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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
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
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
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
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
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
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
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
“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
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
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
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
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
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
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
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
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
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
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
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
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
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
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
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
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
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
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
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
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
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
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
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
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
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
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
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
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
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
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
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
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
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
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
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
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
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
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
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
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
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
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
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
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
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
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
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
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
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
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
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
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
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
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
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
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
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
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
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
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
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
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
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
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
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
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
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
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
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
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
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
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
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
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
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
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
“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
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
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
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
“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
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
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
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
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
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
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
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
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
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
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
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
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
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
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
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
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
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
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
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
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
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
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
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
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
（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
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
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
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
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
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
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