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
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
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
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
闲扯淡
你有千变万化
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
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
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
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
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
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
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
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
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
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
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
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
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
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
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
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
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
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
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
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
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
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
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
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
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
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
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
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
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
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
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
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
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
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
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
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
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
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
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
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
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
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
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
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
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
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
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
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
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
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
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
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
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
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
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
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
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
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
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
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
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
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
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
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
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
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
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
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
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
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
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
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
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
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
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
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
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
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
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
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
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
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亲
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
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
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
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
他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
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
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
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
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
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
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
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
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
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
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
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
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
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
“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
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
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
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
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
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
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
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
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
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
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
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
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
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
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
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
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
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
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
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
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
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
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
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
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
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
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
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
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
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