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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果而终。但是我通过董的回答，更加明确了一点：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
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东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欲望；
特别我们处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破译这个老者的生命密码，便成了我们几个同类劳动之余的
“副业”。尤其是我，昔日文学的职业本能，总在支持我不自觉地进行求索。有时，我站在
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
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
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
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清他的
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
（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惟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
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岳父家中时，无意问谈起这件事，他才敏感他说出了一个使
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
老岳丈名叫张宗麟，是1928年入党的上海老地下党党员，后来去了延安。在上海的时
期，与潘有过不少的交往。他告诉我，上海地下党在30年代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时
候，潘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而他自己出任的是出版经理（关于张宗麟的情况，在《走向混
沌》第一部中，已有简述。张沪正在着手写她父亲的回忆录）。他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人可能
是潘汉年，不仅仅是根据我说的情况。有党内的老朋友告诉他，潘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
来不久，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老岳丈还
告诉我，潘是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大约在1955年春天，毛泽东签署了对潘的
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饭店被抓走的。
当时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对老岳丈讲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记得，在当
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
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
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得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
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
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
人的意思。
但是河对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汉年，当时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直到我平反以
后，去团河农场访故时，我向场方询及这一问题时，场方才明确地回答了我——在桃园水塘
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
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
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潘汉年怀念鲁迅，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的木刻，使他
对人生有什么联想，在寸步之外劳动的我，没有与潘汉年交谈的机缘，不能妄自推断他看
《死魂灵》时的心态；但是隔河扬起草帽，对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后来我们
这些老右于1969年秋重回茶淀。他更是厄运难逃，于1967年初重返秦城监狱）！
由于这块地方水上风光不错，后来林彪出逃之后，涉及到海、陆、空军军种的几十号人
——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选中的妃子美女张宁，都被弄到团河来接受过审查。那时候他们住在
桃园旁边的鸡舍，劳动基地却是在桃园。总场技术员云照洋告诉我，张宁当时特别爱默默流
泪。云曾询问她为什么，张宁说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妈妈——有这么多历史风云的过客，在
我劳动过的桃园留下感伤和悲哀，以及苦涩的历史背影，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
回首20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
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畲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
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
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
后调离了三畲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
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畲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
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
英语，董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
陈桢年，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
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
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畲庄的同类们，在田问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新闻：一些同类
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
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
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
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
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
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
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
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
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
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
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
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
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
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
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畲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
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畲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在一个烟盒纸片
上，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王玉
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
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
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
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
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
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
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
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
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
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
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
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二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
（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
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才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氢”。他之所以有
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氢”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
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
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
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
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
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
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
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
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
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
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
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
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
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
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
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
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
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
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
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第2节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
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
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
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
“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
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
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
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
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
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
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
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
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
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
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
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
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
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
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
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
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
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
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
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
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
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
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
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
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
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
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
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
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
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
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
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
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
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
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