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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
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
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权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
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
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
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
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
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
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
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
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
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
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
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
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
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
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
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
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
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
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
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
（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
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艺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
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
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
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
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
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
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
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
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
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
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
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
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
“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
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
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
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
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
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
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
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
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
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
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
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
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
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
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
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
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
的风雨蚕蚀，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
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
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
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18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
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
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
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
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
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
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
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说后并没动肝火，而
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
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
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
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
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
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
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
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
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
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
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
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
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无耻！”是牵动了真
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
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
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
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
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
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
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
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
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
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
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
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
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
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
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
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
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
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
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
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
中的个体，特别是在《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
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
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
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
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
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
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白的，出井后个个成了红脸关
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脖子和脸，涂红了你的眉毛，并被你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
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
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坚硬如铁，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
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
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抡锤击铁钎。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
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
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
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
是感叹人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苏联古老的
民歌：
草原望无边
路途遥又远
路上一车夫
饥寒快死去
告诉我老婆
再不能相见
结婚的戒指
请你送给她
矿井拢音，歌声雄浑，沙哑而悲壮的回声，经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声中潸然泪落。
紧闭双目，靠着凉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小儿子的笑靥，妻子因消瘦
而塌陷的两腮。曹队长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儿去服劳役呢？她那弱不禁风的
身体，又能干些什么活儿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犹豫，我们俩双双身陷囹圄，命运像一条苦
藤把我俩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整个北京市也算绝无仅有的一对苦瓜了。
“你的命运比我强一点，到底是一个人进来的！”我说。
徐长叹一声：“各有各的难处！”
“你妻子不是没提出离婚吗？”
“还没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她善良吗？”
“就是她有菩萨娘娘的心肠，在这个年代也会变得冷酷起来。”他说，“到那一天，我
不会怨恨她。时代每天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
“你没死，你说得很好。”我内心充满苦涩地为他解忧。
“好？谁知道这纤夫的纤绳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于是“用力拉，使劲拉”的宽阔而深厚的歌声，从他喉问喷发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
爱音乐，陪他一块儿唱这首歌。每当此刻，我就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背纤的纤夫，拉着一条
沉重的木舸，在积满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弯腰而行。古俄罗斯的纤夫还有伏尔加河为他抒解
忧闷。古老黄河的纤夫每天还能听黄河的一路诗歌。这儿无曲无歌。由于埋有矿藏的山皆为
秃山，因而这儿没有一棵绿树，山上也不长青草，春日到来之际，难以觅到任何一朵报春的
野花。有的只是岗楼、铁丝网和到处书写着的“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每每从岗
楼下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
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
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
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
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
打到徐恭谨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绢为他捂
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他硬是头上
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
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
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
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
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
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
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