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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
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
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
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
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
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
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
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
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
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
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7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
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
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
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
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
录；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
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
了……
第11节 “桃花源”的风情史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因为它不仅仅有我留下的无数足迹，还有一些罕为人知的大
人物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风流女性，也曾涉猎过这片桃花的大海。这些，我将陆续在“折
梦”这一部中，有所披露。因为笔者只是回忆老右自身的心路历程，对那些与老右无关的人
和事，不想作详尽的描写。
当时与我一个班组的除了我们几个老右之外，还有劳教期满和刑满释放的其他类型的农
工，与我们为伍的，还有一条淘汰了的狼狗——因为在桃熟季节，附近有些老乡夜里常来偷
桃，那条并不咬人、却长得十分凶悍的狼狗，就有了它特别的作用。比如，当地老乡中的妇
女，夜里来桃园偷桃时，我们的夜班看守，就常常束手无策。
8月的一天，我夜里值班看守桃园。当时正是“大玖保”的成熟季节，我奉命夜巡桃
园。被毛泽东喻为最为高尚。并让知识分子们当作学习榜样的贫下中农，就使我碰到了最为
头痛的事情：我本来正躲在桃园的小屋里，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但是我听见了桃园的排
水沟中，有悄悄说话的声音。
我走出了小屋，朝里边喊了一声：
“喂——别偷桃子——”
没人应声。我以为是我的耳惊，喊了一嗓子，便又回到小屋中去了。刚刚坐定，我听到
了桃树行子间，有树叶的婆娑声，不用问，这是有人上树摘桃子了。我扔下书，拿起手电便
朝有响动的地方奔了过去。我用手电照了照，树下没有人影。他娘的，是李慧娘到桃园来演
鬼戏来了？但我刚往回走，就听到了树叶的响声，还有桃子坠地发出的叭叭的声响。我已然
被逼上了梁山，只好硬着头皮朝桃园深处走去。紧张之际，我才想起桃园看守银景曾（昔日
的国民党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校级军官，因患病由我临时代他夜间值班一夜）曾对我有过交
代：偷桃的人十分狡猾，坐在树上摘桃，树下是看不见的。我手电的光柬，便向一棵棵桃树
上照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树叶一阵乱响过后，从树杈上跳下三个人来，背着麻包就往外跑。
“你们站住！你们站住！”
我身份虽然不过是个“二劳改”，但是到底是作贼心虚，她们拼命地跑。其实我放她们
走了也就算了，但是劳改并没改掉我认真的秉性，我勒令她们放下肩上的麻包，她们毫不理
睬我的呼喊——但是因为她们肩上有沉重的负荷，我很快就追到了她们的身后。
这时，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她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扔下了麻包。我以为这是
留下麻包，我的追捕获得胜利了呢！否！原来她们三个妇女，先后解开腰带并蹲下来，把屁
股对着我撒开了尿。
我惊愕得不得不停下脚步。
继而把电筒关闭——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她们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你以为我们怕你这‘二劳改’吗？”
“你再往前一步，我们一块儿告你想强奸我们！”
“你这流氓！你这流氓！”
……
我的天哪，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了我的悲哀。我在做什么？我是什么人？
我扭回头来。这时才突然想到了那只狼狗——它等于聋子耳朵——摆设。我回到小屋外
的狗舍，把它拉了出来，狠狠地给了它一棍子。其实我打它时的用心，不过是出口恶气而
已。这既是打它，也是自我鞭挞。我觉得我和它相比，虽然一个是四条腿的动物，一个是两
条腿的“万物之灵”，在这个年代价值相等。也算是歪打正着吧，那条狗吃了一棍子，对天
狂吠起来——那三个妇女，才吓得逃离了桃园。
第二天，我把我的夜间经历，讲给我的同类们听，想不到引发出来一件真的情爱故事。
那是在桃园干活歇息的时候，当我说起夜间发生的一切时，在茶淀吃过“五毒”、死而复生
的陆丰年说：“下次让我值夜班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屁股呢！小时候，在上
海家中偷看过邻居女人洗衣服。当时正是夏天，她穿着件短裤衩，我从窗缝往她的腿根上
看，怎么也看不清那个地方……”陆丰年是个十分坦诚的同类，他在当天还对我们宣布：他
北京的亲戚，正在给他寻找对象，他想当一个北京人家的女婿。
同是上海来的何群，开陆丰年的玩笑说：“阿拉看依还是趁值班的机会，看看女人的屁
股算了。这还比较现实。北京的大姑娘谁嫁给你这‘二劳改’？那不是等于把人家姑娘往火
坑里推吗！你少在这儿痴人说梦。”
几个非老右的同班成员，却各有各的看法。他们的名字是：刘执中、张子久、李学明、
王金海、武芳、赵鹏飞，还有一个来自于部队的湖北人寇邦安。他们都参与了陆丰年婚姻问
题的讨论。
“这可不分上海、北京，只要是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凭陆君这一表人才，找个北京
姑娘，没啥难的。”李学明说，“甭管怎么说，丰年君是正牌大学生，我是没有妹妹，有的
话就介绍给他。”
武芳在全班个子最矮，也就有一米五高——绰号武大郎。别看他个子矮，却是桃园班的
劳动模范。他说：“我看，丰年就别做梦娶媳妇了。北京的哪个姑娘听说你吃过毒蛇，跟你
亲起嘴来都会恶心呕吐。我在这儿当过夜班看守，每到桃熟季节，都有村子里的妇女越界来
偷桃，你为了过过眼瘾，就申请值一天夜班好了。可是有一宗，你只能看一眼白白的屁股，
要是动真格的，你可就要犯流氓罪了——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两个罪合并起来一块儿处
理，怕是会送你到南区当犯人了。”
一片笑声。
陆丰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瞒诸位，阿拉可不是吹牛，我的对象都有眉目了——名
叫杨春英，比阿拉小好几岁呢！当然，我那位亲戚不会把我吃‘五毒’的历史，告诉那位杨
家姑娘的——这属于我的专利。”
年纪仅次于银景曾——在班里第二大的寇邦安说：“杨家住哪里？要不要我老寇先替你
去看上一眼。”
“谢谢诸位了。我会找合适的红娘的。老寇你太老了，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到了周未的上午，陆君在桃林中找到了我，递给我一支香烟说道：“关于我的那件事，
我得麻烦你了。老实说，对别人去她家我都怕起负面效应；只有你还没有丢掉书生气，有助
于我这桩事情的成功。”
如果此事发生在我的文学梦断之前，我可能没有兴致管这些闲事——此时此刻，我除了
劳动之外，就是研究修理自行车。因为每个周未，我都要骑车回家。为了在几十里地的路程
上，自行车不出毛病，我必须掌握这门技术。所以我这一段日子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修车
与更换自行车零件上——好车骑起来省力省时，可以缩短路耗，增加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本
来这是一桩非常无聊的事，但人生活干活吃饭——死了精神追求的环境中，这也是打发时间
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陆丰年的恳求。他的第二个要求，我也应
了下来——他要我给她带一本书去，因为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对于第二点，我有点把握不住。我说，我身已离开文苑几年，不知她喜欢读什么书。他
想了想，对我说道：“她好像在信中提到过一本叫什么……什么……《金蔷蔽》的书，这书
你家里有吗？”
我说：“有，但是封存在场部的仓库里，我无心去拿出它来。”
他央求我说：“哎呀！你搭鹊桥，是修阴德嘛！你就发发慈悲，帮老朋友一把，将来我
请你吃喜糖。”
我确实动了真情。一个被解禁的“二劳改”，一个与我在茶淀就相识的同类，他的内心
世界孤独得像一座坟莹，难得有这么一个与女性往来的机缘。这是我动情的第一个原因。第
二，这位姑娘，居然有看《金蔷蔽）有欲求，想看此书的人一定不是俗人一一此书为前苏联
文学家所写，我是非常爱读这本书的。出于好奇，我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奇女子的风采。
于是我答应了陆丰年君对我的要求，没有这本书不要紧，我可以从朋友处借到。我此时想起
昔日的一位女同学（我和她在上师范学校时，曾有过一段洁如冰雪的友谊），此书我从她那
儿一定能找到。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她，也绝非偶然——有一次，我去宣武门外菜市
口的一个二手商店，去买我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正好与她相遇在小巷巷口。正是由于昔日友
谊的纯洁，使我和她的这次意外相遇，才更具有十分珍贵的意义。我们站在小巷巷口，谈了
很多很多。出于友情，她十分关注我的生活处境，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她——当时
她正当着小学教师，名叫陈燕慈——就是当今先锋派女作家陈染的妈妈。
那本《金蔷蔽》我就是从她那里借来的。按着陆丰年告诉我的地址（记忆中，是前门外
向西拐的一条小胡同），趁着我从家里返场的时候，顺路把那本书给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娘
送去。记得那是一个败落了的大庭院，家中的两个老人都挺善良，听说我是替陆丰年来送书
的，立刻叫来了他们的女儿。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在我的记忆中个儿似乎比陆君还高一
点，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戴着一副墨镜，直到我站起身来告辞，她送我出门，那副墨镜也
没有摘下来。
回到农场，陆君当然十分关心这件事。我说我对她的直感相当不错，是个老实姑娘；但
是在赞美之余，我也提出我不理解的墨镜问题。这时陆丰年才对我讲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
说：“你想一下，谁家的姑娘愿意与咱这号人联姻？她的一只眼睛从小失明，上学上到初中
毕业就再也不想上学了——我是个什么人，是个精神残疾，跟她交上朋友，将来能成家，说
句不中听的话，就算是瘸驴配破磨吧！”
他的最后两句话，说得非常忧伤，使我顿感桃园的情爱史，从一开篇，就染上了政治的
色泽。不是吗？如果此时陆君不是老右——而是农机学院走向工作岗位的干部，能有这样的
择偶条件吗！时代把爱情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掺进了无法逃避的政治因子，我倒真有点儿
对杨春英的勇敢肃然起敬了。
之后，陆丰年与杨春英当真地结合了。可是在结婚登记时发生的事，使他俩大为尴尬。
他俩走进了登记处之后，那位负责民事婚姻的女干部，先把陆君盘查了很久，这已然使
他俩面红耳赤；最使人难堪的是，在盘查完了陆君之后，对杨春英的动员：
“你知道团河是什么单位吗？”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知道。”
“那你对我们说一说他是什么人？”
“……他原来是个右派，摘帽子一年多了。”杨春英头低得挨近了胸脯。
“我们是对你负责，才问你这些问题的。据我们所知，劳改农场的摘帽右派，与社会上
的摘帽右派，还不能等同看待。他们虽然摘了帽子，并非有实际意义上的公民权，这一点我
们必须对你讲清楚。现在你改变决定，还不算晚。”
杨春英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这一霎间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杨春英手上的那支笔，还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她作出了
超越那个年代的选择，被我的同类们称之为中国60年代的奇女子。她虽然一只眼睛失明，
但是她的心灵并没失明。
由于陆丰年在北京有了个蜜窝窝，他每到周未便有了去处。他归来之后，常常毫不掩饰
地赞赏女性的体态美。因为我对他的婚姻有过帮助，在桃园干活时便常对我说：
“她那两条腿，又长又白又美，就像是跳芭蕾舞女演员的腿。我一个‘二劳改’，找了
这么一个老婆，一生足矣！”
其他同类，都是有老婆的人，看见这个光棍能有个家，如同野鸟有了巢穴，都真心为他
高兴。也可能正是他非常珍惜这个蜜窝窝的原因，陆丰年在劳动时特别卖劲。但与此相矛盾
的是，在干活时我常常听见他唱那支很凄婉忧伤的俄罗斯民歌：
告诉我老婆
千万别悲伤
若有知心人
请你嫁给他
其实，这支歌是很长的，可是陆丰年君总是哼唱这歌儿中的几句，这不能不说是他流露
出来的潜在心声。是哪一位哲人说过如下的话：“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担心失去。”这句
话，可能算是同类陆丰年的灵魂透视。但正是由于害怕失去，他就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以
使苦难的情缘地久天长；他后来在一个劳改生活的十字路口，被时代的谎言诱骗到遥远的大
沙漠中去了——这是后话。
就我个人的感情世界而言，在这一段干活吃饭的空虚生活中，除了母亲、儿子、妻子以
及文学界的友人给我生活下去的勇气之外，前文提及的中学时代的学友陈燕慈，也给了我精
神上的鼓励。按说她在学校时，是个十分标准的布尔什维克，是个骄傲的公主，此时此刻，
她却非常同情一个阶下之囚，这是我必须要提及的一件难忘的往事。
第12节 “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凤河之活水，而成为活水塘的——但不知始于何
时，活水断流而成为死水塘。由于这儿环境优美，团河农场的医院，就在那个宽不足20米
的水塘对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员，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之所以让人感
到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
并没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是不
太正常的现象之一；之二，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
塘的土坡上；之三，据我所知，这儿场里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之
四，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有病号穿的衣服——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之五，这个
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
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同班里的刑事犯罪的解禁人员，可能对此并不太敏感，我们几个老右（包括来自部队的
寇邦安，他曾参加过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是个生活方面出了问题的解放军原校级军
官），脑袋里可有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几个同类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
物。人越是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这个若同标准钟的钓鱼人，一度成了我们相互破
译之谜。
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
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我只记得她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
的时候，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我说：“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
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