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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则是食糖生意。人民党在广西以及广东大种甘蔗。因为有合成氨这些肥料，中国的甘蔗产量高，加工水平高，还有甘蔗渣酿酒的充分利用技术。蔗糖价格大大低于台湾的水平。这些蔗糖不仅满足了中国自己的需要，还占领了东南亚市场，甚至远销到美国与印度。
人民党手中没有日元，人民币也没有全面覆盖台湾。而且按照大陆的蔗糖价格收购台湾当地蔗糖，人民党在台湾的干部心里面也不痛快。这得财政部批示才行。所以蔗糖收购速度的确有些慢。
台湾当地士绅们抓住了这几个点，有些机灵的士绅知道大陆已经实施了全面土改，台湾只怕也逃不掉。所以他们开始鼓动当地私营企业与地主一起反对人民党。理由是人民党根本没有把台湾当成中国来看，要掠夺台湾的财富。
如果人民党真的这么打算的，同志们被这么骂骂倒也能做到心安理得。问题是人民党的经济政策根本就是在向台湾倾斜，除了赶走日本人之后赶紧补充完善台湾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之外，还大量提供本地急需的商品，甚至倒贴钱的购买台湾的农产品。这些做法导致的结果竟然是全面的反对。人民党不搞这种开拓工作好些年了遇到这个情况，同志们大有怒发冲冠的态度。
游行啊！示威啊！搞些极为煽情的演讲啊！这帮台湾地方上士绅为首的人倒是不遗余力。不管表面上说的多么冠冕堂皇，整个的想法是要权，要保留旧制度的同时，还要占大陆这边的便宜。
人民党的情报渠道很多，倒是安全局先把消息传递到中央的。陈克一点都不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谁是现在的台湾省省委书记。”
“卓先圣。”陈天华答道。
“地方上的工作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干涉。”陈克给了这么一个回答。
“如果地方上的势力与日本残余勾结起来怎么办？”尚远比较紧张一些。
陈克一点都不紧张，“不怕他们闹，就怕他们不闹。这一闹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不就看清楚了。我看到现在咱们同志们在原则问题把握的很好，绝对不能对那帮旧势力做任何妥协。”
“但是台湾毕竟失散了这么多年……”尚远觉得陈克的态度有些过于强硬了。
陈克冷笑了一声，“台湾失散了这么多年是事实，而不是理由。按照这说法，老挝省失散了几百年呢。当地用的都不是汉字，可我们在老挝这地方推行新制度不照样推行的很好么。我们搞革命不是搞关系。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众都给尽快带入新时代里面。至于他们是喜欢还是怨恨这个新时代，那是个人选择问题。浙江根本没有失散过，蔡元培还是以前的老革命家，结果呢？咱们要从根子上挖了旧制度，旧制度的得利者们看到新制度中他们没了作威作福的本钱，自然是要和我们玩命的。”
情况都分析到了这个地步，同志们也只能这么暂时终止这个话题。人民党的制度中是不能越级指挥的，所以除非是政治局或者常委的统一决定，否则在台湾党委没有正式申请汇报之前，政府不能干涉台湾当地同志的行动。这看似很尊重地方同志的工作，但是这也是很残酷的方式。一旦失败就是失败，根本没有推脱的可能性。当然，也有藏匿事实编造谎言的应对措施，那么剩下的就是看各方面的监督机制水平如何的问题。
说完了台湾的事情，陈克突然说起了另外一件事，“我这三任国家主席马上就要到期，下一届我会退下来。”
同志们互相看了看，现在一任五年，三任就是15年。陈克的意思是按照制度正式离开国家主席的位置。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章瑜开口了，“那陈主席你的意思是想推选下一任人选么？”
“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是我做这个主席。党主席么这是靠选的。但是国家主席呢，我这个位置就不能推举下一任，推举工作我觉得应该由政治局常委以及政治局的同志来办。”即便是说着自己不干涉，而陈克却依旧在决定制度上没有任何的退缩。
齐会深见大家都沉默下来，他就问了一句话，“你会不会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下来？”
“党主席是党员们共同选出来的，我服从党委的决定。”陈克答道。
这话说完，所有常委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只要陈克还坐在党主席的位置上，国家主席选谁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同志们的目光随即在尚远、陈天华与齐会深身上来回游走。很明显，这三个人是最有竞争力的人选。
这个消息传播的挺快，政治局以及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看法基本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致。只要陈克还是党主席，那么就没有任何人拥有撼动陈克地位的可能性。在这么一个局面下，国家主席完全可以看成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大概的地位么，和国防部长差不多。重要性很可能还不如国务院总理。
从法理上讲，国家主席是人大选出来的，理论上代表的是人民的选择。现在人民党是广大劳动人民这个中国统治阶级的先锋队，这就和党领导人大一样，无疑党主席是要领导国家主席的。
反倒是总理，作为公务员体系的最高负责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实权单位。陈克的确可以靠一句话来决定国务院总理的命运。不过具体实行起来还是要走诸多手续环节。至于国家主席么，只要陈克没死，还依旧在党主席的位置上，理论上地位尊崇的这个职位也就是盖个戳的性质了。
既然权力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人会感到任何困惑不安。国家主席这个名誉尊崇的位置理当由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们来担当。尚远、陈天华、齐会深无疑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至于国家主席由谁来选，陈克的做法得到了同志们的赞赏。
陈克性格往好了说是拿得起放得下，往坏了说是很懒。对于决定放手的东西，陈克从来是弃若敝履绝不回望的。陈克从不往家增加任何不必要的东西，偶尔出了意外有这样的玩意，如果有人肯拿走的话，陈克就会连声感谢，“你这可是为民除害啦！”甚至还会请人家吃饭表示感谢呢。对于生活中的物件是如此，对于官位同样如此。
陈克的儿子还小，此时正是调皮捣蛋人嫌狗不待见的时期。所以只有陈克的老婆和女儿知道陈克的真心想法，陈克对她们的疑问，是这样回答的，“按照咱家的祖训，就算是我在街上要饭，也没可能用别的东西来抬高我的身份。对于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言，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有这样的价值。他们不配。任何试图用外部的东西来装点自己的做法都是自找不痛快，只要有自己的正事，而且努力去完成工作量。胡支勾影的完成工作量尚且力所不能及。欲望是越少越好，东西是越少越好。”
既然陈克是这么看待世界的，他就真的只管自己的工作，制定制度。制定完之后，还会看制度营运的问题。但是对制度到底在营运什么，他一点都不在乎。
陈克也不是想闲就有闲工夫的，处理完了这些事情之后。苏联俄罗斯共和国西伯利亚地区负责人托洛茨基同志前来拜访陈克。托洛茨基同志这几年是越来越不如意，先是在中央遭到了铁人大叔为首的苏共党中央对他的全面反对，现在干脆就被从莫斯科踹倒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来当书记。西伯利亚这地方面积广大，两平方公里上才能分到一个人。按照人口密度的标准这就是无人区。在这片土地上的老虎与狗熊的数量加起来只怕比人都多。沦落到这个地步，托洛茨基同志肯定是满腹怨言的。
这次来中国也是不得已，陈克在访问苏联的时候做过公开报告，认为苏共得有“钢铁的纪律”，这明显是支持斯大林同志。这也是陈克的本意。铁人大叔执掌了苏联的权柄之后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托洛茨基那套“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主张跳过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单独一个国家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人民党已经证明了在一个农业国也并非不能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的一部分论点遭到了事实的否定。然而托洛茨基看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封建斗争”，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革命理论。
铁人大叔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会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么一个方向走。中国的同志的观点与铁人大叔的观点相当不同。特别是对当下世界发展阶段的判断中，中国同志认为现在世界大环境正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后期，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敌人是其内部的“封建制度”，土地分封制度或许已经覆灭，但是权力分封体系并没有真正解体。甚至会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不断呈现出强化与弱化这样不断循环反复的姿态。
这种观点比现在任何世界上的共产主义政党或者社会主义政党的主流观点都更加“保守”一些。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有些政治认知的人都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绝对斗争阶段。而陈克却敢说这个世界尚未从封建制度中摆脱出来，并且给了封建制度下了全新的定义。除了土地分封之外，还把权力分封也给纳入封建制度的范畴中。如果能够真正的确立这个革命理论，那么托洛茨基大有可能把斯大林同志建立的那套给撼动。
到了这个地步，陈克对是不是改变历史已经再没有任何顾忌。他直率的对托洛茨基同志说道：“托洛茨基同志，我不想去评价你对革命的看法，也不想去评价斯大林同志对革命的评价。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都是相对的，从最终的绝对真理来看，我们都是不完善的，甚至有可能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不同的意见属于意识形态，而共产主义的组织，属于物质形态。作为唯物主义者，肯定是要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所以你现在这样做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是不正确的。坚持自己的个人观点，大概可以算进一个良好的品质。但是如果没有物质层面的良好运行，是没办法建设好国家的。”
托洛茨基没想到陈克竟然来了这么一出，他正在默默沉思的时候，陈克接着说道：“我很认真的给你一个建议，你回到苏联之后，给苏共中央写封信，承认你的行动的确有在分裂以及影响中央的实际影响。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我认为苏共中央的同志都是心胸宽广的，一定可以理解到你所阐述的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而且也会给你安排合适你的工作。”
托洛茨基听了陈克这建议之后，也是极为恼火，既然陈克是真正的说了很现实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也回答的很干脆，“现在苏共中央独断专行的风气越来越盛，这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同志的组织原则。我觉得现在这些做法正在快速滑向封建制度。”
陈克答道：“托洛茨基同志，你当然可以反对封建制度，但是你不能分裂苏共中央。你这么做你觉得是团结一致的态度么？是列宁同志组建的钢铁般纪律的苏共么？”
托洛茨基已经明白了陈克的意思，他终止了这个话题，开始和陈克交换了关于封建制度的观点。
等托洛茨基走后，陈克命人把会谈记录发一份给铁人大叔。这么决绝的做法令政治局常委们感到很意外。陈克解释道：“我现在要说我是在真心的帮助托洛茨基同志，在帮助苏联的同志，你们信不信？”
政治局的同志倒是能够相信，只是他们怀疑铁人大叔会不会相信。陈克自己也有些将信将疑，但是他对斯大林同志的人格还是有最基本的信赖的，他答道：“只要斯大林同志不糊涂，他就能理解我的真实想法的。即便理解不了也无所谓，我们自己首先得把事情给摘清吧。我之所以接见托洛茨基同志，因为他是苏共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会谈开始之后就没了下文，这对大家都不好。”
这些事情弄完之后，陈克把目光重新投回到东边的邻居身上，“北一辉同志送来的计划书大家都看了么？看了之后大家能否同意北一辉同志的想法？”
莫道前路无知己77飞去的黄雀（十）
“北一辉同志建议紧急情况下我们出兵九州帮助建立日本的共和国，这想法是不是太激进了？会遭到当地日本人民的反抗吧？”连章瑜这么大胆的同志都感觉这件事不靠谱。
北一辉的计划是先在整个日本发动要求减税的串联，尽力阻止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倒也算是抓住了重点，日本想走军国主义路线就必须增税。甚至不用走军国主义，仅仅把现在的日本军队数量以及装备恢复到台湾战役前就需要大量增税。所以北一辉的计划得到了高桥是清的支持。
在这个计划延伸部分，如果最终的努力不成，引发日本国内大规模反抗事件发生，北一辉建议人民党趁这个动荡的时期进入九州，在九州强制推行包括土改在内的政策，建立起革命政权，日本同志也会尽力帮助。
这个想法从理论上是没错的，如果不能证明真正铲除了旧有封建制度之后，日本民众的确能够在新制度下好好生活的具体实例，革命的确是没有办法继续推进的。在工业国体制下，一部分农民起来造反直接成功的几率等于零。内部战争或许能够导致工业国政府破产，可这不等于革命成功。
即便是陈克这么见多识广的家伙，也只见过美国把日本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之后，强制从外部开始推行日本政治的变更。至于日本内部的革命么……，这还真的没见过。陈克只见过日本疯狂屠杀本国社会主义者的做派。
所谓“伟人”就是能走出至少是指出一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行道路的领导者，即便是陈克这么一个专注抄袭正确答案的家伙，现在也能冒充领路者。痛打日本，对陈克不是新路，但是真正的推动日本革命，彻底铲除日本的封建制度，却是从所未见的一条道路。
“我们是不是派人到日本调查一下？”陈天华给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政治局常委里面就他一个人去过日本，那还是在30年前，还差点娶了个日本媳妇。俗话说30年河东30河西，日本现在的具体情况如何，对人民党也是个模糊不清的事情。特别是日本人民对待革命的态度，更是一个问题。
“工业国没有不搞民族主义的，这民族主义一搞，就扯了蛋了。”章瑜倒是对现在世界上的普遍潮流比较清楚。
民族主义或者说极端民族主义名义上臭大街，那都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要是没有小胡子那雅利安人的闹剧，民族主义也不会被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不正确性。在二战前，民族主义还是世界的主流政治正确性之一。
例如中日之间的矛盾，对于日本的普罗大众甚至中国的普罗大众而言，不用费力分析，一句“他是中国人”或者“他是日本人”，这就能给大众一个足够的交代了。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特点。统治者们是要利用这种非常容易上手的工具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相较中国花了大力气去逐步解放日本，还不如中国先征服日本再彻底改造日本。这样效率能提高，成本还能降低。
“走一步看一步，让日本先自己闹着。”陈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想追求最省事的办法，“咱们人民党对中国的国内事务有义务，却没有义务去解决日本的事务。宝贵的国力用在眼下，几年后就能有几倍十几倍的产出。那时候解决日本也更有效率一些。”
这也是老生常谈之一，中国在基础建设、教育、科研上的投资不可谓不大，大到了中央政府都呲牙咧嘴的地步。大萧条之前，中国还能靠对外贸易顶着。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就可以活跃生产，降低国内成本。大萧条发生的现在，贸易平衡之下的进出口就呈现疲软的姿态。加上陈克亲自批准的很多大投入项目都属于跨时代的科技，距离见效益还需要些时间。
“那怎么回答北一辉同志的请求？”陈天华其实还是希望亲眼看到日本的人民革命。
“告诉他，中国革命与日本革命不能是简单的模仿。两国情况不一样，道路也肯定不一样。另外，请北一辉同志注意日本国内很可能出现的对高桥是清现行政策的反扑。”陈克给出了一个答案。
北一辉到没有因为遭到人民党含蓄的拒绝而不满，他深知自己也感到了革命力量的弱小。人民党爱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因为在政治以及文化上，中国好歹有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社会流动性并不算差。于日本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相比，戏里面敢唱“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人民反倒没有那么多精神上的包袱。
至于高桥是清的政策遭到反扑，更不是什么稀奇事。
日本首相高桥是清采取的通涨经济学不能无止境无限制实行，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会招来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胀。就北一辉与高桥是清的交流中，高桥是清对此也当然心知肚明，按照高桥是清的计划，他准备在日本经济“欣欣向荣”时突行“釜底抽薪”之策，即反“量化宽松”。
主要手段是大削包括军费在内的公共开支。公共财政改弦易辙，以当时日本政情必须各部会同意才能实行，而高桥是清已经颇为顺利地说服了内政、商业及农业部，因此高桥这份最后预算被称为“合作预算案”。
唯一说服起来比较困难的是日本农业部与商业部门的一场官司，大萧条时期，高桥是清不惜重金从美国引进了合成氨技术。技术很好，可是技术转化成实用产业的过程中有一个早期成本过高的问题。幸得高桥是清还搞到了“中国制碱法”，总算是不再靠进口中国的廉价纯碱。节省了大量的对外经费。
然而合成氨化肥前期费用很高，日本民众对化肥也没有认识。想用日本民众能够接受的价格销售，就得把价格降低到成本之下，要赔本销售。日本商业部门坚决反对用纯碱利润补贴推行合成氨化肥前期的费用缺口。
在这件事情上，北一辉是出了大力的。他动用了自己的全部人脉，特别是他那些大财阀出身的学生负责穿针引线，见了无数人，说了无数道理与哀求。好不容易让官僚背后的那帮财阀们稍微松了松口，同意了补贴三年的具体执行计划。然后北一辉率先在自己的那几个农业公社中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