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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彩去县里参加了政协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会议的场所就在过去国民党的县政府里。门外张灯结彩放起了鞭炮，黄彩也懵懵懂懂跟着一群人走了进去。一向潇洒的黄彩虽然还是那身精干的短装，不过刚从关押中释放出来，两眼浮肿，脸色也有些苍白。刚签了到，会议还没有开始，黄彩就坐在进厅后面的窗户旁边不声不响。她发现到这里来的不少是原来县里认识的人，除了县中学的朱校长，原商会的黄会长、冯鸿举，原国民党县政府的赵秘书也来了。
只不过这些老头儿们的衣着和表情跟以前已大不一样，他们好像是商量过似的，都跟着朱校长的模样一律穿上了灰色的土布解放装。黄彩看着他们就像做梦一样，特别是像冯鸿举那样以前穿惯了绸缎马褂的人，现在看起来倒觉得有些滑稽。
参加会议的委员们都尽力站在引人注目的地方，哪怕是碰到有一点面熟的人，就像是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相互夸张地大叫，握手，又连连地寒暄。不过，这些人对于寒暄的对象以及热情的程度那是十分考究的。比如说，那朱校长的身边就围了一大群人，一个个面带笑容热情高涨。朱校长个子矮小，处在一群人高马大的人物中间，只看到一只手扬得很高，伸在上面不停地比划。
朱校长显然是这会议的中心人物，看来是说话太多声音也有些沙哑。而周围每一个人都好像在等待他那眼神的光顾，如果谁要是被他看了一下，这人多半会配合着点头哈腰。进厅里的气氛越来越高涨，而黄彩却有些恍恍惚惚，她也不知道前几天还在接受审讯，现在怎么就当上了政协委员。仿佛是在一阵大风过后，不知怎么就把她吹落到这里来了。当黄彩在进厅的大窗下坐着发呆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叫道：“黄彩，过来，过来。到这里来。
”黄彩抬起头来看了看，只见朱校长周围的人都露出惊异的眼光朝她这边看。
在黄彩过来的时候，朱校长高扬起手臂环视了一下大家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可是我们县里有名的女侠喽。你们不知道吧，抗日战争的时候她就接近过共产党，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她始终是外围，嗯、嗯，外围。外围也是不得了啊。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我们今天能革命成功，人民能当家作主，就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县里的女委员是很少的，黄彩就是其中一个嘛。”朱校长清了鼻子又继续说：“你们要问了，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这反映了我们共产党要把妇女从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嘛。那什么又是三座大山呢？那就是你们以后要好好学习的问题喽。”正当大家点头称是的时候，朱校
长突然看着黄彩说：“我们今天能一起来开会，都是革命同志喽。噢，黄彩，听说
你也是我的学生吧？我记得，好像是我刚来县里的时候吧？在那个，那个叫二岩的小学吧？
这样看来，你还是我的得意门生哩。”
朱校长看见周围的人都在点头，又把黄彩拉到旁边放低了声音说：“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你那个徐匡年轻有为，还在我们学校住过哩。”朱校长“嗯”了两下又继续说：“革命嘛，总是要付出牺牲的，他要是还在，今天也应该是专员级的干部喽。黄彩啊，你走过的路也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能请你来一起参政，一起来共商国家大事，也是继承了他未尽的革命事业，也是代表他来的啊……”
不知怎么，黄彩一听到徐匡的名字，竟晃晃悠悠地闭上了眼睛。她感觉头脑一阵晕眩，耳朵里也响起了嗡嗡的声音，所有的往事仿佛都一起涌了出来，那后面的话已听不见了。只听得黄彩恍惚不清地说：“朱校长，我想喝口水……”
朱校长赶紧拉着她的手说：“黄彩啊，也不要太激动了。革命的未来还需要你们年轻人努力工作啊。来、来，里面给各位都泡了茶，快扶她先去里面坐坐。”
会议开始了，黄彩还在晃晃悠悠地想着自己的往事，徐匡的死已使她万念俱灰，抄家、游斗、封教堂更让她品尝到这人世的屈辱。她已经感到心力交瘁，对什么事情都已经提不起精神，发下来的几本文件她也只是翻了翻，那些人民掌权、阶级斗争的话她也实在不想去听，她坐在那里一阵阵心烦意乱，怎么也无法把那些伤心的往事从脑海里挤出去。台上一个个领导讲话，她几乎都没有抬过头。可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彩突然听到了一个她熟悉的声音，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那讲话的正是一身解放军装束的李子良。随着李子良铿锵有力的讲话，徐匡的影子又浮动了起来。可她想的倒不是李子良说的那些革命道理，而是勾起了那些完全相反的事情。她想：要不是你李子良的那张条子，徐匡也不会离开我……当年我帮你，就看你是徐匡的朋友……我等了徐匡七年，可你还瞒我，骗我……你们抄了我的家，收光了我的财产，还封了曾救过你的教堂。今天还有脸来说那些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大道理……黄彩从来就搞不懂什么是政治，即使曾经和徐匡刻骨铭心地恋爱过，那也是为了对徐匡真诚和那些夹杂着江湖义气侠肝义胆的东西。在她看来，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够朋友，她就会患难与共两肋插刀甚至是以身相许。黄彩坐在会场里胡思乱想，有时也抬起头来看看李子良那不断挥动胳膊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她心里一直在想：徐匡去了，自己去了教堂；我为什么去教堂？就因为想寻个干净地方等待徐匡；苏珊讲义气，我们教堂那么帮助你共产党的游击队，把你李子良的命也救了回来，可你们不但把教堂也给我们封了，把家给我抄了，还把我关起来天天审讯。你们现在假惺惺地叫我当什么委员，这委员算个什么东西，要来真的，怎么不把弄去的东西还给我？你算什么朋友，你能算哪路朋友？要不是你李子良那张条子，徐匡也不会离开我，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孤苦伶仃……黄彩翻来覆去地想到这里止不住泪流满面，眼前又一阵发黑，会议大厅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歪歪斜斜，仿佛是在慢慢地旋转不停。
回龙县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了没两天，黄彩的幺舅妈提了一篮鸡蛋，衣衫褴褛猥琐不堪地找到黄彩家里，刚一进门她就一头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幺舅妈哭着说：“黄彩啊，你当了政府的官了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黄彩这才知道幺舅三个月前已经被抓了，幺舅娘要她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去救幺舅。黄彩想，不论怎么说，当年徐匡被抓是幺舅帮忙才把他放出来的。而今幺舅被抓，幺舅娘已经找上门来求我了，自己怎么说也不能不尽心啊。
黄彩扶起幺舅娘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政协委员究竟是不是官，尽管没叫我管事，我也得去想想办法。幺舅当年也帮过他们，我不信他们共产党现在就这样无情无义。”
幺舅娘说：“你原来家里的那个长工李子良现在是副县长了，以前市里的保安司令部几次要拿他，都是你幺舅给你说了，那不就是要你去跟他们报信。李副县长现在是专门管这些事的大长官了，你去求他，只要他开个恩，哪有办不到的。”
黄彩面对这哭得昏天黑地的幺舅娘，想来想去还是横了心说：“好，我去。就看他李子良怎么说。”
黄彩去了县里的军管会，好不容易才找到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李副县长。李子良见了黄彩马上叫其他的人都等着，大步跨上去热情地和她握着手说：“我早就想抽个时间好好和你说说话了，你看，这面前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实在没办法脱身哪。你现在好吗？你住的房子现在只给你安排了一间，等下一步给你落实了工作之后，再给你调整一下。你说，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黄彩也不含糊，单刀直入地说了要放她幺舅的事，还特别提到她幺舅以前曾经帮忙放出徐匡，又好多次给云山游击队明里暗里通风报信的事情。
李子良皱起眉头沉吟了一会说：“你说的这事我都知道，可是现在看来很难办。你幺舅怎么说也是国民党县党部办公室的主任秘书，他个人在外面的民愤虽说不大，可由他经办的事情也不少，起码要接受一段时期的审查。你说的给游击队报信的情况，我会在下次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出来，那要看其他领导和上级怎么看了。不过，黄彩呀，现在清匪反霸的斗争尖锐复杂得很啦。上次在政协会议里发的文件你看了没有？我在会上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李子良想了想又说：“那次会议过后的小组讨论，我怎么没见到你？”
黄彩说：“我那几天人不舒服。再说那些文件我也一点看不懂，我心里发闷。”
李子良非常吃惊地说：“怎么连那些文件你都没看？你不看也应该听听人家怎么说吧。那天我在讲话中说的立场问题，你怎么就没听见？黄彩呀，你实在需要擦亮眼睛提高阶级觉悟啊。”
黄彩本来就觉得自己委屈，一听到这带些训斥的话心里就冒火，她气得只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这样无情无义！”扭过头来就往外面走。李子良在后面叫了两声，她也没回头搭理。
可没过半月，黄彩的幺舅还真就给放出来了。
这下可不得了，那些被抓的原国民党的军警官吏、地方袍哥以及各方术士、地痞流氓的家里人全找上门来了。一到夜里，提着各式礼物的男男女女鬼鬼祟祟川流不息。这下可把黄彩难住了。她对那些礼物可以不收，但有些人的拜托怎么说也是不好拒绝的。比如，当年给徐匡和李子良透过不少风的刘乡长；当年向各路拜把兄弟打过招呼，给徐匡抗日宣传队放风看路的袍哥兄弟。这些人能拒绝得了吗？
黄彩撑着脸皮又去找李子良了，这次，李子良态度虽也算和蔼，可也非常认真地说：“黄彩啊，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啊。近来对你的反映很大哩。说去说来还是个擦亮眼睛站稳立场的问题。上次为你幺舅的事，我找了几个人写了证明，好在他以前直接做的坏事不多，也确认他给地下党报过信。本来应该对他多看管一个时期，多搞清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你来找过我，我就专门把他的事情提前办了。放他出来，处理成‘就地监督管制’。为这件事，我在党内虽然作了说明，可也受到不少批评。这次你又来说放这些人，我实在是帮不了喽。同时，作为一个老朋友，一个老同志，我还是要提醒你啊。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严肃的阶级立场问题，绝对不是江湖义气那些东西。黄彩啊，你一定要站稳立场，明白事理。我今天批评你，也是为你好啊。”
黄彩被说得脸上发烫，可还是瞪圆了眼睛有些气愤地说：“我今天来说的人不是一般的朋友，都是帮助过你们的人。要你帮忙的人，我都是再三掂量过的。我就不懂你说的什么‘立场’。当年那些人如果也来说‘立场’，你们好多人都活不到今天。你们现在不讲情面了，就说是什么‘立场’了。你们一来就关了那么多人，我早就明白你们是最不讲义气的！”
李子良顿时瞠目结舌，真不明白这黄彩说话竟然如此蛮横。可他又觉得自己懂得黄彩，了解黄彩，更觉得自己实在是欠了她什么。他看着黄彩什么话也没说，心里想，自己应该多和她接触，应该让她慢慢提高阶级觉悟，才能明白现实斗争的道理。然而黄彩却怎么也想不通，回到家里更加不是滋味，不由得伤伤心心地大哭了一场。她又想
起了徐匡，她认定只有徐匡才明白当年那些事情，只有徐匡才讲义气，只有徐匡才懂自己的心。她想，要是徐匡能活到今天，不但教堂不会撤，自己的那些朋友肯定也不会被抓。她越想越难过，又从箱子底下找出徐匡给她留下的剑鞘，一个人默默地说：“我黄彩至今孤身一人，叫我没脸面对那些帮过我们的朋友。我那时候就该跟你走，跟你走了，就不至于现在弄得我里外都不是人。”
从此以后，对所有来找她的人，黄彩虽然也请他们坐坐，却也只能用县里发给自己的补贴买来的一些东西分给他们。虽然不多，可也算是表表自己的心意。面对有些实在不能拒绝的人，她还给人家出过主意，叫他们换个地方到其他亲戚朋友那里去，她以为像解放前那样，避开一段时期的风头再回来就可以万事大吉。
哪想到这里面有的人因为逃跑被抓了以后，马上就“坦白从宽”，一口招供说是黄彩出的主意。其中竟也有人主动去立功受奖，说是黄彩叫他们跑，而他们就不跑，他们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于是，这好讲义气的黄彩就成了大问题。黄彩为这些事被传讯过两次，当然就有了与人民为敌的嫌疑。政协委员被取消了，李子良也受到了连累，降职到下面的澄江区里去。
过了半月，相距百里的澄江区来函要调黄彩。黄彩到了区里，李子良是那里的区长，区里又把她弄到一叶孤岛上去当了“妓女收容所”的副所长。这是因为李子良专门写了推荐黄彩的报告，希望上级考虑她曾经为革命作过贡献的事情。他还在报告中说，这是对黄彩最好的安排，一是能远远离开那片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之地，二是能让她在管教工作中接受党的教育，逐步提高阶级觉悟。
李子良可说是用心良苦，然而黄彩却依然是糊里糊涂。她只是觉得自己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总得有些事情做才行。
在那孤岛上的“妓女收容所”，管理着县里二百来号过去的妓女。四排临时修建的竹篱笆土墙瓦房，每排十二间，中间住的是收容来的妓女，两头住所长和指导员、医生、教育员和管理员。这里有一个纸盒厂和一个很大的缝纫车间，准备安排那些过去的妓女们在这里劳动，好
让她们出去以后能以学到的手艺自食其力。这里共有十五个干部，全是女性，每个人都穿着上面配给的灰布制服。收容所没有大门，可也立了两根象征性的柱子。旁边有一个公告栏，公告栏上贴了一张政府“布告”，其中写道：……凡是乞丐（包括娼妓）都予以收容，分别加以教育、改造、转向生产。凡乞丐同胞（包括娼妓），应该深体政府善意，自动接受收容。云云。
这是一片四面临水的荒野孤岛，没有高墙围栏更没有岗楼铁丝网，只有草滩、灌木、卵石和丛林。渡船就停靠在孤岛两侧对面的河岸上，岸上还驻有解放军的一个班。然而妓女们大多不会游泳，即使会游也犯不着逃跑，这里有吃有住，还能治病学手艺，这样的日子比过去强，谁都愿意呆在这里。 “妓女收容所”的领导是军管会派来的指导员兼所长的刘芳。刘芳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脸长得圆圆的，眼睛大而明亮，不说话的时候像个娃娃，说起话来不仅老成还显得特别有主见。听说她父亲是解放军的师长，调来之前是部队卫生所的小组长。黄彩不知道自己这副所长
该干什么，而刘芳也不安排她做什么工作。在刘芳第一次给所有收容所干部讲话的时候说： “我们是清除旧社会残渣余孽臭鱼腐虾的排头兵。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协作，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百倍的警惕来干好我们的工作。我是第一次担任指
导员，一定要把大家锻炼成为一支钢铁的队伍……”刘芳滔滔不绝，几乎讲了整个上午。
刘芳讲完话，要黄彩也上来讲几句，可黄彩却摇摇头说：“我不会说这些话，你说了就行了。李子良说，要我好好地向你学习。”
刘芳干工作充满激情，她不仅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她每天早上叫人像军队一样吹号起床，接着是领着大家出操。上午劳动，下午是给妓女们讲思想改造和理论学习，晚上是干部们自己开会。刘芳每天都要念很多文件，并要求大家根据文件的精神反复学习。接下来还要求每个干部都要结合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的干部积极性都非常高，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工作、学习和积极发言。可黄彩是从来没见过如此环境的，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她只是耐着性子，有时品味一下哪些是废话，哪些听起来还说得有些道理。
刘芳虽是一张娃娃脸，却时时板着面孔显得非常严肃，在劳动的时候她经常是累得气喘吁吁，在开会讲话的时候，她总是讲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能声严厉色地从下午讲到晚上也不歇息。十天下来，在整个小岛上，她钢铁般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对于所里的干部来说，刘芳是大家的楷模；对于过去的妓女们来说，弄得大家服服帖帖，更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如此部队似的严格生活，一向自由自在大大咧咧的黄彩自然是没法适应，可她也以最大的努力坚持着。过了几天，她甚至跟自己斗起狠来，每天最早起床，不仅整理好自己的寝室，把出操的院坝也去打扫干净。可却很少有人听见她说话，也从来不在晚上的例行会议上发言。在一次会议过后，刘芳说：“大家都可以走了，请黄彩留下来。”黄彩刚坐下来，刘芳就说：“黄彩，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你为什么总是不吭声，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黄彩看了看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自顾自地笑笑。这大大咧咧的模样顿时就让刘芳觉得不舒服，不仅是看不起自己，好像还有些回避思想改造的意思。然而，黄彩也实在不明白什么是思想改造，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好像也只知道自己那一套哥们的义气。黄彩平时很少说话，每当开会的时候，刘芳即使点名请黄副所长讲话，黄彩要么不说，要么也只是笑笑说：“让大家说，让大家说。”
黄彩越来越觉得刘芳经常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她，每天晨跑的时候她都跑在黄彩的前面。在除杂草、做清洁的时候，刘芳也总是喜欢在黄彩的旁边，她总是把裤脚、袖子卷得很高，还时时观察黄彩是不是卖力气。而黄彩觉得自己已经很认真了，可还是感到有一种逼视和轻蔑的神情。
刘芳做事倒非常很认真，可就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