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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带着怎样的烦躁与失落心情，重新翻看我那些自命不凡而又冷酷无情的杰作。
所以，在历经几个月的痛苦之后，这样一本散文风格的手稿让我如沐春风。它不再使我头痛、恶心，值得给予一定的赞赏。乘独木舟漂流一定会吸引一部分读者。但我认为，手稿过于冗长和沉闷，像一次乏味的环太平洋航海旅行。如果对它作大量删节，也许可以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之类的杂志上，或让某个大学出版社买下它，但它决不会是我们所需要的书。
我就是这样处理那本了不起的现代冒险经典作品《孔提基》的。几个月后，看着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不可思议地数星期排名第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我想，如果麦克格雷给我的苦力费超出每小时九十美分的话，我对好书与臭钱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更敏感一些。
在这段时间，回“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我住在西十一大街一个叫大学生俱乐部的大楼里，那间陋室只有八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我一到纽约便被吸引到这儿，不仅是因为它的名字，还因为它一周十美元的低廉房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时，涌上心头的是青年团般的同志之情，还有铺着绿色羊毛毯的客厅长桌，上面摆着《新共和》、《党员评论》之类的杂志。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大学生俱乐部只在一座低廉的旅馆里占了一小块，门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穿一件女人长袍，无精打采地为客人送信件或买买酒什么的。与鲍韦利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可以锁上的房门，多少有一点点私人空间。除此之外，它与任何一家低级旅馆并无两样。不过，它的位置很好，几乎可以算是别致。在四楼的背面，从我那间陋室里满是污垢的窗口望出去，西十二大街上一座房子的花园尽收眼底。这是一个令人陶醉、心生梦幻的花园。有时，我似乎看见了花园主人——那便是我，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他即将成为纽约或哈伯人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那可爱、迷人、身材匀称、金发碧眼的妻子，常常穿着便装或睡衣在花园里跳来跳去，与一条长相滑稽但精心打扮的阿富汗狗嬉戏，或蜷曲着躺在吊床上。在那里，我与她疯狂Zuo爱……
然而，当这一切连同那座傲慢的小花园像符号一般消失之后，大学生俱乐部的破败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我更是贫困交加，异常孤独。这里的房客清一色是男人，年纪大多在中年以上，多是些流浪汉和穷愁潦倒的人，贫民窟便是他们的下一个去处。他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在狭小拥挤、油漆斑驳的走廊中擦身而过，满身酒气，满脸无奈。经常坐在门厅里的不是那老门房，倒是一群卑躬屈膝的死气沉沉的书记员，一盏小灯在他们头上一闪一闪、忽明忽暗。他们不时乘着那部破旧的电梯，大声咳嗽着慢吞吞地爬上四楼。这个春天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像隐士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只能这么做，因为我没钱去消遣，还因为我是个初来乍到的乡巴佬，害羞，还有些矜持，既无机会也无情绪去结识新朋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在经过多年的寄宿生活后，我是那么害怕孤独，像一个重刑犯害怕被突然扔进死寂的大牢。我觉得，我现在是靠慢慢消耗多余的脂肪来维持生命。春光明媚的五月黄昏，我呆在大学生俱乐部的小房间里，看着一只硕大的蟑螂从《约翰·多恩散文诗歌集》上爬过，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孤独，它是那么冷酷、丑恶。
因此，几个月来，我每晚的时间安排一成不变。五点钟离开麦克格雷大厦，在第八大街搭乘地铁来到乡村广场，在拐角处的一个熟食店买点东西。如果钱还够的话，就再买三罐莱因戈德啤酒，然后从那儿直接回到那间斗室，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床单已经洗得发白，散发出一股肥皂味。我一边看书一边喝啤酒，直到喝完最后一罐，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或更久一些。在我那种年纪，如饥似渴的阅读一如幸福的婚姻成为排谴孤独的最佳方式。在那些夜晚，我只能靠这个打发时光。不过，我又是一个堕落的读者，对几乎所有刺激人的乃至能激发性欲的文字，都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喜好。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与那些承认他们年轻时有此同感的人交流，我想我不会因为这些想法而被别人瞧不起或不信任。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翻翻电话薄就能让我混上半个小时，我那玩意儿就这样看着那些名字产生轻微而明显的肿胀。
不管怎样，我还是渴望阅读。《在火山下》，记得这是当时最吸引我的书。一直读到八九点钟时，我便出去吃饭。那叫什么饭呀！比克伏特餐厅的索尔兹伯里牛排，吃完后总要留下一滩牛油；有时是耐克煎蛋。有天晚上，我在煎蛋里发现了一根雏鸡的绒毛和还未孵化完整的鸡嘴，差点没把我恶心死。要不就到雅典饭店吃小羊肉。那小羊肉吃起来和老绵羊肉差不了多少，再加上一些有异味的土豆，肯定是从某个仓库偷来的滞销货。但我对纽约的餐厅一无所知，就像我对它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这城里“最好”的晚餐，就是白塔饭店的一块汉堡包和一块陷饼，那花不了一美元。
回到斗室，我又抓起一本书一头扎进去，直到清晨来临。不过，我有几次不得不做一些乏味的“家庭作业”，给麦克格雷即将出版的书写些短评。事实上，我被雇用的主要原因，是给出版社一部已出版的大部头作品《克莱斯勒大厦的故事》写了一篇简介。那篇抒情而刚劲有力的文章给范内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显然认为，我必定还能为其他即将出版的书写出同样精彩的短评来。我想，他对我最大的失望，就是我再也没能写出哪怕一篇这样的文章。我一点不了解范内尔，只是从表面上看，麦克格雷那种绝望与消耗融在一起的综合症早已融入他的身心。
我不得不承认，我开始憎恨这种排字游戏一样的工作。我不是编辑，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像梅尔维尔、福楼拜、托尔斯泰还有菲茨杰拉德那样充满热情与渴望的作家。有多少个夜晚，他们单独或集体前来与我神会，呼唤我蕴藏于内心深处的作家职责。在扉页上写简介或短评，尤其是为那些带有铜臭味的商业书籍写赞美之辞，让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堕落感。下面是一篇我未能完成的短评：
说到传奇的美国梦想，不能不说到金伯利…克拉克纸业大王。在威斯康星一个宁静的湖畔小镇尼纳，他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金伯利公司如今已是世界纸业几大巨擎之一，在十三个州和八个国家设有工厂，拥有众多的消费者。它的一大堆品牌——当然最著名的是“克利尼克斯”，早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像这样一段文字要耗掉我几个小时。是用“理所当然的克利尼克斯”还是用“不容置疑的克利尼克斯”？是“众多消费者”还是“许多消费者”？是“一大堆”还是“多如牛毛”？我心烦意乱地在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里苦苦挣扎，轻轻念着那些毫无意义的文字，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手Yin。不知为什么，这种时候我总会产生手Yin的冲动。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边对着那人造纤维板的隔断墙大叫“不！不”，一边扑向打字机，恶作剧般地打出一段另类却不无新颖的文字来：
据统计，在冬季的一个月，如果全北美洲都用“克利尼克斯”手纸擦鼻涕的话，它可以铺满耶鲁体育馆，且厚达一英尺半……
“柯特克斯”卫生纸在美国有惊人的使用量。据计算，如果把四天时间里使用它的荫部连接起来的话，可以从波士顿一直绵延到佛罗蒙特的白水河……
第二天，一向和蔼可亲、宽容温和的范内尔也会对这篇文章惊讶不已。然后，他嘴里叼着耶罗…波利烟斗，脸上堆着善解人意的微笑，对我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想法。”他会让我重写一篇。或许是因为还未在饭碗和爱好之间完全迷失，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还残留有一些长老会式的工作伦理道德，那天晚上，我便会倾尽热情和能力提笔重写。但几小时的挥汗如雨后，我仍然只能放弃，重新回到我的《熊瞎子》、《来自地下的记事》或是《比利·巴德笔记》中。要么就什么也不看，只在窗前徘徊，把饥渴的眼光再次投向那座美妙无比的花园：曼哈顿春日黄昏中，温斯顿·汉尼卡特家的一个聚会即将开始（这个漂亮名字是我受洗礼时用过的，现在我用它给这座花园的主人命名）。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进入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这时，金发碧眼的玛维斯·汉尼卡特出现在花园里，身穿宽大的外套和印花紧身便服。她在银白色的月光下站了一会儿，把她那可爱的头发往上梳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在花圃上摘下一朵郁金香。她的举手投足优雅至极。她不知道这一切会对一个初级编辑有着怎样的强烈刺激。我的情欲不可思议地剧烈扩张，触手可及。它溜出这破旧的房子，顺着污秽不堪的墙壁滑下，像蛇一样急不可待地窜过篱笆，饿狼似地爬上她那向上翘起的臀部，然后悄无声息地现出我的原形。我带着热切的难以控制的情欲，轻轻地抱住玛维斯，捧住她那丰满、性感、甜蜜的酥胸。“是你吗，温斯顿？”她悄悄地问。“不，是我。”我——她的情人回答说，“让我带你去一个奇妙的地方。”她总是回答说：“噢，亲爱的，是的——等一下。”
在这些疯狂的幻想中，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她在阿伯克隆比…菲奇吊床上Zuo爱，但总会有人突然来到花园，打断这一切。比如桑顿·威尔德、康明斯，要不然就是凯瑟林·安·波特，或者是约翰·马奎恩。这时，我从亢奋的情欲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又站到窗前，无比神往地继续幻想下去：在这对活跃的酷爱社交的年轻夫妇家里，有一间与花园平行的起居室（里面，现代丹麦风格的书架上挤满了书，常常惹得我嫉妒地看上几眼），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们常在此驻足。傍晚，落日的余晖轻柔地洒在花园里，露台上开始出现许多衣着时髦、举止不俗的人。他们谈着某个话题。我甚至能在朦胧暮色中辨识出男女主角们的脸。他们都是我不幸的灵魂陷入文字魔力后，日思夜想、梦牵魂绕的文学英雄。我遇见过的惟一一位作家，就是那位我曾提到过的前共产党交通员，他有一次偶然闯进我在麦克格雷的办公室，满嘴葱味，汗臭扑鼻。因此，在那些春日傍晚，我的想象力在汉尼卡特家频频举行的晚会上肆意放任，那些偶像的面孔疯狂地充斥着我的大脑——瓦特·史蒂文！罗伯特·洛艾尔！一个小胡子偷偷摸摸从门那儿过来了，是福克纳？近期谣传说他在纽约；那个体态丰满，头发挽成小髻，一直咧嘴笑着的女人，准是玛丽·麦卡锡；那个矮个儿、脸庞红润的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只能是约翰·基弗；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用颤音高喊：“欧文。”这个名字传到我偷窥的地方时，我的心突地一震，这真是那个写《着夏装的姑娘》的人吗？他那如同摔跤运动员般的强壮身体旁有两个女孩子，两张鲜花般的脸庞带着崇拜的神情仰视着他……
我现在意识到，我脑子里浮现的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常常在广告或新闻节目中出现，或来自华尔街和其他令人羡慕的行业的名人。但当时的我固执地停留在幻想中。不过，就在我从麦克格雷帝国逃跑之前的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情感挫折，我的“花园情结”嘎然而止。那天，我又习惯性地站在窗前，把眼光投向玛维斯那熟悉的后部。对我来说，她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是那么熟悉、亲切。她穿着那种宽松外套，用手把金发往后撩撩，站在那儿与卡森·麦卡勒斯，还有一个脸色苍白、长着傲慢的英国脸庞的人闲谈着。那人眼睛近视，无疑是奥尔斯德·赫胥黎。他们到底在谈什么呢？萨特？乔伊斯？温特各酒？西班牙南部的避暑胜地？不，他们看来是在谈身边的事，也就是周围的环境，因为玛维斯边说边比划，用手指着那爬满常青藤的花园墙壁、喷水池，以及开满鲜花的郁金香花圃，那美丽的花圃在都市灰暗阴沉的垃圾堆中艳丽夺目。她的脸看上去是那么愉快和兴奋。“只要……”她似乎在说，那张美丽的脸因为不快而越绷越紧。“只要……”她猛地转过身来，朝着大学生俱乐部的方向伸出她那愤怒的小拳头，那苍白颤抖的拳头好像就在我眼前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舞着。我敢肯定，我能从她的唇形上看出她所说的话：“只要那该死的丑恶的东西不再在那儿死盯着我们！”我懊恼极了。
但我在西十一大街的痛苦命中注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想到这些，因《孔提基》一事被解职还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我在麦克格雷走下坡路开始于一个叫威塞尔的新编辑室主任的上任。我背地里叫他“黄鼠狼”，只须把他名字的字母颠倒一下就成了这种动物。威塞尔来这儿是为了给麦克格雷提高一些必要的档次，他那时因与托马斯·沃尔夫相识而在出版界小有名气。在离开斯克利勃和马克斯威尔·帕金斯出版公司后，他开始编沃尔夫的作品专辑，并且在作家死后，帮助整理了尚未出版的大量文稿。尽管我和威塞尔都来自南方，很容易在纽约的排外环境里产生同乡亲情，但我们一见面就相互不喜欢。他是一个秃顶、不太招人喜欢的小个子男人，四十八九岁。我不知道他怎样看我，但毫无疑问，他对我那傲慢的、自由散漫的文风十分冷淡。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呆板冷漠、毫无幽默感的人，脸上总带着愚蠢、自以为是、不可亲近的自负的神气。在办公会上，他最喜欢说“沃尔夫过去常对我说……”，或“托马斯临死前，在写给我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
他竭力把自己与沃尔夫联系在一起，俨然把自己当作这位作者的翻版。这让我痛苦不已。因为我们那一代有无数年轻的沃尔夫崇拜者，我也狂热到了几乎痛苦的地步。我愿意献出一切，换取与威塞尔共度的一个亲密、轻松的夜晚，以聆听大师的轶闻趣事，尤其是他的那些怪癖行为和惊人之举，以及那重达三吨的手稿。我会不停地惊叹道：“上帝啊，这简直太有趣啦！”但威塞尔简直不可接近。他苛刻、机械，这一点使他与麦克格雷严谨、呆板、极端保守的风气很快融为一体。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仍在那儿自命不凡，玩笑般地对待我的编辑工作。我疲惫的双眼早已变得呆滞，但丝毫不影响我对流行文风、出版业的时尚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抱相同的态度。因为麦克格雷虽然身披文学外衣，但毕竟是美国式的商业范例，所以，只要像威塞尔一样冷酷的人在这儿掌权，我就知道我的麻烦快来了，我在这儿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
他上任不久的一天，叫我去他的办公室。那张油光可鉴下大上小的枣形脸、纹丝不乱的胡须头发以及充满敌意的黄鼠狼般的眼睛让我产生一个念头，注重仪表乃至到了敏感程度的托马斯·沃尔夫不可能对他有任何信任感。他示意我坐下，稍作寒暄便直奔主题，说我在“相貌”方面不符合麦克格雷公司应该遵守的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人把“相貌”这个词用在形容一个人面容以外的地方。威塞尔又谈到一些细节，令我更加迷惑。因为老好人范内尔从未对我或我的工作说过半句坏话，但现在看来，我的错误还不仅仅在服装上，甚至政治倾向上也有问题。
“我注意到你没戴帽子。”威塞尔说。
“帽子？”我回答说，“是的，没有。”我向来认为帽子是用来御寒的，所以我只在冬季能想起它。两年前离开海军陆战队后，我还从未把帽子与工作联系在一起。戴不戴帽子是我个人的权利。所以，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麦克格雷公司的人都戴帽子。”威塞尔说。
“每个人？”我问。
“是的，每个人。”他的回答很干脆。
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了，麦克格雷公司的确人人都戴帽子。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电梯里、走廊上到处都是草编的和软毛毡的帽子。所有人的头发都剪成一样的发式，当然这是对男士而言，女士们（主要是秘书们）就另当别论了。看来，威塞尔的话太对了。我从没发现这一点，但此时我意识到，戴帽子不仅仅是为了时髦，还是一种责任，是麦克格雷公司的一种习俗，就像这绿色大厦里人人都得穿箭牌衬衣或裁剪得体的威伯…黑尔波侬牌法兰绒衬衣一样，不管你是发行员还是编辑。我居然如此愚笨，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与众不同，但即使我现在意识到这些，涌上心头的却是一种既恼怒又窃喜的感觉。我忍不住马上问威塞尔，而且借用他那种严肃的腔调：“请问，我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吗？”
“我不能批评你的阅读习惯，也不想这样做。”他说，“但对麦克格雷…希尔公司的雇员来说，看《纽约邮报》是不明智的选择。”他停了一下又说：“这是对你善意的忠告。不用说，你当然可以在你自己的时间和地方读你喜欢的东西！但作为麦克格雷公司的一位编辑，你不应该在办公室读那些激进派的东西。”
“那我该看些什么呢？”我问。我习惯在每天午休时到四十二大街买一张《邮报》和一块三明治，然后回到办公室，消磨掉一个小时。《邮报》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是一个中立者。我读《邮报》不是因为它刊登自由、激进的言论，也不是为了马克斯·勒内的专栏。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只是对它那大都市报刊的活泼的新闻文风和有关上层社会的报道着迷，比如关于伦纳德·里昂的报道。我在回答威塞尔的时候，知道自己不会因此放弃这张报纸，但可以找一顶卷边的平顶帽戴上。“我喜欢《邮报》，”我说，开始有些激怒，“那你认为我该读什么？”
“《先驱论坛报》也许比较合适，”他慢吞吞、冷冰冰地说，“要么《新闻》也行。”
“但它们都是早上出版的。”
“那就看看《世界电讯报》或《美国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