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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子埋得极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党，后来去了延安；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
时肃反、胡抓‘AB团’的事情。其实，极‘左’路线早有前辙……”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
“什么叫‘AB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
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说话十分直率：“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党内老同志
都知道这个名儿。给你举个例子听，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
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这些党内的陈年往
事，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除了欣欣向荣，就是一片轰轰
烈烈；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
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更为重要
的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
于工作繁忙，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对极“左”路线
进行过严肃的清理——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于极“左”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
有过多少次的回潮？又在这种回潮中，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国
人几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毫无所知。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心中感到
一片茫然。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野百合花》。”
“你读过吗“
“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
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认
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但是并不能说服我：“无风不起浪，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
中干什么？王蒙、邵燕样、刘绍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党内领导层内，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这是暂时现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楼’；
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强求你接受。但是你们文人，生来就爱做
梦；怀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
“我这个人更重理性。”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最后只好说：“当然，我也希
望好梦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你离北京近一点，对老太太（指我母亲）和我们的小
儿子，心理上也是个安慰。”
她是个理性思维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对党内的历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虑她对
我们未来的分析。但是一到团河农场，面对这个劳改系统的“桃花源”，被她冷却了的东
西，又开始逐渐升温。就像一只蜘蛛，重新修补被风吹破了的网结之后，残梦又重新在网隙
间重织。当然，自古文人爱做梦是个强大的内因；但也不完全出自于内因，团河农场确实有
许多诱人织梦的生活元素。首先，这儿再无茶淀农场的荒芜，在茶淀是长期吃不到白面的；
而在这儿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饱肚子；在茶淀可谓“三月不知肉味”，来到这里隔三过五的能
见到荤腥了。对我个人来说，不存在饥饿问题；但对于多数同类来说，这是个头号的大问
题。就在离开茶淀之前不久，曾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任市内一所中专物理教师的韩大钧，
在田野里曾挖出一窝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个正常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经是
老燕京出来的知识分子——后来为人师表的人（平反后任《大百科全书》编审），竟然在众
目睽睽下，把这一窝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这只是在大饥饿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长镜
头之一。
也许只有走过这一段苦难历程的人，才能对“饥饿”二字有深刻的理解；并对知识分子
的失雅，有所认知。中国古代曾留下这么一则历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见饥民
们正在捋吃树叶树皮，便问他的随行大臣：他们怎么不吃肉粥？我所以在这儿把皇帝也扯了
出来，不外想说明，没有亲身经历饥饿的人，是无法理解人在特殊环境中的变态行为的——
知识分子也是人，当饥饿超过他的耐力负荷时，他们为了生存，生活礼仪便会化为乌有。在
茶淀农场的584分场，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场拼搏：发粥的木车一来，等着抢“剩余物资”
的成员，就严阵以待准备战斗了：他们每人手拿一块胶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着发完早粥，
便一拥而上，把头伸进粥桶，用手中的胶皮抹吃粥桶中的残余。由于参加的抢食者太多，粥
桶常常被抢粥者们掀翻；于是人们便追着滚动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滚”——有人往
粥桶里钻，有人推着粥桶跑——一场人与人、人与粥桶之战，在劳改队院内展开。这场面已
然是让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伤的是，这种悲凉武戏的演出，知识分子最初只是观众，而
发展到后来（即我们告别茶淀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参战了——当然这是老右中的绝对少
数，但是读诗书、明礼仪的昔日大学生，何以会有这样的表演？只有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饥
饿年代得了浮肿病的病号。因此，团河农场能给老右们充足的口粮，对这些刚刚从饥饿阴影
中走近皇城的人来说，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劳改队，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们想到，这一切变化都是政治气候“多云
转晴”带来的。我们初到团河那天，干部没有例行专政机构对被专政者的训话，董维森教导
员与高元松队长，只是到各屋转了一圈，看了看我们的生活安置和每个成员铺位的宽窄。他
们身后那条狗是可怕的，但他们和蔼的神情，给每个老右，都留下不同于昨天的印象。当时
我在第二小队，当董、高刚刚离开我们的监舍，来自清华大学的刘伯俭，就用他浓浓的湖南
腔，对我耳语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便说：“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屋内分南北两面大通铺，我睡在南侧的通铺上。与我相邻的有陆鲁山、郑光第、张
蓬甲、徐继和等，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四个人都是学理工
科的。我与刘伯俭的古诗对应，不能不引起四邻的回声。张蓬甲也来自清华，他说：“虽然
我们别了大盐碱滩，怕还是没有走出‘模糊数学’的范畴。”
来自同一学院的刘伯俭，不大同意张蓬甲的悲观：“生活可不是代数公式，它的变化是
难以引进ABC的。”
两个受难的青年老右对未来预卜的南辕北辙，在当时曾引起同屋几十号同类的关注。记
得，我当时是个乐观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环境的宽松之外，三畲庄的小环境也不像个
劳改队的样子。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来风——我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这么说，认为我们的生
活要起变化的，占这个受难知识群落中的绝大多数。当时，担任我们第二小队小队长的名叫
王贵峰，他是东北沈阳人，曾是某厂矿的保卫干部；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像他
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何以会成为右派，我已记不清楚了——在“点头”和“摇头”
都能成为右派的日子里，重新回忆他的右派原罪条文，已毫无意义。但他在我们当中，是另
一种类型的代表，确实使我难以忘却。记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类，为明天点染各种色泽
时，他靠在身后的棉被垛上，眯着他两只不大的眼睛，一声不吭。他虽是我们的头头，但显
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约，与知识分子的言谈存有沟壑。在他的思想深处，可能绝少梦幻色彩，
因而当我们之中的陆鲁山和郑光第，以绝对的冷色，对我及与我同一观点——对未来涂梦的
人，以诗对诗地回敬我们时，他的眼睛才渐渐睁大。
陆鲁山引的古诗如下：
可怜河边无定骨。
都是春闰梦里人。
这两句诗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孟浪而发，它赤裸地倾吐着对生活的一种绝望情绪。
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但是小队长王贵峰的内心深处，却显然与陆、郑的情绪脉络相
通。限于他是我们的头人，不大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便拉开棉被要我们早点休息。他
说：“你们无论做活梦死梦，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无梦。梦是啥鸡巴玩艺儿，它是画中的烙
饼，纸上的媳妇；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觉；不吃饱不了肚子，媳妇不跟你一被窝亲热，
你就永远有不了娃儿。”说着，他把那身绽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绿军装一扒，钻进了
被窝。
他的这番话，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把几十个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声过后，我仿佛听
到了一只来自莽林中的杜鹃蝶血的啼鸣声。他的话虽然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内涵却
十分丰富。他是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的，也许更理解社会的政治经纬，因而流露出与老右
中的乐天派不同的音韵。这一生活细节，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实因王贵峰不属于知识分
子的范畴；他又是我们中间惟一与美国鬼子在战场上肉搏过的人，对此“独此一家别无分
号”的人物——他的铺位又与我相连，自然而然地就将他铭刻于心了（在80年代后期，我
曾接到他寄自东北一个厂矿的来信，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仍担任该部门的保卫工
作）。
第4节 “作茧自缚”的第一天
两天的整休很快过去了。在这两天的时间内，我们沉浸在清理个人卫生。与新相识的交
谈之中。乐天也好，悲天上好，新相识的新面孔，总是诱惑着人的求知欲望，希望能知道新
同类们的彼此情况。在《走向混沌》中写到过的陆丰年君来了。过去，他用缺耳铝锅煮食
“三毒”，曾经去过了一回阎王殿。这次，他幽默地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
和我过去在一个分场，面孔是熟悉的，因此并不算新的相识。在休整的两大时间内，除了与
“摇头右派”刘君结识之外，还与我的学长——比我高几个年级的校友赵岳相会在三畲庄。
应该说，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见面，在我摘取洗净的衣服时，我看见一个身材消瘦得像
竹竿一样的人，低着头在寻找什么东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队撤离这儿时，留下的一越垃
圾；此时尽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烂东西，仍然发出一股呛鼻的气味。最初，我并没有
留意他究竟在找什么，后来我才发现他蹲在垃圾堆旁边，嘴和腮都在不停地蠕动着。我立刻
明白过来了，这又是一个饥饿后遗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寻找可以进口的东西。由于这些镜
头，我已习以为常，便想从旁边夹着衣服走过去。
他大概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过来。他一只手拿着半个干瘪的。上面沾满了
污痕的茄子，伸出另一只手来跟我握手：“我叫赵岳，是你的校友。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
你。你过去是青年作家，而我只是个无名的教师。”
寒暄过后，我认识了这位学长。
“这东西都变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说。
他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着那个干巴茄子。看他的神态，与
老校友谈话，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往嘴里填塞东西。他本来就瘦得脸如刀条，嘴
巴尖尖，他使劲嚼动茄子时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在中学动物课本上，看到的老祖宗类人猿嚼
食浆果的图形，只是我们这位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手中的食品远没有老祖宗采食的
野果新鲜。
我面对面地望着这位曾是为人师表的学长，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他跟我来
到我住的屋子里，直到嚼完了那根茄子棒儿，才对我说：“看样子，你没得过浮肿病，我浮
肿最严重的时候，连两腿之间那个‘玩艺’，都肿得像一充了气的蔫黄瓜。浮肿病的医学解
释是什么我不知道。按着我生活中的体会，它起源于饥饿，发展于脂肪和维生素的匮乏。饱
汉不知饿汉饥。学弟，你现在是没有动笔的权利了。你如果还没被打入‘地狱’，我要是动
笔来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会说我‘戴着有色的眼镜，有意丑化社会主义？’学弟，就是
将来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笔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刚才这一幕描上一笔，人家会不会说你反
动立场不改？”这时的赵岳似乎才从饥猿还原成了知识分子，伸着麻秆般细长的脖子，跟我
谈起真经。
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才好。但这位学长赵岳，对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对待垃圾堆上捡
来的那半个茄子那么认真，当着那么多同类，又对我说道：
“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笔杆子了，你有没有胆子，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丑态也
描上一笔？我不怕丑，一个往日拿粉笔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在这个年月，满地抠冻茄子吃，
当然其貌不扬。学弟，你就撒开了欢地写，让历史记住知识分子变成饿死鬼的年代——我不
又成了另一个正面教师了吗？！”两边大炕上的同类，都被他说得笑了起来。
“不知死的鬼，梦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陆鲁山，甩过了话来，“依我看，无论你过去
是龙还是凤，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无法知道陆鲁山当时是喻意我，还是什么别的人；但我知道他绝不是指赵岳而言。因
为在劳改队中，像赵岳这样的普通教师为数不少。陆鲁山的话，绝不是针对他说的。我和陆
鲁山相识于茶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坟场
附近的大苇塘干活时，我们曾谈过不少心里话（在《走向混沌》中，我己然写到我和他之所
以谈在一起，首先因为我们俩都是独子，而且都是从小丧父，母亲养育我们成人，历尽了许
多苦难）。五七年一声霹雳，我们都成了“另册公民”，因而命运极其近似。在我的记忆
中，他性格十分固执，非常任性。他喜欢哼唱俄罗斯歌曲——特别爱唱列宁被流放时喜欢唱
的《三套车》。此时，他发表了命运咏叹调，两排大炕上的欢悦气氛，被他扫荡一空。
赵岳连连摇着他细脖子上的脑袋：“行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说。人总是活在希望里，我
都快成饿死鬼了，可我仍然没有放弃做梦。”（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细节，我本来早已忘
却；在80年代初，学长赵岳特意来到我家忆旧，告诉我不能忘记在苦难历程中、知识分子
的种种扭曲生态。）可是正像陆君所言，第二天我们开始劳动的项目：编织我们监舍四周的
铁丝网，便使我们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头天晚上，董维森教导员召开了我们到三畲庄之后的第一次训政大会。他的态度虽然十
分温和，但是仍然不失专政与被专政之间的距离。他说：你们来到这儿，已经两天了。我不
想在你们下车伊始就胡乱他说上一通。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文化层次有很大差异；但总
起来说，你们都是文化人。经过我这两天的观察，恕我讲话直率，你们中间的有些人，真让
我感到失望。接着，他例举了许多事例，我能记得下来的，有这么两件事：一、董教导员例
举了赵岳、徐继和满地找脏东西吃，有失知识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说调我们到这儿来，
当然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自暴自弃不好；但是梦想天上掉下馅饼来的事，也不会发
生。会议最后宣布：明天的劳动项目，在我们的驻地四周，编织铁丝网。
刚刚散会之后，被点名的徐继和就追上了董教导员，他对是否编织铁蒺藜毫不关心，而
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到处寻食。
他说：“教导员，我是大肚汉——我饿。”
董教导员摇摇头：“你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够高的了。你们到来之前，场里特别研究了
你们的伙食，要让你们吃饱吃好。”
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继续与董教导员纠缠：“您看，对我们这些‘总感觉吃不
饱’的人，能不能多给点定量？”
“你是学什么的？”
“报告，我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并不重要。我的肚子总吃不饱，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
的问题。您想，这话没有错吧！”
我们围观的人都为这个不知死的鬼，冒出这些话来而心惊。道理很简单，尽管三畲庄不
是茶淀，但劳改单位都是一家。徐继和这副玩世不恭神态，能不激起劳改干部的火气来吗？
可是董维森并没为此而动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继和之后，反诘他说：“我也问你一个
问题，人的饥饿是不是与吸烟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
“没有关系。”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着窗子，看见你在那堆垃圾旁边，不仅找吃的，你还在捡烟屁
股抽，这也是因为肚子空吗？”
“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知识分子应当自尊自爱。”
董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转身离我们而去。
由于有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认识了徐继和。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来自南方某
省，据说，在校时曾是个优秀学生。几年的劳改生活，饥饿后遗症使他没了知识分子的体
面，更没了书香气质——他在后来，每天光着脊梁，腆着个外突的大肚子，在劳改大院晃晃
悠悠，像只土里刨食的大公鸡般地寻找着各种能充饥的食物。第二天，在编织铁丝网时，徐
继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之一。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指责徐行为的有
之；赞美徐行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类，是同情徐的饥饿后遗症的。第二个话题，自然是
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