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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首长和中央纵队安全翻过了山顶，队员们以为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下山也不好下，身子总是往下滑，站也站不稳。政治保卫局在前面的一个同志因为不小心，一下子滑出好几丈远。快到山脚的时候，已经清楚地看到很远的地方，有好多的部队在那里等着了。那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
红军战士看到这一幕，高兴得跳了起来，艰辛、痛苦全都抛之脑后了。红一、四方面军部队会合后召开了联欢会，唱了《两军会师歌》和战士剧团演出的《烂草鞋》。这些给保卫大队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6月22日，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争取中国西北各省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
会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在红一军团后面，经大扳、黄草坪到木城，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接着到了卓克基，在这儿稍作休整后，又向黑水方向出发，经梭磨河、马塘、刷经寺、康貌，翻过了第三座大雪山——长扳山，进了黑山县境的芦花。随后，红军主力又继续翻过了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于8月4日到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
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开了一个会议。保卫大队进行了严密的警卫，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完成。会议之后，红军主力于8月20日到达了毛儿盖。这里是个军事重镇，胡宗南本想调集20几个团在这里布防。但由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没有来，所以红军主力顺利地到达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又召开了一个会议，筹划了过草地的计划，并在这里指挥着全军向草地进军。
8月21日，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由毛儿盖开始向草地进发。红一军团在前，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叶剑英、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邓发等其他领导同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关，在红一军团后跟进，最后是红三军团担任后卫。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红军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进入了一片茫茫的草地。
草地茫茫无际，上面笼罩着浓雾；草丛里河沟交错，全是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臭气；草地没有石头，也没有人烟，更没有道路；草地的脚下是一片片草茎和烂泥潭；草地充满了艰难险阻。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保卫大队来说，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他们要保证首长们的绝对安全，还要面对大自然这个强大的敌人。
第一天，红军没有走多少路，还能找到一些柴草，煮点野菜麦粒吃，烤一烤被雨淋湿的上衣和在水草中行进时被弄湿的裤腿。但是进入草地中心，困难更加严重，天气一日多变，早上还浓雾弥漫，中午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下起大雨来。夜晚，气温急剧下降，寒气逼人。保卫大队的队员们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把带的木棍插在地下，用绳子捆住被单，搭成棚子，把布单铺在地上，让首长们休息。
到达后河，这里地势较高，红军尽量把棚子搭得好些，煮了些青稞麦子吃。
经过与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整整六天的搏斗，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突破腊子口（1）
红军胜利通过草地后，时局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红军突破的天险腊子口一天，叶剑英参谋长得到一份密电，得知张国焘准备带领部队南下，搞分裂活动，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当时，叶剑英正在红军学校，情况又十分紧急。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立即指示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迅速带小分队赶到红军学校，接叶剑英参谋长回毛泽东住地俄界。吴烈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两个班，迅速赶到红军学校，接叶剑英参谋长安全地回到了毛泽东住地俄界。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一次紧急的会议。主要讨论通过对张国焘搞分裂党的活动进行处理的决定和北上的任务及到达甘肃南部后的行动方针。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由俄界北上。红军沿着白龙江的源头进入了甘南境内。
突破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突破了腊子口，蒋介石反动派企图挡住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就能胜利实现。如果突破不了，红军的境况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果断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腊子口，继续北上，这一仗由红一军团来打的。他们在接受任务后，从莫牙寺出发，爬过卡郎山，在班藏五福附近和黑朵村，歼灭国民党鲁大昌十四师堵截红军的两个营。随后，急速向腊子口挺进。经过一场激战，又将鲁大昌驻守腊子口的两个团的兵力打垮。
9月17日，红军胜利地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腊子口突破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和中央红星纵队赶到。过了腊子口后，进入甘肃南部。
9月19日，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到达甘肃的哈达铺。这里是一个镇子，当时毛泽东住在镇上一家中药铺子里，中药铺子离司令部不远，穿过一条横街，拐个小弯就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司令部住在一起，那是一座比较低的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
腊子口战斗纪念碑
9月20日，毛泽东召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红星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的院子里开了一个会议，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说：“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改编，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红星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红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邓发同志任政委。全支队共有七千多人。
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午，政治保卫大队警卫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镇。至此，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走了二万五千里，结束了长征。
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
中央红军落脚吴起镇纯属偶然。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到哪里去？战略方向曾有8次抉择，最终到陕北落脚。由于张国焘闹分裂，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因此，俄界会议决定到中苏边境去占一块地盘。1935年9月18日，长征的红军部队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进行了休整，并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正当四处寻找出路时，得到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红军在哈达铺一个邮局找到一些旧报纸，上面刊登了阎锡山进攻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至此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有一支红军队伍，顿时欣喜若狂。毛泽东在团级干部会上明确指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9月28日，红军到了通渭县榜罗镇，又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到陕北落脚。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进行了重要活动，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确定目前行动方针，提出今后战略任务。第二，打了“切尾巴”战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第三，毛泽东在吴起镇新窑院接见了赤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了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关押在瓦窑堡，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便考虑采取果断措施，化解陕北危机。
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一部
可以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长征落脚吴起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是标志着中央红军伟大战略转移的胜利结束；二是标志着中共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开始。因此，吴起这个原来并不起眼的小地方，由于成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红军从求生存走上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永载史册。
吴起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在洛河边上，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的缘故。中央红军到来时，吴起已经是陕北根据地的大门了。虽然地方有点荒凉破败，但这里的人们具备苏区人所具有的警惕性。见来了部队，除留下几位不怕事的老人当线人外，其余的都躲进了山沟。
政治保卫大队的战士们疑惑不解。从墙上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来看，这里是陕北根据地的地盘，但怎么苏区百姓会怕红军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语言不通的误会，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听成“奉军”了。误会解除后，老人们很快找来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回了群众。
傍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苏区人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迎进了家门，并安排他们住进了镇东北半山坡上的新窑院里。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让政治保卫大队官兵们感受最深的是，这个地方贫困，但这里的老百姓却如同亲人们一般亲。但政治保卫大队的官兵们并没有放松自己，反而更加警惕起来。来到这儿后，中革军委进行了具体的分工，准备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领导一路，负责军事，率部队迅速南下，与正在与敌作战的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会合，共同解救陕北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为另一路，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从“左”倾主义者手中解救刘志丹等人。
1935年12月中旬，政治保卫大队在陕北张村驿改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该营先后下辖4个警卫连。
第三章 进驻延安
瓦窑堡会议（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随后日本侵略者继续南下侵犯，企图将整个中国沦为其殖民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时，民族危亡更加严峻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地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反而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目的是“先安内，再攘外”。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自然不能看着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而坐视不管。此外，在民族敌人入侵、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情形下，谁高举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正因为这样，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始终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现在到了陕北，安营扎寨了，中共中央更应高举抗日大旗，号召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战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但是，面对强大的民族敌人，仅靠弱小的红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克敌制胜。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研究可以团结的对象。中央红军一到陕北，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都是联合的对象。
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住进了红色政权的临时“首府”瓦窑堡才4天，就参加了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转变党的路线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
12月的陕北，已经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寒冷。然而，聚集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严冬的寒冷，一个个异常激动，有时还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十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两个文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当前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特务营的指战员们在搞好大会警卫工作的同时，也为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思索着。
根据形势，1936年3月11日，红军东征，特务营跟随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山西省，分散担负着中央的警卫任务。1936年5月，特务营随毛泽东主席和前总由山西省回到陕北，在陕北延川交口镇，与独立团合并组建为特务团。特务营改编为该团第一营。
成立中央军委警卫营（1）
延安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个神圣的地方。
1937年1月，党中央及领导人进驻延安。这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时刻的开始。
1937年3月，特务团奉中央和彭德怀同志的命令，调第一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接到命令后，便将第四连的少数红军调到二营各连队，由二营各连抽调一些党员和经过考验的忠实的战士补充到第四连及其他三个连队。全营60％以上是党员。同时，调整了武器，补充了当时最好的枪支。
4月16日，在营长谢国文、政治委员严雄的率领下，特务团由云阳镇出发，到4月23日上午9时到达延安。
抵达延安后，当日10时于城内钟鼓楼西面操场上举行了全营军人大会，宣布特务团第一营改编为中央军委警卫营。
中央军委警卫营成立后，部分战士留影因朱德总司令和谭政亲临大会现场，全营都感到精神振奋。特别是朱总司令讲话的时候全场十分肃静。朱老总说，我们中央军委警卫营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志们啊，这个任务是重大的，是光荣的。现在延安刚解放不久，附近的土匪很多，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很猖狂，必须警惕地、认真负责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证中央的安全……
会后，谭政亲自召集了全营排以上干部开会，具体说明了保卫中央的意义，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宣布了将军委通讯连、警卫团第二连和机枪排调归中央军委警卫营建制的命令，下辖6个连和1个机枪排，全营共900多人，隶属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直接领导。军委通讯连在长征途中担负机要通讯与警卫任务；警卫第二连成立于1932年，长征中担负保卫朱总司令和电台的任务；机枪排成立于1933年，长征途中担负防空等战斗任务。
着将军服的谭政谭政是杰出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1906年出生，湖南湘乡人。1927年3月加入国民革命军。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队委秘书、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6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就创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对指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突出作用。1943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使部队取得很大进步。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又名《谭政报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报告中所阐述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