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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乞丐类别细说（3）
后世的文人乞丐大抵都有这个特点，他们往往将名节视为比衣食性命更重要。汉魏六朝之际，此一风气尤盛。《后汉书·独行传》中记载的贫士石德林、《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才子罗友等，少时皆为好学之士，后因贫寒乞丐于人，但行为举止都不同于一般的行乞者。精通老子之学的向栩，好被发，似狂生，每次乞讨，骑驴入市，有时还邀请众乞儿到他的住宿地狂喝烂饮，“时人莫能测”。石德林在东汉末年的兵荒马乱之中，成了无衣无食的鳏穷之士，并由崇儒变为“昼夜诵咏道书”的老庄信徒。他乞讨时，决不多取，也不肯接受当官的赐予，仍然遵循着一事实上的道德准则，竭力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晋时士人罗友，颇具才学，世人谓之“书痴”，也常有异人怪诞之举。作了乞人之后，旧习未改，常常窥伺他人世间祠堂，往乞余食，又穿行于热闹的市肆之中，毫无羞愧乞怜之色。后来经当权者桓温的举荐，作了地方官，以其卓越的才干，赢得了吏民的拥护。
晋代有位贫士，姓董名京，字威辇，不知什么地方人，曾与陇西计吏住在洛阳的白社（今河南偃师县内），懂道学。陈子叙曾跟他学道。没吃的，他时常到市上行乞，披头散发，还逍遥自在地吟咏诗句。若讨得一点残碎丝絮，即用以遮身，但不接受完整的全帛全绵。当时著作郎孙楚曾写信劝他一起回去或作官，却被他写信拒绝。后来，人们就不知他的去向了，只在住处留下一石竹子和两首诗。董京的行迹说明他是个宁愿行乞于市，也不愿为官的隐士。
（2）越轨犯罪型
越轨犯罪型是乞丐群落中行迹最恶劣，社会为害最大的一类。之所以将其列为特殊型一类，因为他们的行为与普通型乞丐不同，普通型乞丐，不论是坐讨、苦讨、艺讨，还是文行、武行，也不管是白项、红项，他们行乞都有一定之规，抢劫、杀人、为害乡里的事情是丐帮帮规所严禁的，普通型乞丐一般较少与社会发生暴力冲突。而越轨犯罪型乞丐则不然，他们突破了社会规范，也突破了丐帮帮规，坑蒙拐骗、采生折割、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他们还常常与江湖黑道相勾结，与各类社会犯罪分子串通一气，其所作所为大多触犯了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称之为罪犯是毫不为过的。
越轨犯罪型乞丐由乞丐中横强无赖者、品行不端者、各种混迹于乞丐之中的不法之徒、流民中的无赖、与黑帮交往密切的丐首、甲头，以及假乞讨之名行犯罪之实的各种地痞、恶棍所组成，这一类型乞丐是藏污纳垢之所，是一个犯罪的渊薮。
乞丐群落是一个滋生犯罪的场所，自古皆然，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何以如此呢？主要原因在于乞丐者流构成人员的杂芜，人鬼混杂，五色杂处。乞丐本是社会声望与地位极卑贱的阶层，沦为乞丐之流多穷极无聊者，加之动乱灾害之年的流民、灾民、饥民以及各类社会底层民众，他们地位的卑下、处境的凄惨，一方面引起社会的唾弃，一方面又引起社会的同情，社会控制之于乞丐也因此相对松弛。他们往往处在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边缘，故此，各种社会不法之徒就借乞丐这块宝地以隐身，各类犯罪之徒假乞丐之身以逃避社会控制机构的制裁，乞丐自然而然就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在了。不法之徒，原有的犯罪分子混迹于乞丐行列，其越轨犯罪活动非但未有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这一方面提高了乞丐的犯罪率，另一方面对于整个乞丐群体的行为方式产生了“示范效应”，原来的普通型乞丐在不法之徒犯罪活动的“示范之下”，渐渐地模仿学习，不期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同伙帮凶，甚而直接变成犯罪之徒。乞丐的越轨犯罪现象由是大增，以至形式一个越轨犯罪型的特殊类型。像乞丐这样亚文化社会群体，他们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权利诉求的渠道与利益满足的场所。他们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也通常充满着各种功利追求，但他们没有获致功利的方式与渠道，功利的追逐又是不可遏止的，于是，他们往往采取其他方式完成自己的权利诉求，满足自己的功利需要，这些方式与手段往往是文明礼俗所不齿的，甚至是社会法律所严禁的，故此，乞丐们犯禁触法，作奸犯科就是势所难免了。
越轨犯罪型乞丐的行为以突破社会道德法律约束、给他人与社会造成伤害为主要特征，反社会、反人道、反文化是其行为的基本取向。总起来说，这类乞丐的行为可分为以下几种：
流氓无赖行为，即强索强讨，泼皮无赖，横行乡里、搅扰市行，敲诈勒索、威逼恫吓等等。
诈骗行为，这是越轻犯罪型乞丐最常见的一种行为，其形式之多样，动作之诡秘，手法之绝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显著者如“炒卖假人头”、“卖假药”、“仙人跳”、“放白鸽”、“与人作帮衬行骗”、“念秧”等等。另有“采生折割”，偷窃抢劫、团伙骗食、贩毒运毒等等不一，此类情形，下文再作详陈，此不赘述。
从个相到共相
一特殊生存方式（1）
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过程
乞丐的行为、乞丐的生活、乞丐的人生态度与目标取向等等
构成乞丐文化的主要内涵，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面貌。追本溯源，乞讨食物、乞求施舍最初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权宜手段，人人皆可得而用之。它既不特别，也不稀罕。最初的乞讨活动每每与特殊的个体发生联系，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每一乞讨行为只具有个案文化意义。后来，由于社会历史的、文化的、环境的众多原因，乞讨行为在社会中不仅日见增多，而且开始具备某种社会专属性，即它往往与社会某些特定的阶层和群体发生紧密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属性。由此，乞讨行为就从其他类别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开始具有了一些专属于自已的形态特征和结构特征，与此相应，乞讨现象开始从某种个别现象发展成一组相互关联的现象，乞讨行为也开始从某种个别行为演变为一组相互关联的行为。这些相互关联的现象与行为共同构成一个文化丛体，它便是乞丐亚文化丛体，乞丐的行为、活动、心态、追求、人生取向等等由此具备了统一的整体的面貌，这个系统全面的文化面貌或样式就是乞丐文化类型，它使乞丐文化与社会其他各种亚文化类型判然有别，从而带有了自身鲜明的文化个性。
贫困是导致乞丐现象产生的经济根由，贫困是长期的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乞丐因而也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乞丐行为的社会性质却是古今有别的。
按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夸富竞赛节”是氏族社会中后期存在的一种生活习惯。这是一种竞赛式的、全体的送礼制度，这种送礼制度是带有友谊的、强迫的、相互的、集体的，竞赛式的和报复性的多项意义。它除了经济上的交换意义，还有其他多种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原始的互济互助作用。在这种制度中，应赠予必须赠予，应该接受者必须接受，而接受者在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又必须给原来的赠予者以回报。而这种赠予，必须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和公共宴会的场合举行。用今人的眼光看，它实际是社会举行的一次集体的施舍活动，而被赠予者与赠予者更类似于求乞者与施舍者，不同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求乞者与施舍者是经常互换的，两者在社会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故而，求乞不仅不被社会鄙视，而且为社会礼俗所赞许，因为它是一种互济互助的社会行为。
“野蛮人”把战争、掠夺视作光荣崇高的事业，其意义远在“进行创造的劳动”之上，同样，因为原始氏族社会是“野蛮人”的社会，通过被赠予、被施舍而获得食品财物，其意义也不在“进行创造的劳动”之下。由此可以推知；乞丐行为的最初痕印刻在当时的交换制度之中，这种交换就是双向的赠予，赠予者与被赠予者在形式上有类于后世的乞讨者与施舍者，但文化内涵却大相径庭。在这种制度氛围中，乞讨不仅是社会为解决贫困而采取的一种互济互助手段，而且也带有社会互动交往等多重文化意义，因此，乞讨行为不仅是普遍存在的、习见的社会行为，是一种合乎社会文化规范的正常行为，而且是一种不受歧视、更不受鄙视的社会行为。正如通过战争掠夺财富一样，在后世这是一种为社会所谴责的行为，而在氏族社会，它却比生产劳动更光荣、更伟大！
到了文明社会，此一情形为之大变。
在社会发展史上，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氏族社会或史前杜会）之主要区别。除了前者发明了文字，创造了新的聚落社区——城市，以及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之外，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社会分层加剧了。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交换，特别是商品交换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等等是促使社会分层加剧的催化剂。这时，人们不再是彼此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了，人们不仅有富人、穷人之分，贵族、平民之分，而且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别，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别，有产者与无产者之别，以及“士、农、工、商”四民之别，等等。总之，文明社会已把人们分为上下有别的等差，人们因自己的社会分工、政治权力、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而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享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这是文明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见面礼”。
文明社会是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社会，也是各种礼俗规范繁冗的社会。在文明社会中，一切行为均应遵从社会礼俗规范，若此，则名之为“文明”视之为“正常”。反之，则斥之为“不文明”，目之为“反常”。当然，这些礼俗规范都是由权势集团所制定的，并且，文明与否，正常与否的认定也是由被他们控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这样一来，原来是普通现象的乞讨变成为一种特殊现象，原本是社会底层民众互济互助性的乞讨行为变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谋生行为，乞丐、乞讨行为、乞讨现象始被社会以“另类”目之。
可以这样说，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乞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开始从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了，行乞求讨行为开始成为专属于这一社会角色的特殊行为。这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是阶级与不平等现象在文明社会的突出表现。
一特殊生存方式（2）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乞丐们将何以自处呢？乞丐们行为的目标与常人一样，生存的需求始终是首要的，所不同的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正是这种行为手段或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乞丐在社会中被排斥、被目为异类的命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在论述越轨行为时曾指出：正是当一种文化价值体系颂扬某种对一般人而言普遍的成功目标，而社会结构又对同一人口中的相当多的人严格地限制了或完全封闭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可靠手段的时期，越轨行为便会随之大量产生。（〔美〕波普诺：《社会学》〔上〕，辽宁人民出版社）
获取必要的食品、衣物、钱财是文明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所赞许的行为目标，但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广大底层民众却缺乏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当他们仅仅靠社会所允可的手段达不到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目标时，他们就必须“创造”出新的手段，因为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这一目标，必须“创造”新的手段，乞丐营生便是底层贫困民众“创造”出的一种谋生手段，尽管这种手段被社会礼俗所排斥，不为社会现存的文化价值体系所接受，但它仍被创造出来，并被后来者所学习和沿用。这是生存的需要。
这种新的手段就是通过种种方式将乞丐自身的弱者形象、苦难经历、悲惨际遇传达给世人，借以调动人们的同情，进而获得人们的施舍。所谓“路讨”、“行讨”、“苦讨”、“骗讨”便联翩而至，所谓“叫街”、“哀号”、“诉冤”、“脱轴头”、“打单子”、“拉破头”、“吞刀”、“耍蛇”、“装相”、“诈骗”等等作法也系列推出。这些活动、行为、手段、作法已与乞丐者流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成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专属于乞丐的文化要素，当这些专属于乞丐的文化要素进一步繁衍并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乞丐文化类型之形成也就为时不远了。
二文化“标定”（1）
一组相关文化要素的产生是亚文化类型形成的前提。而文化要素，诸如行为、活动、立场、态度、规则、产品等从分散的、独立的“元件”演化为彼此关联的、结构稳定的系统，其间应当有一个复杂的重组合成的过程。对于每一种文化体系而言，这一重组合成的过程都是漫长的，形式是潜隐的，我们想弄清楚其中的具体演化过程与机制，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也正是文化研究的难点所在。作为乞丐文化的类型与体系，其形成与发展之过程的探究，困难更多，理论上既无定论可循，史料上也难于确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参照比较分析，通过参照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有关理论，从理论上将乞丐文化类型之形成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因此，我们有关此类问题论述只具有假说的意义，然而假说却是通向科学的一个必经之途。
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简单地说，源于两端，一是社会生活的积累；一是社会文化的“标定”。
首先，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他们长期特定生活实践、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乞丐们的生活经验、生存技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在经年积月的生活历程中逐步形成、定型并加以传承的结果。
乞丐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社会互动中，逐渐摸索创造了一系列专属于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技能、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等文化要素，诸如鹑衣百结、托钵持棍、蓬首垢面的角色形象，沿街讨要、坐地哀号、示人以弱、哭诉苦情、装相作态，以及通过各种曲艺取悦于人的行为方式，街头讲唱、耍蛇吞刀、拉破头皮与刺击手腕、以及贩人售假与采生折割的特殊技能，还有流动不居、家无盖藏、即取即食、无挂无牵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他们在长期的行乞生活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来的。经年积月，天长日久，这些角色形象、行为方式、特殊技能、生活方式就成为与乞丐者流紧密关联的文化要素，成为专属于乞丐、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大相轩轾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最初可能是个体的、零散的，只具有个相文化要素的特征，后经社会传播，这些角色形象、生活技能、行为方式渐为其他成员所效仿沿用，从而被定型化与普遍化，个相的文化要素便演变为共相的文化类型了。此其一。
其次，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也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乞丐文化的“标定”作用的结果。
按现代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合规范与礼俗要求的越轨行为，这些越轨行为，与其说是社会成员自身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社会对他们的标签作用而促使并强化。“标签”理论认为，越轨并非一个人行为的自由选择，而是社会对一个“违反者”进行评判裁决与惩罚的结果。越轨者即是一个可以对之成功地使用此种标签的人，越轨行为便是人们如此标定的行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些所谓“青少年犯罪”、“独行特立者”等等都与社会的外在标定作用有关。社会标签理论包含三个要点：①越轨是社会界定的；②社会控制机构在分派越轨者标签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③一种越轨者标签一旦被使用，它便使个人有了污名；并可能造成一种越轨的身份。
社会主流文化的“标定”作用产生文化隔离机制，乞丐被另类视之，在隔离状态下，乞丐所特有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技艺、态度、观念等等文化要素被进一步强化，当行为成为一种定势、生活成为一种习惯、态度成为一种习性、技艺成为一种专长的时候，零散的文化要素便被组合成特定的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也就是文化类型的前身了。
文化类型的形成不仅使乞丐的社会身份日见清晰、角色形象日益鲜明，而且使乞丐的行为逐渐带有专门化的色彩。从文献史籍上看，魏晋六朝以降，乞丐的行为方式已呈现出专门化、技能化的特点，这时的乞丐已不同于先秦时期的乞丐，他们已不再是简单的乞食于路人，或仅凭哀号求乞于他们，而是以各种他人所无的伎俩、技艺为乞讨手段，这些手段五花八门、种类繁杂，如唐代的乞丐，其行乞方式就有如下数种：
（1）利用脚书行乞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记载：“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这是残疾乞丐利用脚书楷字的绝技乞讨。
（2）利用怪胎动物行乞
唐张《朝野佥载》卷五说：“（玄宗）开元年，咯下人牵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即用怪胎动物沿街行乞。
（3）利用木制器械行乞
同书卷六还说：“将作大臣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