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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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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
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唐末食人考（7）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
891年：“［孙懦］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
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
重新翻阅一过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唐末食人考（8）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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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主之死（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能背得出的。尤其心绪不佳，一脑门官司的时候，尤其倒霉的事情，总缠在屁股后边的时候，读这两句诗，能起到一点舒缓的作用。因为你发现，世界上有麻烦的人，非你一个。
记得当右派的晦暗岁月里，有时候，人之不被当人对待，挺憋闷，闷到无以复加，就常常于无人处，将李后主这两句，啸出来。山，很高，很陡，声音撞回来，也颇壮观，顿觉痛快。虽然此举很阿Q，但消解一下心头那股鸟气，也能得到片刻的轻松。这也是中国许多帝王中尚能记住李后主的原因，就由于他的诗，其他凶的、坏的、王八蛋的，应该千刀万剐的，死了也就死了，谁记得住他们。
李煜要是始终只做诗人，不做皇帝，或许最后的结局，不至于那么悲惨；那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不上中国第一，举世无双，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数量，能与本土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西方的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编辑的《全唐五代词》，只存其词40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作为皇帝，他输得很惨，作为文人，他死得很惨，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
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其歹毒，其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使，谁都能干，“黥髡盗贩，衮冕峨巍”，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
可惜，他死时才四十二岁，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后”一代作家。
在中国，皇帝写诗者，颇多，不过都是当上皇帝以后，附庸风雅，才做诗。李煜不然，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先后的颠倒，差别却是很大，先做皇帝，尔后做诗人，属客串性质，不过游戏而已；先做诗人，接着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游戏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游戏，当专业诗人，做业余皇帝，最后只有亡国灭命一途。
他全部的错，就错在这里。
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写诗，皇帝，是当不得的。凡诗人，其感情特点有三，一，沸点低，容易冲动；二，脆度低，容易沮丧；三，耐力低，容易泄气，把国家交到他手里，非砸锅不可。曹操就非常明智，他的诗写得绝棒，在皇帝诗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皇帝，孙权蛊惑他，老兄干吧，他说，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所以，他虽然比皇帝还皇帝，硬是不上轿。李煜受命之初，也晓得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可他实在无可推托，同时，我估计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托，怎么说，皇帝也是个美差，于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宋？蔡涤《西清诗话》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
赵匡胤的事后诸葛，看似有理，其实，这位大兵，还是不甚懂诗，不甚懂得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头到脚，从皮到骨，甚至到骨头缝，到骨髓，都是诗人气质。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所说的那个“真”，他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所以，即使按艺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国，不做诗，不做诗人，可他只要血液中诗人的“真”去不掉，就当不好南唐国主。
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篡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饮，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李后主之死（2）
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
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
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奸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下面几段，以作佐证：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
“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因牵连，“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
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娇，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摹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立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尽。
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
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
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
饱暖思淫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性虐待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出格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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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主之死（3）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尔“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中国人习惯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屁，臣民就是五雷轰顶，诚惶诚恐。要是这位情圣兼诗人，不当这个国主，没有这份最高权力，会弄成举国皆小脚娘子，蔚然可观的盛况来吗？所谓群众运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如果李煜仅仅是一位诗人，有这种变态心理，顶多骗骗几个没头脑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发出史无前例的缠足号召，马屁精跟着起哄，御用文人跟着鼓吹，可怜的老百姓敢不雷厉风行么？
所以，权力这东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恶，释放出来。释小恶，则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释中恶，则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释大恶，则恬不知耻，倒行逆施。这公式就是：“权力＋诱惑=邪恶”。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也就产生越大的邪恶。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萌发到了极点，最后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转移扩散，不可救药。
李煜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时，顶多是优哉游哉的公子哥儿，石头城中的第一情种；可一当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皇帝，权力使他往昏君方向发展。提倡缠足，就是他的恶的一次释放。
老实讲，手中握有权力，是了不起的，神气活现，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屁股冒烟；对有些人来讲，是祸，是福，还得两说着呢？这些年，冷眼旁观周遭的文人，当官当得###不离十者，固然有，而当官当得声名狼藉，顶风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永无厌足，在权力催化下引发的人性畸变，哪里还有什么文人品味，一张肉脸上活生生写着名利二字，令人惨不忍睹。
继而一想，这班人写不出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