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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了解了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之后立即抓到了这一革命的本质并加以赞扬。1912年7月，他在发表在布鲁塞尔出版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民》杂志上评论孙的一篇文章时写道：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在列宁看来，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列宁接着对比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在表示热烈的赞同之后，列宁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列宁当时认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相反，它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十月革命之后，不仅存在着各国因其发展阶段不同而异的国内两种制度的冲突（在发达国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且出现了全世界范围的两种制度的较量，即革命力量（不论何种类型）共同对抗它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①
①引文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另请参看列宁以下文章：《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同上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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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中国的民意很快变得激进起来，还有在1905年发生的两个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战胜了沙俄。虽然这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大国，所以整个殖民地世界都为此感到振奋。当时孙中山曾乘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阿拉伯码头工人把他误认作日本人，向他欢呼。尽管日俄两国是为了争夺一部分中国领土打仗、而且战事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不少中国人仍对战事的结局拍手称快。这不仅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亚洲（当时两国都对美国歧视‘东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议）而且因为这场战争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击败了一个专制国家。他们在这里得出了一条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中国赴日留学生的人数猛增，不光是因为到日本去学习现代知识比到遥远的西方去要节约得多，还因为他们想学习日本如何把现代知识在亚洲国家中运用。
另外一个使中国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革命的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孙中山的亲密合作者写的。从更早一些时候起，孙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国革命分子建立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情和合作关系。虽然这些俄国流亡者人数很少、处境困难，他们据说还曾给孙中山送过一些武器并传授了制造炸弹的技术。①
①请参阅S．L．齐赫文斯基着《孙中山关于对外政策的观点和实践》（俄文）。
他们之中有一位就是第二章末曾提到过的、波兰出生的尼古拉·K·苏济洛夫斯基（化名为尼古拉斯·鲁斯尔）（184？—1930），他同孙中山相识并常通信。他是一个真诚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属于那种列宁认为可与孙中山相提并论的类型。他们在1906年的通信特别引起人的兴趣。孙中山赞扬鲁斯尔撰文对中国的再生表示热诚，这在欧洲人中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认为鲁斯尔呼吁美国银行家和技术专家无私地或平等地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未免过于天真，因为在孙中山看来，美国或欧洲的资本家都不可能是无私的。相反，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他们就会大喊反对“工业上的黄祸”，因为中国工业不发展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尽管如此，他希望鲁斯尔的呼吁会帮助全世界具有真正善良愿望的人民认识到，四分之一人类的进步也将使他们受惠。①
①这些通信是苏联汉学家A．N海菲茨发现并在1956年由他出版的。在上述齐赫文斯基所著书中引用的是俄文译文（原来一定是用英文写的），现在本书作者又从俄文译回英文，不可能与原来的英文完全一致，因此不便作为直接引文。
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个时候，孙中山对于从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获得真正的或长期的帮助，是很少——或者可以说不抱——幻想的。从这个角度看，他自己作为未来的中华共和国的代表向外国当局或工商界所提出的经济或其他优惠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策略，用以防止他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政府。只有他正在努力谋求实现的未来的独立政府才有条件坚持外国以平等待我（不论具体安排如何）的原则，在此之前，中国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一个新的中国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出现。不管怎样，他为了使这个新中国出现是作出了伟大贡献的。
（六）内心世界
最后，除了他的政治经历之外，宋庆龄的这位导师和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他的内心世界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一样的复杂。
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是一个“空想家”吗？他富于理想，但他主要是一个行动家。他决心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从战略规模到技术细节——发生兴趣。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为进行重新建设所必需的场地做清理工作。
他是否过于自信？可以这样说。他对于既定目标的正确性和现实可能性从不怀疑。
但他同时具有非常谦抑的品格。这从他的民主作风以及他那种视高官厚禄如敝展的精神可以得到证明。他的老师和挚友詹姆斯·康德黎（就是1896年孙在伦敦蒙难时救他出来的那位英国医生）讲过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有一封从中国发给孙中山的电报送到了康德黎在伦敦的家中，因为当时孙寄寓在康家。孙把电报看了一眼就塞进了衣兜。后来别人问起电报是什么事，孙红着脸表示歉意，因为他没有早告诉他们。原来这封电报是通知孙中山，他已当选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几十年的奋斗所达到的顶峰。当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赶回去取得国家的最高职位，而是留在国外，为新国家谈判贷款（谈判不很成功）。他被认为是新国家元首的唯一合适人选，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求索，而是出于国人公认他在民国缔造中的最大功勋——他的声望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他是一个仁慈宽厚的人吗？他是一贯仁慈宽厚的，但他同时又具有一个战士的坚决精神。对于武装的敌人，他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但一旦他们落入革命者之手，就不准对他们作身体上的虐待，他为此发布过明令。他最憎恶并严禁施行酷刑。这是他所反对的专制制度下的丑恶行为之一，在他的革命队伍中是决不能允许的。
在哲学上，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者吗？在中国旧的士大夫阶层中，这样的人是常见的，并且受到敬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还有这样的古语，“知易行难”。孙中山永不休止地进行各种活动，经常处于“世间万物”之中，并且确实常常碰壁。但他一反成见，提出“知难行易”的新公式。他清楚地看到有必要研究采取行动前的各种条件以及行动后的效应，以提高认识来指导下次行动。宋庆龄后来把孙的这种态度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联系起来（虽然孙本人没有用这样的字句）。孙本人断续地、缓慢地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要素吸收进他的思想，尽管不是全部。
他是一个“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他可以说是一条腿植足于西方文化、另一条腿植足于东方文化——这也许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的短处。中国的进步是他唯一的奋斗目标，但有人认为，因为他长期在国外生活而在国内又只生活在若干沿海地区，他对中国的需要是了解的，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了解却不是很充分的。
正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这位不倦的奋斗者陷于新的危机时期——他受到政治上不断失败和个人生活悲剧（长女不幸病故）两方面的打击，精神上备受创伤，但像往常一样坚强不屈——宋庆龄进入了孙中山的生活。他们为共同献身的事业开始在一起工作并在后来成为夫妇。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分别载《列宁全集》第18卷（1912年4月—1913年3月）及第19卷（1913年3—12月）。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五章 为了维护共和：上海—广州，1916—1922年
第五章 为了维护共和：上海—广州，1916—1922年
1916年4月间，孙中山自日本秘密返回上海。5月中旬，宋庆龄也搭法国邮船公司的班轮回国。她这次旅行不能再像结婚前那样公开，因为她现在已是孙中山的夫人，从而成为注意的目标。
5月20日，她写了一封英文信给东京的好友梅屋夫人，说她已于上一天安抵上海。她在信封背后写的发信人姓名是暗语Woicy。①发信人的地址起初写的是“350 Hsien…”，然后又用笔划掉，改写“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泾浜55号）。②信封上贴的是日本邮票，说明这封信不是在中国发的，而是托人带到日本发的。在信尾庆龄亲笔签名“R．Nakayama”——R．是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的第一个大写字母；Nakayama是“中山”的日文发音。这个英文署名可以瞒过中国的检查人员，但收信对方则一看便知。
①迪亚斯（1830—1915）曾任墨西哥总统，实施独裁统治，仰仗外国资本，在1911年革命中被推翻。巴蒂斯塔（1901—1973）两度为古巴独裁者，1958年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部队推翻。蒙摩查父子均为尼加拉瓜独裁者，其家族统治尼加拉瓜近半个世纪，至1979年始被推翻。皮诺切特在1973年以陆军总司令推翻阿连德政府，在智利实行独裁统治，直至1988年。——译者
②“Woicy”或“Waicy”是孙中山当时在上海通知别人给他发电报时用的假名，见前引书《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英文）。
作这些伪装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虽已气息奄奄、命在旦夕，但还在垂死挣扎，妄想保住权力，所以从海外回国反袁护法的革命者都须采取严密的掩护措施。庆龄回到上海后，就得“帮忙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致梅屋夫人信中语）。这里所暗指的是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第一次讨袁檄文是从日本发的）。
正如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庆龄这一次改变环境，把她推进了一次新的危机。就在她到达上海的前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重要部属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在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占领了上海这个港口大城市，然后又攻占了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新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陈其美的遇刺是骇人听闻的，但他只是在袁世凯手中被害的许多无辜的爱国者之一。”庆龄在5月27日给梅屋夫人的第二封密信中写道，“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内心十分忧伤，但真理必将永存，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再次恢复和平和繁荣并为人类造福。”
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到达之前，他（指孙中山）的住处同陈先生的寓所相近。他一向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有许多特务跟踪他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同他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的中国免于毁灭的人……”
“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她接着写道，“但请仍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的。”
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当了总统。真正的权力落入皖系军阀头子段棋瑞总理之手，时局毫无起色。但袁世凯临死前的恐怖统治总算终结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7月末，庆龄病倒了，严重的肠胃炎，发高烧，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过于紧张所致。孙中山很着急，立即找山田去请一位好医生来诊治。到8月中，庆龄病愈，可以外出旅行了，孙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宁波、杭州和绍兴去旅游和休养。他们在那些地方接触了一些政界朋友，孙作了几次重要讲演。从留下来的照片上看，这对夫妇表现出度假时的那种轻松愉快情绪。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闲旅行——但即使是这一次也只能说是半公事半休闲的旅行。
回到上海后，情况变得好一些了。宋庆龄在1917年2月19日给梅屋夫人的信上说，以后通讯可写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环龙路63号”。（环龙路即今南昌路，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内）。她信上谈的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电影制片业（梅屋庄吉是日本电影业的先驱）：“我要是自己有钱，很愿意同你们合伙经营电影业，因为这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虽然她从未参与过电影制片工作，她一生都是电影的忠实观众中的一员，遇到有她认为优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们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们找到一起来观赏。）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写道，“我们的家里经常是宾朋满座”。他们的“地下”生活结束了。
宋庆龄在4月17日写的第三封信是给梅屋先生的，因为梅屋夫人正准备动手术。在这封信里，庆龄又回到当时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上来：“我想你大概知道，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许多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生命，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这一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这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此处皆为译文。宋庆龄的函件、文章多数用英文，本书所引用者如采自己发表的译本，皆在注释中注明，其他则为本书译者的译文。——译者
②这个“洋泾浜”的地址也是一个秘密地址。在上述《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孙告诉收信人，来信用两个信封，在外面的一个信封上写这个“洋泾浜”地址，里面再套一个信封，写明是给孙的。
参战问题不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验，也是《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极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棋瑞却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首都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国的军阀主义灾祸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样以政变为特征，而是连绵不断地进行流血的、毁坏性的内战，其源盖始于此。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由他的亲密追随者朱执信署名）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宋庆龄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孙的立场。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笔钱”是指段棋瑞从日本银行拿到了一笔500万日圆的贷款（史称“西原借款”），作为中国参战的报偿。
进行这样的收买活动的不止是日本。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赖尼希和曾任袁世凯顾问的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颇有影响力的乔治·莫里森，他们都曾各自为本国政府进行过活动（美国在1917年2月参战）。他们答应给予中国政府各种奖赏：不仅德国在中国所攫占的土地、特权和赔款都将归还中国，而且协约国还将贷款给中国。他们还示意将修改或重订19世纪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无耻的骗局。西方盟国早已秘密许诺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租借地——同把它们归还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至于他们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特权，当然根本无意作丝毫的让步。
认为参战无益、徒然引起内部不和的知名人物不止是孙中山。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表示反对，其中有总统黎元洪、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孙的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面对抵制的力量，段棋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