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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
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
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
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展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
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
—那年我实龄17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
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
《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
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
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
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
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
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七月雨》、
《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
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峰老师是“识马的伯
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将稿费寄给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并写信给母亲说：
妈妈，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
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
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在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亲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
我，村里小学教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
的儿子，走了一条与她的愿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风。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
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需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
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秉赋，并诱发这种天赋，使其
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肤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
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
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秉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3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
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于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
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要用刀子割开我拇指和
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一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
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栖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
告诉我校党委已决定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
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
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市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
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
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意去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
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
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了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
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区了。
这所小学是一所关帝庙改造的，十分破旧，但我很喜欢学校的幽静，每当课毕之后，我
在配殿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埋头写我的小说。学校教师多数不是青龙桥的本乡人，我一进
校，使得教师宿舍显得拥挤，我对两只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张校长说。“您别为难，我看
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勤杂工一个人，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
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
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
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
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
了。”
张校长笑了：“这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不算您分配我住进锅炉房，算我自愿请求住进锅炉房的，这总可以了
吧？”
张校长最后答应我暂住几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师调回市内后，我再顶他的窝儿。我就
这样在锅炉房内住下来了，每天拍打被褥时，尘土飞起尺高，我着实不觉得有碍教师面子，
反而自得其乐。在这所小学，我任教的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是几个班级里挑出来的调皮
捣蛋生。我想想我自己过去也不能算个好学生，因而在学生们身上我投入了许多感情，注入
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粮，不当小孩王”，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社会对小学教师职业的鄙
薄，我干得却蛮有兴味。这引发了眨着一双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张校长，在一次教师周会上
说：“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气，不仅把这个‘尖子’班带得不错，业余时间小从老师还发表了
不少小说哩！同志们看——”他举起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小
说《远离》。“只是小从老师这号人才，咱这关帝庙怕是大小，放不下这个神灵，终究有一
天会被调走的！”
这话被张校长言中了。我在锅炉房与锅炉工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传部
一纸调令，就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那时，党风纯正，青年人心灵洁白，没有“走后
门”这个词汇，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走后门的行为。据《北京日报）老诗人晏明事后告诉我，
是他力荐把我调至报社文艺部的。为了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文艺苗子，在报社资料室丢了刊
登我作品的天津日报的情况下，老诗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报牌上的一张刊登我作品的报
纸，找到了当时担任副社长、，来自延安鲁艺的周游同志。周游同志十分爱才，便有了我的
这次调离。
是直线。
没有曲线。
在学校教师送别我离开青龙桥时，有一个细节至今使我难忘。小学有一架用旧风琴教音
乐的王敦礼老师，弹奏了《魂断蓝桥》中的主题歌《一路平安》。而我则弹了一曲泓一法师
留下的《毕业歌》：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
我很惜别，我掉泪了，这是我的感情表现之一；之二，我当然又很想去报社，编辑部的
工作离文学更近（我调到报社不久，我教的那个班全体学生曾去报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
室容纳不下，我是在院子里与孩子们交谈的，足以见得我与青龙桥缘分之深）。从1953年
至1957年3年多的光景，我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正当我全力以
赴地创作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业绩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时，反右的风暴潮席
卷而来，我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因在京郊农村改造时，对“大炼钢铁”，“大办共产主义食
堂”不满，并在向党交心会上，陈述了自己这些看法，被当成“极右”处理，在1960年阴
霾的冬季，我和我原来16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妻子，一块被送劳动教养，走进了电网和大
墙。王敦礼老师送别我时弹奏的《一路平安》没有应验，我在历史的风暴中开始了漫长的劳
改生涯（详见《走向混沌）第一部）。划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归来，我已然是
44岁、饱经沧桑发鬓染白的中年人了。
没工夫叹息。
没时间感伤。
在新时期文学开始的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拿起了笔……
我喜欢冬季，特别喜欢冬季的雪原，大概这不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为我穿越过历史
的冬季，走过了一条冰封雪飘的马拉松长途。这种对雪国的偏爱，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许
多受难、但不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
留在雪原上星罗密布的脚窝，每个脚窝里都遗留下昨日的历史经纬；每个脚窝里，都深
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故事；每个脚窝里，都回荡着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命运抗争
的跋涉中，留下与山谷合鸣的悲壮足音。
我喜欢白雪的颜色，因为冬季还代表着土地收获之后的成熟。在我穿行欧洲，在阿尔卑
斯山下仰望那终年积雪的硕大头颅时，我想到了老母亲头上的缕缕白发。从人类情感的天平
上去衡量母亲，从我4岁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谷。我向阿尔卑斯山的银冠祝福，向坚
韧不拔的东方母亲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辈作家孙犁写信给我，说我20年的流放生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得
大于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铸造了我迎难而进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顺风扬帆的逐浪之舟，
就难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面世。因而，我感谢那条漫长的风雪驿路。中国有句成语：
“艰难困顿，汝玉以成”；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也说：“苦难是位最好的老师。”我是这
位“老师”孕生的一个学生，这或许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学之本。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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