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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
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
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
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
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
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
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
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
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
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
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
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
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
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
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
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
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
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
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
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
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
“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
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
“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
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
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
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
“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
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
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礼堂宫灯
上，用墨黑色画花叶子，我们不能不过问。你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持什么态
度？你为什么不用暖色和艳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显，你是借机会发泄你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不满，对在一担石沟改造不满，对我们在山区修盖市委疗养院不满。我告诉你，你对这些
问题要老实交代！”
“头人”发言，当然有号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议先整他的态度：
“低头！”
“叫他低头——”
还没容积极分子上来强按他的脖子，李滨声就踉跄着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
体操运动员表演的“俯卧撑”。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淌着虚汗，嘴唇像牛反
刍一样嚼动着，一团团自沫从嘴角流了出来。
批斗会上突然发生的事情，给狂热的气氛带来片刻的冷寂。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蜷
曲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滨声，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同情，还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
所措。很显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恶在退却。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派“头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滨声的当。他曾对我说
过，小时候他用这种假死战术，胡弄过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装死狗的策略，我们要具有
高度的敌情观念，万万不能松懈斗志！”
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
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
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
收敛，惟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
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制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
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
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
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
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
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
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
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泯
灭天良地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我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发言，
这倒不是不想去虔诚一番，而实因虔诚的人太多了，没轮上自己表演虔诚。难怪睡在我旁边
地铺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断编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帐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窝
里，小声地咒骂道：“他娘的，这是要干甚哩？难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里生出来
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李滨声都晕倒了，他们还他娘的踩人家，我怀疑他们的心脏不是肉长的。”
我低声说：“这儿良心不值钱。”
“我日他娘——”王守清说，“我要是李滨声，跳起来就和那几个家伙拼了！拼死一个
够本儿，弄倒两个赚一个。”
“别说了。”我怕听他这些血淋淋的话。
这个当年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常常对我说他活得过了头，骂自己没在解放战争中吃了枪
子儿。我毫不怀疑他话中的真诚，因为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时，他总是狂吸着烟卷，两眼直
棍似地对着帐篷顶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笃。在右派群体中他显得最为穷酸，一件毛裤，一件红线衣，加上一件草
黄色的破旧棉大衣和一双大头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战归来，他脱鞋爬上地
铺时，我发现他竟然是赤着双足，便拿出10元钱给他，叫他去买两双厚线袜子穿上。他没
有推辞，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买袜子穿，而是买烟抽了。我对此十分不满。他向我解释说：小
时候受苦惯了，光脚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没烟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爱人不帮助你吗？”我问。
“我就是为他娘的这事发愁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最初，他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还是袒露了他的心声。他告诉我，当初追求他的那口
子，现在提出和他离婚。
“你可是个男子汉！”我建议他挥刀斩断儿女情。
他说：“我办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劲拿出来！”
“这是两码事，我一切能舍弃，就是难于割舍她。在这方面，我是个软骨头！”他表白
得坚定而赤诚。
又是一个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觉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损阴德的——尽管我不欣赏他的
态度，还是对此事表示缄默。说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转意，因为当时他
俩已经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后，几天没有归来，
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总是盼他早早归来，一天，两天……十多天过去了，他也没有返
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
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
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
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
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
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
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
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
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
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
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
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
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
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
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
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划右
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
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
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
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
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
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
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
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
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
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
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
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
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
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
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
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
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
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
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
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
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
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
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
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
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
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
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
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
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
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
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
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
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
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
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
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
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
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
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
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