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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工作
在重庆，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也在出现。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西方国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盟国。它们不再绥靖日本、也不再阻挠中国的作战努力。它们还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内部团结对这一世界性的战争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对投降的坚决性方面，中共领导的军队位于最前列。
因此，当人们看清这些现实情况之后，宋庆龄在越来越多的驻渝外国官员、军人和记者中间，赢得了更多同情。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香港的外国人，因为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战时首都，而香港只是僻处一隅的地方。
由于是在重庆，宋庆龄还能有机会向一些短期来华访问的高级人物说明她的工作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这些人物中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威尔基以所着《一个世界》（“One World”）一书著名，他在书中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来华访问的时间较早，是在1942年。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他受到了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欢迎。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从而使他不受任何来自国民党对手的影响。宋庆龄对威尔基的印象不坏，但她没有机会接近他，周恩来等人倒是同他谈了话。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几个场合见到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他的日程是别人给安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见他想见的人……但CEL（指周恩来，“周”的旧音译为Chou）会有机会在他临走之前同他谈一次……8ra（指八路军）的林彪明天将到达，所以他可能有机会向威尔基提供第一手材料，因为他刚从前线回来。”①
①保盟工作报告《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英文）。
她对开明的副总统华莱士在对华关系上寄予更大希望，因为他是农村出身。他访华是在1944年6月间：
“华莱士先生很快就要从天而降了。我希望他有机会去访问一下农民，看看他们怎样耕耘、怎样生活……还要亲自看看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谁的利益更重要——是地主、还是农民。”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思·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
在见过华莱士后，她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同华莱士先生谈过了，谈得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同将军一样——我想他的访问会比威尔基有更大好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这里说的“将军”是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942—1944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同宋庆龄关系很好，很支持她的事业。他能干、诚实、痛恨虚伪、在军队中和社会上都同底层（而不是上层）感情相通，因此很受人爱戴。
不幸的是，这位副总统华莱士——宋庆龄把他同这位坦诚的将军相提并论——在这次访问中却被人利用了，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建议撤换史迪威。但这是另外一码事。
美国驻重庆的高级官员中，对宋庆龄的工作最同情、帮助最多的是史迪威。
史迪威曾长期驻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又会说中国话。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普通士兵，对军政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则深恶痛极。早在1936年，当时任驻北京中校武官的他就从斯诺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并且认为在同日本作战（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时它将发挥不仅对中国、也对美国极端重要的作用。到1938年，他驻在武汉时，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取得的胜利证实了他的估计；他帮助史沫特莱（他逐渐喜欢和尊敬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征集医药供应。
迫切希望尽快赢得战争并赞赏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作的贡献，史迪威下令，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的美军运输机内要留出一些舱位装运准备送到解放区去的救济物资。1944年年中起，美军派出观察组常驻延安，美军运输机也常直飞延安了。
在重庆，他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在1942年8月4日的日记中把她同她的姐妹作了比较；
“在这三位妇女中，孙夫人是最随和的，也可能是最深邃的。她反应敏捷、性格可爱、文静稳重而思虑周到。”①（关于史迪威提供的帮助和他自己的遭遇下面还要谈到。）
①同上，1944年6月26日。
1942年以后，主要的外国战时救济机构也都派出代表常驻重庆。主要由于宋庆龄的名望和努力，他们开始给保盟的项目拨款。加拿大提供了一些援助以继续白求恩大夫开创的工作。美国的援助来自“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美国所有私人援华团体战时均参加此联委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的援助则都通过“联合援华会”（在长期活跃的“中国运动委员会”鼓动下组成）。①其他提供援助的国际机构还有基督教公谊会资助的公谊救护队等。对于所有这些团体和机构，宋庆龄经常为保盟在解放区的项目提出各种申请，她的辛劳从至今还保存着的许许多多信件中可以看到。②例如：
①《史迪威文集》（英文），第133页。此书扉页题词为“献给孙逸仙夫人”。
②见阿瑟·克莱格着《援助中国——关于一个已被遗忘的运动（1937—1939年）的回忆》（英文）。这部书生动地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叙述了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活动，介绍了参与活动的人士及活动的趋向，说明了整个对中国的救济问题同当时更大的事件的关系。
致加拿大捐赠者的信有6封。①一封为国际和平医院呼吁的信中引用马海德医生的报告说：“到1942年底，所有来自外国的药品和其他供应品均已告罄”，“现代化的器械和药品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否则这些生命将白白失去。”马海德所附的急需物资清单中，除了当时新出的磺胺药物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如麻醉药、注射器、针头、腰椎穿刺器。报告还开列了已收到的捐赠物资及款项的详细清单，说明了新的运输途径。信件清楚地告诉外国捐赠者，在这战争的最后年月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充满了矛盾：
①这些信件是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发现的。
“中国西南部的局势非常严重（日军自1944年4月至11月连陷郑州、长沙、衡阳、桂林、南宁，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少数日军窜至贵州独山，国民党军全线溃退，重庆震动。卜—…希望这一挫折能掀起群众抗战的一次新高潮，促进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共是准备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的，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力量和促进民主。……但封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致美国红十字会的信也有6封。①她为解放区要求再分给一些医药供应品（当时正由印度大规模运入），并为已收到的东西（包括一台由英国公谊救护队协助、经陆路运到的X光机）表示感谢。1944年夏末，美军飞机开始飞往延安，宋庆龄在信上写道，“运输问题能得到这样好的解决真是令人欣慰”，并特别代表国际和平医院致谢。稍后，战事逐渐平息，她又想到了将来：“现在军事需要将自然而然地减少”，希望“你们在促进中国广大地区内人民健康方面继续给以合作”。
①宋庆龄致重庆加拿大教会医院斯图尔特·艾伦医生，1943年12月19日及29日，由保盟秘书约翰·福斯特联署；致温哥华加拿大医药援华委员会鲁思·T·基普林女士，1944年6、7、8月。
这是宋庆龄和保盟在同美国官方及半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最良好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史迪威在华任职的时期，此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了。
（五）不忘记老朋友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同老朋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常常关心着他们。
路易·艾黎，这位身体结实、热心肠的新西兰人，在宋庆龄的大力鼓励下为开展和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做了许多工作。到了1942—1943年，他也成了国民党找麻烦的对象。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工业合作社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都必须要找国民党做靠山才能存在。但国民党对“工合”越来越想加以控制，使之变成它自己的工具，同时把开创“工合”的民主和进步人士排挤出去。
宋庆龄在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他们在上海时就认识艾黎），几次提到他：
“路易正在‘冬眠’。他很伤心。这里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他撵走了。但卡彭特的到来使他们要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现在想把事情弄得使他到处碰壁，这样他为了‘面子’就会辞职。但我想，尽管他伤心，他有勇气坚持下去。”
“抓人还在继续并且越抓越多……”
（信中提到的卜亨利·卡彭特是著名的合作运动者，他到中国来研究和帮助工作，对艾黎在“工合”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他也有所了解。信中提到“抓人”不仅指“工合”中的进步人士被捕，而且也泛指社会上因反动势力益趋嚣张而出现的状况。）
“比尔（她在信件中有时用这个名字称艾黎）……虽然谦让，还是受到许多厉害的打击。他的工作合同没有续签……他有勇气，将在‘工合’坚持干下去，但我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比尔……又害疟疾了……他要做的事很多……但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少说少动。他的真心朋友们同他通讯要采取间接的方式。艾达·普律德在纽约，她可以直接寄信给他……（艾达·普律德是“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Indusco）的负责人，在艾黎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合”组织排挤出去之后，这个组织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这些日子，比尔成了个垂头丧气的人。他出力建设起来的一切正在很快垮掉，他这些年里的一切牺牲和劳动看来只给他带来失望。”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昆明美国红十字会R．D．帕克先生及夫人，1944年8月4日及30日；致重庆美国红十字会R．D．尼科尔斯；1944年9月25日及12月22日；致重庆美国红十字会罗伯特·M·德拉蒙德，1945年8月20日及9月8日。
但艾黎后来完成的工作比她当时所设想的要好得多。他被排挤出“工合”组织之后，就把全部精力用于创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甘肃省山丹县，招收农村贫苦儿童入学，教他们工业生产技能和合作社的原则——这些学生后来在解放本地区的斗争中作了贡献，不少人今天成了中国石油及其他技术界的高级人才。艾黎同宋庆龄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并且在战后和解放后的日子里更趋深厚。
这些信的收信人格兰尼奇夫妇，宋庆龄是很喜欢的，曾多次想让他们回中国来。她在给他们的信里介绍其他许多老朋友的情况和遭遇，谈论各种事情。
同史迪威将军对救济工作的帮助有联系、又同孙中山及宋庆龄的一位早期助手有亲属关系的是史迪威的副官理查德（迪克）·杨（杨孟东）少校。这位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当时二十多岁，他大学毕业当上工程师不久就遇上战争，志愿从军。他同宋庆龄虽然过去不认识，但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杨的祖先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移民海外，和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同乡。杨的伯父杨仙逸1923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宋庆龄曾乘该厂组装的第一架国产飞机“洛士文号”试飞，见第六章），后在东征运送军火船上因爆炸事故不幸殉难。宋庆龄在知道迪克·杨的家庭关系之后，实际上把他当侄子来对待，并且在他调赴缅甸战场后经常给他写“家信”。下面从她给他（还有别人）的信中摘录几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时局及她的活动和情绪：
“在远离现实的重庆的和平气氛中，很难想象一场猛烈的生死搏斗正在到处进行——在陆上、海上、空中，还有在险恶的丛林中……我如果现在是在前线积极参加战斗一定会好受得多……你要为我多打几个（敌人）。没有什么比干坐在这里、对这场为一切值得活下去的东西而作的严酷斗争作壁上观，更令人泄气的了。
“你不在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争取支援救济工作的文章，其中给美国劳工的一篇惹得这里的大官们火冒三丈，为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闭眼不看事实，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摘自宋庆龄自重庆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和11月7日，1943年7月16日。
这里所说的那篇引起风波的文章就是《致美国工人们》，1944年2月8日由“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这个社专向美、英及其他国家的工会报刊发稿，本书作者当时是该社驻中国记者。在这篇文章里最使国民党恼火的可能是这样几段尖锐的话：
“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积极抗日的军队，就不予分配。
“他们要表示对中国民主的关心，只要公开声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力量。这些力量就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在另外一封给杨少校的信中，她写道：
“我不能到前线去工作——至少可以护理一下伤员——真叫我生气！战争和它造成的痛苦变得如此遥远！应该让我更接近一些。当人们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捐出几元钱时，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尽了责任！”
她把前线的紧张和危险同重庆的腐败空气作了尖刻的对照，对她的亲属（杨少校认识他们）也毫不宽假：
“上星期天我的姊姊和妹妹乘C—54（一种运输机）去里约热内卢（巴西最大海港及政经中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就像是一节普尔门式卧车车厢（普尔门设计，设备特别舒适）。我希望她们的荨麻疹能治好，到秋天就回来。这件事当然又引来了一大堆谣传，尽管‘大元帅’（指蒋介石）请了不少大官、记者和教士参加一个招待会，用以驳斥这些谣传。”
这里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蒋介石夫妇举行的一次盛大聚会，专门为了辟谣——谣传宋美龄出国是因为蒋又有了一个情妇。
宋庆龄接着在信上又提到苏联的战况——对纳粹侵略者的反攻正在加强，而在国民党中国，则前线正在崩溃：“顺便提一下，你一定听到了苏联红军近来取得的迅速进展。我预料他们在1945年之前就可以欢庆胜利。”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2—144页。
她全心全意地为击败法西斯轴心国而努力，所以一直怀着同情和希望，注视着苏联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以及美国对日本主要在海上进行的战斗。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热切地希望在苏、中、美三国之间能够建立联盟。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害怕采取这一步骤。除了卖国贼和反动分子以外，全国人民都会赞成。”
同时，对于英国在全球的作战及其目标，她的看法不那么乐观，认为英国主要是想恢复和保留它的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他们是永远不会体面地放弃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7月16日。
（六）史迪威时期
前面提到过美军运输机把“保盟”募集的一台X光机运往延安的事情，这是宋庆龄通过理查德·杨少校向史迪威将军提出的请求。史迪威不但同意，并且在得知机舱门太小、X光机进不去时，甚至下令——当时人们都这样传说——“用喷灯”把舱门弄大。
即使在美军观察组（称为“迪克西代表团”）派驻延安之前，史迪威就派遣陆军军医梅尔文·C·卡斯伯格陪同第一批外国记者（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到八路军前线去访问。卡斯伯格在他的报告①中完全否定了国民党的说法（中共领导的部队不打日本人、没有伤亡，也没有抓到过日本俘虏）。他写道：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1月7日。
“根据我的观察，我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不符合事实……士兵们……几乎完全是用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起来的。我自己亲眼目睹，在一夜交战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足够装备八路军的一个连。……我也见到过被抓来的日本兵……我看到（八路军）许多伤兵。……士气……极高，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在开展游击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秘密。”
卡斯伯格医生注意到了抗日根据地民兵——他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后备民兵（“Minute Men”）来与之相比——所用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其他战术以及军民一条心的种种表现。
在他自己的医疗专业方面，他赞扬八路军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施的条件下对伤病员的医疗和看护。
在另一个报告中，他这样描述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它坐落在“一排排窑洞里”，但管理得出人意外地良好，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困难情况。“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在灶火上进行的……绷带、纱布、毛巾和其他布制品都是自制的，由医院职工和还能做些劳动的病人就地自纺自织。器械……都已过了使用期限……只有一台小X光机，已旧得几乎不堪使用了……（外科缝合用的）肠线完全没有。”但输血所需的血液却很充足，“过去一年里本院职工就有34人献血”——这表现了士气的高昂。
尽管物资极端缺乏，这所医院还是做了相当复杂的手术，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出200多名医生。医院里有一些老师和医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
卡斯伯格写道，“我不能不赞佩这些人面对巨大困难所取得的进步……人们如果去分析一下这些困难，那末极大多数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关于美国将来可能给予的援助（像史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