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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
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更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
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做饭开始的。有一
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来吃饭，他就挽起袖
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把推开我说：
“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儿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话时，严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
的面比我们和的面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
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一个昔日连一小平车芦苇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
“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争中的不屈。
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瓶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在一天的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
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
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尸满为
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祖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
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是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
的名义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的。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
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准备逃到原始森林时
指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
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
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
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地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待
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
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
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
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五七年，就
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母亲
河。“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说。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
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
眼里，没有人会亵读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他的这些话纯属胡说八道，
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
是对着黄河流泪了。这一是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
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
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
在内蒙古准噶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
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眼
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
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
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
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
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
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
自己的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
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到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
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
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
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蚊叮虫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大的晚
上，我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
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查阅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
‘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破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
之中，到处都是树，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
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
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短时间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
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降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
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样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
是在恐惧与希望的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有许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刮得褴褛不
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抵达中
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于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伸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
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
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
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希
望。莽莽林海，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寻觅我的去路呢！
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
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的心颤，
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
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
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竟误食了毒果——我
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
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
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
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在姜葆琛的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
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树林的小楼；而
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树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
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
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
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
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这个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
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机，来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
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僵了。”姜说，“这姑娘相貌
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或割胶的傣
族乡亲来闲坐时，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
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暖，在那儿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为抗拒
“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作贼的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
中缅边界地区的盘查很严，时不时有越界逃跑的人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传来，我再想越
界，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我体力恢复了以后盘旋在我心扉中的问题。终于
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
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
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觉得不辞而别是个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
德的。也正是因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
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
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
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
“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
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
工人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
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
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
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
儿开钻打井（当地老乡叫做打“锅锥”），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
琛不想出头露面以便于藏身，他还是很快成了打井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
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
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
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
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
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摩托车的车座上，以防止
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
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
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里过夜时，他才知道这个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如几百
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20年的人。
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
相通，一号牢房中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
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
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间接一间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
声又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当真地掉泪了—
—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下的眼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
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
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贤达，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
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
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
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
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
—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
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34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
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
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它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
中的另一种类型的肖像。
第4节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
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
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
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
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决定，在30年代的上海，
他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
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
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
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
处长。他可谓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
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路风顺。在1956年的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
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
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
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
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
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本人对反
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
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
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
强劳农场，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
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仍然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
“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
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
—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己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师针锋相
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
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