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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的倾向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倒是经常见到宋庆龄，同邓演达一起。她鼓励一些留学生学好现代技术，将来用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常来的留学生中有一个航空工程师。
就住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她同他们的关系如同在莫斯科时一样，由于派系纠纷和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而相当复杂。（这些共产党人中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德共党员，当时德共有一中国特别小组。）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柏林开会，宋庆龄虽然是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却没有像上几次会议那样被邀请。中国代表黄平和余飞两人是由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团派出的。黄平在讲话中不但攻击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而且攻击任何形式的左派国民党，说它们更具欺骗性，所以比右派更危险，等等。他在一家餐厅用餐时曾见到宋庆龄，但却不理她。所有这一切他后来回忆时感到很可耻。①
①据访问沈其震大夫的谈话。沈约在此时在德国学医，后在叶挺将军部下任新四军军医总监，对叶挺很熟悉，经常交谈。叶屡遭不幸。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在新四军移防时对之进行突然袭击）中他被俘后被关入集中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此后同蒋介石的谈判中，共产党坚持释放叶挺。叶获释后不久，在从重庆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与妻女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同时罹难。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诺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就在苏联被处决了。他甚至于没有像叶挺那样活着去抗击法西斯。他和叶挺对法西斯都是极端痛恨的，尽管在如何同法西斯战斗的问题上过去曾有分歧。
宋庆龄的基本政治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些复杂情况而“出轨”。她同邓演达和后来到达的革命者一起，进行这些活动。
在这些后到的革命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叶挺。这位生气勃勃的英勇的军官曾在广东同邓演达一起上过少年军官学校，当然这两个孩子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们后来会作为革命同志重逢。叶挺的生活道路同宋庆龄也一再交错。1922年在广州，作为孙中山总统府卫队的一员，他抗击军阀陈炯明的进攻，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出险。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的北伐中任团长，所部号称“铁军”，在占领武汉及向黄河推进的许多战役中功勋卓著。蒋介石1927年叛变后，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年底，他在著名的广州公社起义中作战。广州公社是为了扭转反革命浪潮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在城市中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一次英雄的战斗、也是一次悲剧性地在错误时机进行的战斗。
但在1928年，叶挺陷入极度的困惑和精神痛苦之中。在广州公社失败之后，他取道前往莫斯科，却被共产国际前驻广州代表、德国人海因茨·诺依曼指责犯了“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他是在战斗已告失败之后带着部队一起撤出的，为了把部队保存下来，以后东山再起。使公社失败并不必要地使许多十分需要的革命者（包括张太雷）牺牲的是对革命低潮时期成功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在克里姆林宫、在中国国内都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但当时莫斯科听信的是诺依曼而不是叶挺，①因此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在政治上长期韬光养晦，但没有放弃他的原则。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8—389页。
宋庆龄和邓演达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躲开叶挺，而是要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国革命新的前景的讨论。10年以后，他将再度为之而战斗，他的共产党党籍将被恢复，他的政治信念和军事活力及技能在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军长时丝毫未减。
在柏林集体讨论和分析的是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结论同宋庆龄和邓演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国的革命虽然遭受严酷的挫折，却是不可征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和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计划是使他们聚集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并尽可能早日回国。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已经举起革命的旗帜前进，同中共合作总的说来大家都是同意的，尽管有人（不是宋庆龄）没有去实行——部分原因是当时在共产党方面对此表现犹豫。
尽管有这些随之而来的复杂情况，宋庆龄对这一段在德国的生活是感到快乐的。她学了一点德语，后来在同外国友人谈话或写信时有时还用一下。她会唱唱或者哼哼德国歌曲，包括一些活泼的流行歌曲。在饮食方面，她对一种“土豆煎饼”特别喜欢，并且自己会做。多年以后，在战时的重庆，她到处找一种长把平底铁锅来做这种食品，因为用当地的尖底锅效果不好而平底锅在中国很少。①
①引自兰德尔·古尔德着《孙夫人保持信仰），载《民族》（“The Nation”）杂志，纽约，1930年1月22日。（中译文参考杨小佛着《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原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于吕明灼着《宋庆龄传》，第125—126页。这一声明与《宋庆龄选集》所载《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的核心内容相同，发表时间也很相近。——译者）
在柏林居留一年后，宋庆龄于1929年5月回国。蒋介石政府邀请她回去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已完成，陵墓的奠基礼她曾参加（时在国民党分裂之前）。政府当局和她的家属派她的第二个弟弟子良来劝她回去。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1929年3月26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选举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蒋介石——如同他过去（及以后）常做的那样——是想借用她的声望并把她罗致过去，至少是封住她的口。她对这一点很警觉，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走，但完全是为了相反的目的。她将展开孙中山的旗帜并揭露那些篡夺了这面旗帜的人，在国内这样做将更为危险、但也将更为有效。她公开宣告：
“我正在回国准备参加孙逸仙博士安葬紫金山的典礼。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处。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断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邵：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的参加葬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博士的基本政策（即有效的反帝政策、与苏俄合作的政策及工农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些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260页。英文原版作者注明根据尤恩森着：《宋氏三姊妹》（英文）第85更及克拉克着：《中国的蒋家》（英文），第64页。
他的弟弟不赞成她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据说她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①
①上海《民国日报》在次日（5月23日）曾有报道。此处及其他有关活动的日期均见《宋庆龄年谱》。
回国以后，她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启程前声明，因而她1929年的回国是短暂而又引起轩然大波的。它对当局企图使她陷入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大瓢冷水，而对所有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1930年9月20日），载《邓演达文集》，第83—88、183—191页。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宋庆龄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这一地区的首脑、军阀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在官邸宴请了她。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这一年，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到1931年，当日本侵入东北（外国当时通称为“满洲”）时，蒋介石却下令“少帅”不抵抗。几年之后，在成为时局转折点的1936年西安事变中，已失去耐心的张学良强制扣留了他的名义上的统帅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历史的发展是有其逻辑规律的，只是需要时间罢了。
当时，在1929年，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唯一的真正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张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他那些最保守的部下、蒋介石政府和某些外国所迫的。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
宋庆龄继续前行，过了山海关就进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区。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站迎接。傍晚到达北京，即驱车赴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献花。孙的遗体自1925年后一直存放在寺内。
她当时一定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这里，她作为一个极度哀伤的年轻遗孀，曾经痛悼她的丈夫，并且保证要捍卫和推进他的事业，完全没有想到前面的道路上会是这样满布荆棘、血迹斑斑。现在，她又回来了——她仍然年轻，但已是一个老战士了，经历过许多“为建设和拯救国家而进行的严酷战斗”的考验，并且准备去迎接更多的战斗。在1925年她哀悼孙中山时，她同她的家庭、同国民党是一致的。现在，她已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斥为孙中山的叛徒，并决心要把孙中山的旗帜从这些篡夺者手中争夺过来。
5月22日，她在碧云寺参加孙中山遗体改殓钢棺仪式，“哭泣甚哀”。①
①兰德尔·古尔德着《孙逸仙夫人保持信念》（英文），载《民族》杂志，纽约，1930年1月22日。
5月26日，她护送马拉的灵车去北京火车站，随行人员中新增了以名义上的共和国主席林森为首的南京特派迎梓专员，沿途30万群众默哀致敬。
两天后灵车到达南京，蒋介石到站迎接。孙中山灵柩隆重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天内各界公祭。三天后举行家祭，宋庆龄引领孙、宋两家家人行礼。蒋介石特别注意出席这次家祭，因为他要树立这样一个形象：即，他不仅是孙的政治继承人，还是孙的亲属。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面这个身份他是通过宋庆龄才得到的，因为他娶了她的妹妹（部分地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在紫金山中山陵隆重举行。宋庆龄主持了封棺和封闭墓门的仪式。“她使自己站立的位置离开别人、甚至她的家属，坚持完成这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仪式，眼看着孙的灵柩稳妥地安放进耗资百万的墓穴，然后就返回上海莫里哀路寓所。”这是美国合众社记者兰德尔·古尔德的简洁描述。①《纽约时报》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的报道中说，她“独自站着，旁边没有人搀扶。”②
①1929年6月1日电讯。载亨利·法兰西斯，米塞尔维茨着：《巨龙醒了》（英文），第243—44页。
②1986年4月12日艾黎对本书作者的谈话。这是艾黎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以后他们在工作上有联系并建立起友谊，长达半个世纪。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参加这一大典，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
“我们站在中山陵登山石阶的一边。宋庆龄从石阶的中央迳直登上。蒋介石和他的副官们在她的另一边。她不同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着她。”①
①见米塞尔维茨前引书。
米塞尔维茨还报道说，“士兵、水兵、男女童子军、宪兵和警察”事先已部署完毕，以便“悄悄地对付一沉默的、聚集起来的人群”。送葬队伍中有“中国官员、外国使节、军队和其他一些人。”灵柩是由“苦力”抬运的。墓穴只对“经特别邀请的人士”开放。①
①这是斯诺到中国的初期。当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文章只署了姓名缩写“E．S。”。就本书作者所知，这是斯诺第一次写到宋庆龄，那时他们还不认识。
确实，所有这些官方的安排同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出殡仪式大不相同，后者是一件人民的大事。
宋庆龄称这次奢华的仪典是“是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
6月2日，她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返回上海。埃德加·斯诺在《赛勒氏评论报》上写道：“二十多位中国报纸记者邀宵等候在上海火车站，希望能得到一个访问的机会。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她的动向的注意。”①但这一次，她在到上海时只传话说，她很疲劳，回上海来休息，不发表谈话。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着《宋庆龄传》。——译者）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却一点也不放松把她拉到他们那一边去的努力。这本来也就是他们要她回来的真正目的。6月17日，她的妹妹蒋夫人专程到上海来请她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她没有去。事实证明，她不去是对的。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禁止一切反对“三民主义”（按照蒋介石一派的解释）的言论及行动，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国民党政府。她避开了这一陷阱。
她同母亲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休息了几个星期。8月1日，宋庆龄采取了行动。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她发表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尖锐谴责。古尔德说，“要不是受到镇压措施的干扰，她这一炮将在全国得到响应。”在这个电报中，她指出：
“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日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①
①1929年7月，在对东北的苏联机构办事处进行袭击后，拘捕了200名苏联人员并取走了一些苏联所有的铁路器材。在以后发生的军事冲突中，苏军超过了边界，但在恢复了原来状态后即迅速撤回。
她所提到的对俄国的挑衅是指在中东铁路挑起的冲突。中东铁路在东北，由俄国建造，中苏共管，她最近回国时曾经由这条铁路。中国反动派自1927年蒋发动的政变后就积极参予西方和日本包围和骚扰苏联的战略，至此达到高潮。①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着《宋庆龄传》。——译者）
古尔德叙述了她的电报是怎样为官方传播媒介封锁的。英文报纸不愿意蒋政权找它们的麻烦，都不发表她的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刊登的是“一则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并且把孙夫人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后来又“对送去请他们更正的正本置之不理”。中国报纸“则不管哪种版本一概不登，以免惹事”。在国民党官员方面，“有人显然是同情的，但不敢公开表示；也有人大为光火”。在街上，“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起来；有一次传单是从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厦的屋顶上撤下来的……”
古尔德又写道，“孙夫人本人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①
①这篇记录原载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刊物《China Tomorrow》（明日之中国》）1929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1卷第12＄上，后天津《大公报》于1929年12月12日予以译载。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蒋介石对宋庆龄改变了手段。迄今为止，他一直想讨好她；现在改用威胁。充当蒋的工具的是戴季陶。戴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曾参加孙来在日本的婚礼，后来却从左派变成了极右派。
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宋庆龄发表了她自己所作的关于这次同戴季陶谈话的记录。这份资料的价值在于它是除《广州脱险》（1922年）外唯一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表达了她的态度和观点。因此，下面全文引用这篇记录。①
①载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海。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黝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坐位上站立起来，咕噜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