《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不久，蒋介石随援闽粤
军行动，参与了大埔攻防战的指挥。这一仗，粤军获胜，蒋介石在部队中也立住了
脚，博得了陈炯明的信任。当年9月，蒋介石被提拔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相当于
团的建制）。
由“参往军务”作战科主任而升为统领上千人马的军事主官，这种变化对蒋介
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已明显察觉了粤军内部的派
系之争竟是十分严重。他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而统率粤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觉得困
难；又夹在陈炯明、邓控和许崇智这三大派系之间，更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而且，当时孙中山也因陆荣廷等人的排挤而被迫辞职，蒋介石愈发觉得前途渺茫，
在粤军中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于1919年6月离开了粤军，跑到厦门的鼓浪屿
闲居起来。后又于7月12日正式辞去了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职务，并且明确表示：
“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
辞职之前，蒋介石并未向孙中山报告。但辞职后，他立即离开了鼓浪屿，于19
19年10月3日赶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了自己辞去职务的理由，进而表示要
到欧美去留学。
孙中山被陆荣廷的“七总裁制”排挤，被迫辞去在广州军政府中的职务之后，
即转赴上海致力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当此多事之秋，孙中山身边正需要一大
批忠于革命又忠实于他本人的得力干部。因此，他当即表示不同意蒋介石长期离开
中国，而是希望蒋介石留下来，帮助他工作。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三年的计划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是用来试探孙中山对自己
的“重视程度”的，以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而论，他是不可能远涉重洋一去三年不回
头的。因为蒋母当时已是疾病缠身，次子纬国又才只有3岁，认了姚恰诚为母，在奉
化城内居住。国事的牵连当时还轮不到蒋介石的头上，但家事的纷扰却是蒋介石想
摆脱都摆脱不开的。何况他本来就十分眷恋家乡，挂念母亲的身体，又哪里肯抛妻
别子，置年老体衰的慈母于不顾，一个人跑到欧美去“留学三年”呢？所以，孙中
山一表示挽留，蒋介石立即“就坡下驴”，表示放弃赴欧美留学的打算，就此留居
上海，读书自进，时刻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
蒋介石的这种小手腕要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正是凭藉了这种政治手腕一步步
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的。孙中山素有君子之风，大度能
容，根本不可能对蒋介石的这种小伎俩有所觉察。所谓“君子可欺以方”，是之谓
也。
接受了孙中山的挽留，蒋介石便在上海住了下来，一面读书，一面参与股市经
营。
蒋介石的一生当中，始终对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怀有深深的敬意。自从在宁波
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学习《曾文正公集》之后，这部文集就从未离开过蒋介石的案
头。此外，对明朝理学大家王阳明所著《王文成公全集》，蒋介石也同样推崇备至、
尊为座右。在上海赋闲“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蒋介石每天细读精研的就是这两部
书。此外，这一段时间内，蒋介石还广泛涉猎了其它书籍，举凡中外军事典籍、政
治、经济著作以及中国传统的“资治”之类的古籍等均在其列。说蒋介石是个职业
军人，这在当时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若说蒋介石是个读书人，则于历史不符。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蒋介石都不能算是读书人，充其量也只能说他是个读过一
些书的军人。这也正是蒋介石日后成为“政治家”而不单单是一介武夫的重要原因
和显著标志。正因为是军人而且又读过一些书，所以在当时的孙中山左右，蒋介石
是最喜欢以书面形式向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的人，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在很
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孙中山的股脑之臣的原因之一。虽然是纸上谈兵，毕竟比不谈的
人好，也比不会“纸上谈兵”的人更容易受到重视与重用。蒋介石悟出了这个道理，
所以愈发专心地读起书来。
读书之余。蒋介石也不忘发财。他在交易所与人合伙经营股票，手风颇顺，几
个月的时间居然净赚了数十万元，“俨然富商矣”。
转过年来，陈炯明制下的粤军扩编为两个军，兵员达到两万余人。因为扩编，
孙中山手下的军事干部就派上了用场，许崇智被任命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蒋介石被
任为参谋长。
1920年9月21日，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官并掌管机要文书的朱执信在策动
桂系虎门炮台守军反正时不幸遇难。朱执信曾帮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是孙
中山的主要助手。他的死亡，顿时使孙中山“如失左右手”，是继失去陈其美之后
的又一重大损失。
朱执信一死，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就更显得重要了。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
信中曾夸奖他：“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
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可惜，尽管孙中山从此对蒋介石倚如股肱，但蒋介石在粤军及陈炯明心目中的
地位却不容乐观。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曾发动惠州起义，任过广东都督和广东省长，
称得上是“广东王”。他经营的粤军一向被他自视为“亲军”，蒋介石以一个外省
籍人士的身份担任第二军的参谋长，受到打击排挤是情理中事。此外，陈炯明拥兵
自重，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却并不是孙中山的信徒。对于孙中山的一些革命行动
和方针大计，陈炯明一直是表面上尊从，暗中却处处掣肘，制造障碍。
应当说蒋介石对陈炯明的居心叵测是早有警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比孙中
山先生英明。从当时的实际环境来看，孙中山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以陈炯明那样
的身份，他不可能在孙中山面前过早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而蒋介石是陈炯明的部
下，身处粤军将领之中，陈炯明对他的压制、粤军部将们对他的排挤，他是身受心
知体会颇深的。蒋介石毕竟同陈炯明共事多年，陈炯明的性格、思想，在孙中山面
前可以伪装，在一个普通的下级将领面前却无须装假。所以蒋介石对陈炯明的警觉
其来有渐，而且多是“感觉”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从这种“感觉”出发，蒋介石
认为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以共事”。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在写给孙中山的一封
信中曾尖锐地指出：“若望其（指陈炯明）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并
据此建议：“请先生善诱之而已”。
蒋介石的话没有说错，但他没料到的是，陈炯明居然这么快就对革命党和革命
的事业下了黑手。1922年3月21日，时任粤军参谋长的邓铿被陈炯明主使刺客暗杀。
蒋介石到这时才真正警觉起来，他在孙中山为商议北伐而召开的桂林军事会议上，
坚决主张先出兵讨伐陈炯明，然后再兴师北伐。可惜孙中山仍对陈炯明心存幻想，
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大感失望。他一怒之下，于4月下旬辞去第二军参
谋长的职务。并且不顾孙中山的极力挽留，于辞职当晚便打点行装，登上了广州开
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不乐地返回溪口家乡，却仍然惦记着广州的危局，他曾给粤军第二军军
长许崇智写了一封信，反复强调必须“先代陈炯明，再议北伐”，否则犹豫不决，
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
该着蒋介石露一回脸。陈炯明必叛的预言，不但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而
且“言”得非常及时。他的信是6月1日写给许崇智的，第二天，也即1922年6月2日，
孙中山从北伐前线韶关返回广州，立即就发现陈炯明的部队有“异动”迹象。
这一回，孙中山终于警觉起来，他当天便给蒋介石发去电报：
“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速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
至盼。”
孙中山醒悟得太迟了。
早在西征时，陈炯明在击溃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