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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已故伟大丈夫的学说毫无疑问是主张民主的，但丝毫不是自由主义的。无论在社会方面或民族方面，它都是革命性的。在转向同苏联结盟之前很久，他已经作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保护资本主义的，宋庆龄的观点不是背离了、而是继承了他的学说。）
在巴基斯坦，如同在缅甸一样，她宣扬的不止是现代化。她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达卡当时是东巴基斯坦首府、现为孟加拉国首都。）她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在讲话中着重提出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我说，人类的进步是愈来愈快的，这固然是由于文化的积累，可是也由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程度不断的提高。广大人民一旦有了这种认识，就发生伟大的力量。历史证明凡是觉悟了的人民都曾推翻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了自己国家的独立。”①
①同注36。
从这里，人们似乎听到了孙中山“知难行易”和马克思“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名言。
在访问巴基斯坦半年之后，宋庆龄又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她在讲话中说，“在你们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心常常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之间友谊的增长和我们的合作的扩大，对于必将属于我们的最后的和必然的胜利，是重要的。”她敦促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这个群岛的千百万中国人同侨居国建立坚实的联系。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
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国宴上的讲话中说，他年轻时曾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把它译成印度尼西亚文。正是这部书鼓舞他去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他说，孙中山早就高举的旗帜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所有的亚洲人。他同尼赫鲁一样，对于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的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这样一种情绪的象征就是万隆——1955年4月，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城市，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举行国际会议，表现出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在访问这座城市时，宋庆龄说，“历史上还很少有一个城市……曾象万隆一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心。”①她还代表周恩来总理——他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向万隆人民致意，这也反映出她同周恩来在思想上的谐调一致。
①《解放日报》，1956年8月20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253页。
在印度尼西亚，她强调了本国国内和泛亚团结的重要性。她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把所有为民族自由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她是在鼓励在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刚露端倪的联合能发展起来。印尼右翼势力是反对这一联合的并不久就加以破坏。
＇越南：同胡志明的会见＇
这些年，越南还在为民族解放而无比英勇地奋斗。宋庆龄虽不能前去访问，但以极大的同情关心着斗争的发展。1955年7月，她在北京寓所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这是在越南奠边府大捷之后不久，这次在中国支援下进行的战役重创法国殖民军，使越南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她同“胡伯伯”的关系很老了。在本书第十三章中已经提到，二十年前，当这位越南革命领袖（当时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上海时，她曾帮助他脱出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接上了同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日本和日本人：保持同日本人民的传统友谊＇
最后要叙述的是她对日本——一度以东亚征服者自居的日本的态度。宋庆龄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她对日本人民的友情则从未中断。在两国争斗方酣的时候，她对日本战俘发表过热情的讲话，还帮助日本进步分子同中国的抗战力量携手共进。
现在，在人民共和国，她对重振旗鼓的日本民主力量及其反对日本反动势力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庇护下复活的斗争，表示极大同情。
在1950—1951年，她大力声援在“松川事件”中无辜被捕的工人，并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身份捐赠一万美元给这些无辜者和他们的家属。
1951年2月19日，她还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及“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反对美国片面对日缔和及武装日本（这是同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密切联系的）。她指出，中日两国有着千百年和平交往的传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使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因此，两国人民应该竭尽全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再度为患。这是对整个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益的①。
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1951年2月19日），载《宋庆龄选集》，第269—270页。
在以后那些年里，她会见了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特别是那些为了同新中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而努力的人士，其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在孙宋联姻后也是宋庆龄的）老友宫崎和梅屋两家的亲属。
在1954年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她对中日关系既有忧虑，也有希望。她对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上危险的备战道路，表示忧虑”，但相信日本人民“能从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走上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她表示，中国人民愿意“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和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①
①《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2页。
1966年，在北京庆祝孙中山诞辰百周年时，她邀请日中友协会长宫崎世民（本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宫崎寅藏之子）和西园寺公一（一位进步的日本贵族，在北京居住）到家中作客。中国革命在日本各阶层中一直得到友谊的支持，这一传统仍然得到保持并在后来结出新的果实。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鲜明的立场、深厚的友情＇
在那些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
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转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进入了这场冲突。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中，宋庆龄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选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
“献给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
——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
她还将全部稿费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①
①据《人民日报》1952年9月28日的报道。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作进行细菌战的试验（一些装着带菌昆虫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国境内）：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进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下了传染病菌，目的在于毁灭……谷物和牲畜。
“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对那些即使在物证面前仍然怀疑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读者，她引用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有关人士的话来加以证实。如美国陆军化学战争服务处的爱尔登·H·威脱将军就说过，“我相信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话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上）。又如，美国陆军参谋学校的《军事评论》杂志在1950年4月的一期上写着，“应当培养和准备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话，要使那些传染到的人都得病”。又如美国的《科学新闻报》在1950年7月8日一期上写道，“假如朝鲜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试用细菌作战了。”
她进一步问道，“纳粹和前日本军队的细菌战犯究竟在美国实验室内干着什么？”人们是不是忘记了美国和日本都从未在禁止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战的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其他大国政府都已签字）①
①这个问题真可说是一针见血。在以后的若于年里，在美国和日本出版的书籍中发表了不少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讲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试用细菌武器的情况、用战俘（包括美国战俘）作试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以及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方占有日本的资料以用于自己的细菌战研究。为此日的，在二战结束后使日本细菌战专家免于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控。在这方面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多年钻研这一问题的约翰·鲍威尔的著作（他因公开报道这一问题而在美国法庭被控煽动暴乱罪嫌受审）。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细菌战：美国对一项战争罪行的掩盖》（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0年10—12月号）、《历史上被掩藏的一章》（载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年10月号）、《人作豚鼠》（载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5年11月3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有时使公众不明真相》（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1986年7—9月号）。鲍威尔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引用目击者的证词证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批准石井四郎中将和他的细菌战部队（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是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在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根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
宋庆龄不只是谴责。她还提出，细菌战和化学战应该连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西欧各国、德国和日本人民）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应该为此而努力。①
①参见《宋庆龄选集》，第303—307页。
但是，也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正猛烈厮杀的时候，她仍试图保持同美国人民联系的纽带并建立联系的桥梁。
1952年亚太和会的筹备工作在北京进行时，她对美国人民热情地呼吁，希望他们参加：
“我们诚恳地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派遣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美国人民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成员，他们热切地关心我们所决定的问题；他们也确实能够作出贡献。会议将使他们有机会了解世界的这个地区在想些什么。已经有人用他们的名义做出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也应该了解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他们和进行这些行为的真正罪犯截然分开的……
“我们要向他们保证，我们或任何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都不会威胁他们或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美国人民知道，我们各国人民有许多理由应该合作……
“我们这些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人民要和美国人民一道来答复这个问题：‘在朝鲜、越南和马来亚进行战争、订立把别的国家当做殖民地的片面条约、重整军备、限制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一切究竟使谁发了财？’……
“换言之，我们和他们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一小撮靠战争发财的恶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美国人民看做一个盟友，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缔造和平……”①
①《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和平而奋斗——为〈人民中国〉而作》（1952年7月31日），载《宋庆龄选集》，第308—314页。
这段时期，在她的中国福利会任职的美国人谭宁邦和西尔维亚·坎贝尔继续照常工作。1952年，她还克服了许多困难，把老友耿丽淑从纽约请回上海，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后，词以前一样，她急切地盼望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抗战前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的老同事）能够回到中国来。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他们的信显示出她在新中国政府中的高位并没有使她对老友们的友情冷淡下来，尽管由于朝鲜战争他们之间的通信曾一度中断。她在信中写道：“我看只要存在紧张局势，情况就会总是这样捉摸不定。老哈利①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根源。不管怎样，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②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③她像通常那样在信里谈到了一些旧友们的近况，还谈到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她希望格兰尼奇夫妇能参加这个工作，但始终未能实现。
①老哈利指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译者
②苏西是宋庆龄青年时用过、后来对老朋友们仍用的名字。——译者
③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55年4月25日。
在这封及以后的信里，她还谈到了一些有关她自己生活的琐事。有一次，她说，由于眼病，医生禁止她在一个月内看书写字。“但你知道，当人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工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时，这是多么难以做到！”
当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医生那里看完病之后，她满怀深情地给格雷斯写信：“……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昵称）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幢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我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指她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警卫员）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来这里渡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
她以无比自傲告诉格兰尼奇夫妇，中国福利会为上海劳动妇女和儿童的服务工作已有很大发展：
“你们如果能来访问我们的中国福利会所属的一些单位，一定会感到很愉快。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和妇幼保健院——工厂女工在怀孕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指导和照顾。我们的工作在进步。外国访问者在参观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几位英国客人说，在英格兰也没有这样好的托儿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去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会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
在1955—1956年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前，她给格雷斯写信道：①
①同上，1955年4月25日。
“我得准备一大堆服装……我非常讨厌，因为我对穿着已经毫无兴趣。过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体已经全方位地膨胀起来……想到要穿‘紧身衣’真让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能就这样穿着制服去！”
很显然，她喜欢解放初期在衣着方面那种朴素的风气。但她一直未能见到格兰尼奇夫妇，直至1970年（其中情况将在下一章叙述）。
对于那些从中国回去后受到麦卡锡主义①迫害的美国友人，她尽力给以帮助。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进步青年，40年代在美国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时认识了宋庆龄。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曾短期派驻延安，发回的报告被赫尔利大使认为过分说延安的好话，因此被遣国美国。他在夏威夷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并出版友翼报纸《火奴鲁鲁纪事报》。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审。宋庆龄把一件传家宝——她母亲的一套锦缎绣花结婚礼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以便变卖后得款进行诉讼（有吉的亲属没有变卖而是留作宝贵的纪念，并在1981年10月送还中国）。②
①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50年代初因骇人听闻地而又未经证实地指控共产党在高级政府机构中进行颠覆活动而横行一时，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他的不适当行为，从而结束了麦卡锡主义时代。——译者
②请参看本书第三章。这套礼服是由美国人玛格丽特·斯坦利女士带回中国的。这位美国护士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参加“公谊救护队”来华，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和“洛杉矶保育院”工作，这两处都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资助办理的。
她积极支援为约翰·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以及他们的同事舒子章辩护的活动。鲍威尔从他父亲手里接办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西尔维亚（娘家姓坎贝尔）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舒子章曾经当过兵，学过中文，40年代后期作为记者回到中国工作。按美国官方侦查用语来说，这三个人都不属于“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对国民党感到厌恶，因此对中国的革命表示欢迎。他们的《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1953年他们返回美国之前。
回到美国，他们被控煽动罪，因为《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反对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发表在朝美国战俘的消息（战俘们的家属赞赏他们这么做，但华盛顿不喜欢），并且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而对这一切他们三人要负责任。人们应该会想到，他们返回美国（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