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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
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
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
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
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
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
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
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
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
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
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
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
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
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
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
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
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
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
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
闪烁着火光，好在清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
吃起“加餐”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
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
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
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
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
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
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
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
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
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
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
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
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
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
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
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
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
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
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
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
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
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
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
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
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
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
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
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
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
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
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
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
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
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
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
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
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
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
连连说：“红军过草地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
厕所方向一掷，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
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是，待麻
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另找生火的地方去
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
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
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
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
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
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
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
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
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
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
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
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
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
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
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
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
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
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
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
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
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
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
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
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
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
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
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
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
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
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
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
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
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
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
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
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
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
“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
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
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碱地，高粱不易成
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
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
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
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
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
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
目，饥汉们当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
惑力——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
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人体内的
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时，他在
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把人们身
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小队长，‘值
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
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
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
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
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
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
“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
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
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
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
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
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
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
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
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
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
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
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
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
“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
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
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
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
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
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
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
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
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
我之所以能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