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先驱论坛报》也许比较合适，”他慢吞吞、冷冰冰地说，“要么《新闻》也行。”
“但它们都是早上出版的。”
“那就看看《世界电讯报》或《美国纪实》，耸人听闻总比激进要好一些。”
“但《邮报》并不是激进派报纸。”我差点脱口而出，但马上咽了回去。可怜的威塞尔！尽管他像鱼一样冷冰冰的，我却突然有点为他难过。我意识到，不是他想约束我，而是他不得不如此。（这难道是一个南方人对另一个南方人迟来的一点点歉意吗？）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对这些愚蠢无聊的约束也没一点兴趣。但在那种年龄那种地位，他是麦克格雷真正的囚徒，不得不同流合污，以换取那些不义之财。而我呢，至少我的未来世界是自由、宽广的。我记得他干巴巴地说“耸人听闻总比激进要好一些”那句话时，我几乎有些狂喜地在心里暗暗说道：“再见，麦克格雷…希尔……”
但我缺乏勇气立即走人，这让我至今还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开始消极怠工，或者确切地说是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早上准时上班，下午五点准时离开，桌上的待审文稿越堆越高，当然都没看过。中午，我不再看《邮报》，而是到时代广场旁的一个报摊买份《工人日报》。我读它丝毫没有卖弄之意。我一边看，或者说尽量去看，并像往常一样，一边大嚼犹太泡菜和五香烟熏牛肉做的三明治，在这座绿色的盎格鲁萨克逊要塞里扮演着共产党员和犹太人的双重角色。这让我觉得其乐无穷。我怀疑那时的我真有些疯了，因为在被解雇的前一天，我带着一顶败了色的海军陆战队的绿色帽子（就是约翰·韦恩在《爱娃·吉玛的沙漠》里戴的那种）出现在办公室，帽子上面的装饰与我的印度薄纱衬衣构成奇妙的搭配。我敢肯定，威塞尔一定看见了我这身可笑的打扮，而我的计划是，在让他发现我最后的叛逆行为之后扬长而去……
我在麦克格雷的生活没有多少令人愉快的内容，但在二十层楼上眺望曼哈顿壮丽的景象却是其中之一。那些摩天大厦、伊斯兰寺院的尖顶，以及哥特式建筑螺旋状的高塔，总能唤醒我那逐渐麻木的意识；那些不再新奇的景观总能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兴奋和激动，让我这个乡下青年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
窗外阵阵轻风吹拂着麦克格雷的绿墙。为消磨难熬的办公室时间，我喜欢做一项游戏，就是把一张纸从窗口扔出，然后看着它轻快地飘向空中，飞过屋顶，常常是在时代广场上晃晃悠悠，最后落在那高楼林立“峡谷”里，不见了踪影。那天中午买好《工人日报》后，我突然心血来潮买了一管泡泡——就是现在孩子们经常吹的那种，当时是刚上市的新产品。…回到办公室，我便一口气吹掉了一半，那些脆弱可爱、泛着五颜六色的泡泡马上随风飘去，一个接一个落入那灰蒙蒙的高楼绝壁之中。儿时的我曾有个愿望，要把五彩缤纷的汽球放到天涯海角。现在，泡泡帮我实现了这个小小的早已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愿望。它们比我希望的还多，有的竟如篮球一般大小，像环绕木星的彩色卫星一样，在下午的阳光中闪烁发光。突然，一阵风把它们吹向第八大街上空，在那儿飘浮着好像永远不会落下。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然后听到一阵女孩子的尖叫声和欢笑声，一群麦克格雷的秘书们正从旁边的窗户探出身来，兴奋地欣赏我的空中绝技。一定是她们的声音惊动了威塞尔，他也发现了这个空中节目，因为就在那些泡泡朝东飘向那花花绿绿的四十二大街上空时，女孩子们的欢笑声更响了。这时，他的声音在我身后响了起来。
我想，威塞尔一定尽力压抑着他的怒火。“你被解雇了，”他用生硬的声音对我说，“你可以在五点钟去领最后一次工资。”
“好吧。去你的，威塞尔。你开除的这个人将来会与托马斯·沃尔夫一样出名呢。”这些话我并没有说出来，但它们一定在我舌头上蠢蠢欲动，以至到今天，我仍觉得当时好像是说出来了。其实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可怜的小男人的一双小脚慢慢地移出视线。一种奇怪的感觉骤然流遍我的全身。我好像脱下了一层闷热的令人窒息的衣服，生理上的舒适感令我如释重负，浑身轻松，或者更确切点说，我好像从烟雾弥漫中挣扎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九死一生。”范内尔后来说，用了一个准确的比喻，“那里的人早晚都会溺水而死，而且连尸体都无从寻觅。”
五点早过了。那天，我很晚才离开，要收拾个人财物（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与一两个友好相处的编辑道别，领最后一次工资——三十六点五美元，最后，带着一股突然涌上心头的莫名其妙的伤感去向范内尔告别。
这个孤独、沮丧的酒鬼走进我的办公室时，脚步有些摇晃。我正往公文包里塞我写的那些还算有点意思的简介、书评，其中有我最喜欢的为冈德写的那篇简介，以及为《孔提基》冥思苦想写出来的那篇短评。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将来某个时候，它们会被辑成一组精彩的书评文集。
“他们连尸体都无从寻觅，”范内尔又说了一遍，“来，喝一点。”然后递给我一瓶还剩下一半的老奥维荷特牌黑麦威士忌。他的呼吸里有一股很浓郁的酒香，准确点说，他满身是一股裸黑麦粗面包的味儿。我谢绝了，不是想要戒酒，而是因为我那时只喝得起廉价的美国啤酒。
“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不该呆在这里。”他说，扬脖喝下一大口威士忌，“这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五年后，你就会变成公司的奴仆。十年后，你会成为一个老顽固。这就是麦克格雷要塑造的你的形象。”
“是的。很高兴我要离开了。”我说，“虽然我的钱会闹饥荒。但尽管如此，用你的话来说，这里也不是一个发财之地。”
范内尔轻轻地打了一个嗝。他的脸是典型的爱尔兰式，上唇长，显得有些滑稽。他看上去十分伤感，一种无奈的，精疲力竭的，听天由命的伤感。想起他孤独的浅酌低饮，在叶芝、霍普金斯陪伴下度过的寂寞时光，每日往来于奥钟公园和麦克格雷的地铁之行，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你该去写点什么，”他说，“你应该成为一名作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美好目标。我希望并祝愿你能成功，到时送我一本你出的第一本书。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开始写作？”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我不能再住在那垃圾堆里，再也不能了。我必须摆脱那儿。”
“啊，我多想写点什么，”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的意思是，诗歌，随笔，一本不错的小说。不是伟大的小说。你别听错了。我知道我没那种天赋，也没那种野心。我只是想写一本不错的小说，一本真正优雅的，像《圣路易斯大桥》或《大主教之死》那样的小说，不矫揉造作而且近乎完美。”他停了一下，又说：“噢，但是，我走到歧路上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编辑工作，尤其是那些技术性的活毁了我。我得跟着别人的思路转，这对创作来说有害无益。”他又停下来，审视了一下酒瓶中琥珀色的酒。“也许应该说是这玩意害了我。”他伤感地说道，“这酒，这盛满梦想的酒。不管怎么说，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至于随笔，我这辈子也只写过一篇。知道写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是写给《周末晚报》的散文，我和妻子在魁北克度假时收集的一些轶闻趣事，不值一提，但我得到了两百美元的稿费。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全美国最快乐的作家。噢，不过……”一阵突如其来的伤感向他袭来，他的声音慢慢变弱，“我误入歧途了。”他咕哝着。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显得有些悲痛。我只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联系。”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望这样，”范内尔说，“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他盯着手里的酒瓶，陷入沉思。我突然有些不安。“我真的希望我们能互相了解得更多一些。”终于，他又开始慢慢说起来，“我曾想请你到我在皇后大街的家中吃顿便饭，但却一拖再拖。知道吗，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有儿子。”我有些吃惊地说。我曾听范内尔偶然提及他“没有天伦之乐”，于是就以为他没有孩子。但我的好奇心到此为止，没想到要去求证。在麦克格雷缺少人情味的冷漠气氛中，如果你对别人的私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心，也会被看作厚颜无耻。“我还以为你……”我接着说。
“噢，我确实有过一个儿子！”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里面饱含愤怒和哀痛，把我吓了一跳。威士忌开始对他产生作用。他变得像凯尔特人一样狂怒。每天下午五点钟后，他独自一人自斟自酌，总会变得这样。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曼哈顿黄昏时海市蜃楼般的美景。“噢，我曾有个儿子！”他开始说道，“爱德华·克里斯蒂安·范内尔。他那时就像你这个年纪，刚刚二十二岁，也想当一名作家。他……他是为写作而生的。是的，他才华出众，能把魔鬼迷住。他写的那些信，那些长长的令人愉快的美妙绝伦的信，是最可爱、最优美的作品。噢，他简直就是语言王国的王子，我的儿子！”
眼泪从他眼中流出。对我来说，这时候真是不知所措。一个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窘迫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好，幸好（感谢上帝）不会太多。一个几乎陌生的人用悲痛的声音谈论他亲爱的人，而且用的是过去时，把他的听众搞懵了。毫无疑问，他说的这人已经去世。不过，等等！或许他只是离开了呢？患了失忆症？或是犯了重罪？要不然正被关在疯人院中奄奄一息，于是用过去时委婉地表述痛苦？范内尔停了下来。他儿子的命运仍然让我捉摸不透，只好尴尬地转过身，继续收拾要带走的东西。
“如果他不是我惟一的儿子，我可能不会那么难过。但玛丽和我生了埃迪以后，就没有再生小孩。”他突然停了下来，“哦，你不一定想听……”
我转过身去。“不，请继续，”我说，“请讲下去。”他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说下去。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而且，他确实把我看作他的儿子。我应该让他把痛苦倾述出来，卸下内心的重负。我说：“请接着往下讲。”
范内尔又喝了一口酒。他已经醉了，说话含混不清，长期呆在室内的长着雀斑的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憔悴。“噢，是的，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埃迪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让我高兴的是他喜欢读书，有语言天赋。在十九岁时……十九岁，想想吧！他就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一个短篇，维特·伯纳特把它编进了《故事》杂志。他是这本杂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作者。这全靠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范内尔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比划着，“他看得到。明白吗，他看见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它们，并把它们变得充满活力。马克·范·多伦给我写过一张便条，非常动人的一张便条。他说，他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富有写作天赋的。想想吧，是马克·范·多伦！那简直就是一篇褒奖。你说，难道不是吗？”他盯着我，好像要得到证明似的。
“的确是很高的褒奖。”我同意地说。
“后来……后来，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说他宁愿主动参军也不愿应征入伍。他这人太敏感，对战争没有丝毫幻想。他只是从心底里热爱海军陆战队的生活。战争！”他说这个词时，声音突然发生了骤变，带有平常少见的鄙夷的意味。他停了几钞钟，闭上眼睛，痛苦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着我，说，“战争把他带到了太平洋。他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你该读读他的那些信，是那样的乐观、精彩，言辞优美，没有一点悲观和自怜。他一直都坚信自己会回家，会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然后成为一名作家。两年前，他在冲绳被子弹击中，打在头部。那是在七月，他们正打扫战场。我想他一定是那场战争中最后一名死去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刚被提升为下士，获得了一枚铜星军功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上帝啊，为什么？”
范内尔哭起来，泪水从眼角流下。我转过头不去看他。当时我十分尴尬，感到轻微的发热和恶心，以致许多年后，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几次卷入野蛮战争，导致社会普遍的厌战与反战情绪，这使我对旧的风气与浪漫情怀丝毫不抱希望。但事实上，我也曾像爱迪·范内尔一样，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同他一样梦想当作家，也从太平洋往家里寄信，那些信也同样用心血写就，同样充满激｜情、幽默、绝望、希望；甚至，我们都曾呆在冲绳……我大概在埃迪死后几天去了那儿（谁知道呢，或许就在他受到致命一击仅仅几小时后，我常常这样想），面前不再有敌人，不再有害怕与危险，一片宁静、惨烈的景象。在广岛事件前几个星期，我在那块土地上到处走动，没有受伤，也不感到恐惧；我没有听到那声愤怒的枪响。我在掩体中，我是个幸运儿。我从未想到会遇上糟糕的事，虽然也不会碰上什么好事。因为这些经历，或者说是因为缺乏这些经历，范内尔的悲痛和他儿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死了，成为冲绳的一个牺牲品；而我却活着，继续写作。范内尔坐在昏暗的暮色中哭泣着。我缩成一团，束手无策，找不出一句话来说。
范内尔站起身来，轻轻擦了擦眼睛，站到窗边，望着被夕阳映红的哈得逊河，两艘巨轮正朝奈洛斯海峡缓慢驶去。春风啸着从麦克格雷大厦绿色的房檐边刮过。他再说话时，声音仿佛发自遥远的地方，蕴含着绝望的叹息：
人们的珍惜之物
忍耐着每一分，每一天的磨难……
传令官的叫喊，士兵的脚步
耗尽了他的荣耀与意志：
夜晚的光芒
是人用内心，点点添继……
接着他朝我转过身来，说：“孩子，写吧，把你的才华尽显出来。”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就这样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在那儿停留了很久，想着我的未来。现在看来，它是那么昏暗不清，就像新泽西大草原延伸到天际的云雾缭绕的地平线。我还很年轻，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会让我真正害怕，但也不至于幼稚到没有一点忧虑。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看过的那些荒唐可笑的手稿是我的前车之鉴，让我知道这抱负是多么令人伤感。我能实现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吗？
但由于某些原因，范内尔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内心其实是那么空虚。虽然，以我的年龄来说，我已经走了比我的同龄人更多更远的路途，然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幽闭在那穷乡僻壤，既未遭遇爱情，也与死亡无缘。除了一个陌生人的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没意识到，无需多久我就会面临它们。
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即将在我紧接着的目的地为布鲁克林的生活旅程中尽显无遗。当时，我只知道，我将最后一次从二十楼上走下去，走出冷冰冰的绿色电梯，来到喧嚣、混乱的曼哈顿大街上。在那里，为庆祝重获新生，我要了一瓶昂贵的加拿大麦酒，以及来到纽约后第一块牛腰肉做的牛排。
第二章 黑奴的馈赠
那天晚上，在第五大道的“老饕餐厅”吃完那顿孤独凄凉的“大餐”后，我仔细数了数手中的钞票，估算了一下所有值钱的东西，总共不过五十美元。尽管我也说过，我并不真的担忧自己的未来，但当时还是忍不住有些恐慌，毕竟在短时间内我肯定无法找到工作。其实，我根本不必担心，因为 几天后，我就会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它可以帮我暂渡难关——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我这次被幸运之神撞个正着，以及许多年后我又一次被幸运之神抓住，都非常离奇古怪，而且都与美国黑奴有某种关系。这件事与我即将在布鲁克林开始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为它太不同寻常，我觉得应该讲一讲。
这事主要与我的曾祖父有关。当祖母告诉我那些关于黑奴的事时，她已是一个年近九十的干瘪的小老太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我居然和旧时南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的那些并不遥远的祖先们就是拥有黑奴的主人。我的祖母出生于1848年。十三岁那年，她就有了两个黑人女仆，年龄只比她小一点儿。在整个南北战争时期，尽管林肯总统签署了黑奴解放令，可她们一直像亲人一样留在她的身边，直到战争结束。我说“亲人”丝毫没有讽刺之意，因为我敢肯定她确实很爱她们。当她回忆德露茜亚和拉茜达（这是她们俩的名字）时，那苍老的声音里充满深情。她告诉我，这两个小女孩对她是“多么多么地好”。在内战时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又是怎样到处寻找羊毛为她们织袜子。这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波福特县，祖母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生。我记忆中的她也是从那里开始的。在我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和父亲在每年的复活节和感恩节都去看她。我们开车从弗吉尼亚的家中出发，穿过沼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花生地、烟叶地和棉花地，以及黑奴破旧的小木屋，来到死气沉沉的帕利柯河边小镇。我们总是用最动听最温柔的话祝福老祖母。自从那次中风后，她就几乎全身瘫痪了。我二十三岁时，就是在她的床边，我第一次听到德露茜亚和拉茜达的故事，还有露营晚会、打火鸡比赛、缝纫会，在帕利柯河上的划船比赛，以及内战前其他的欢乐。她的声音里充满甜蜜与欢快。她虽然很虚弱，却喋喋不休地一直叙说着，直到昏昏睡去。
然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祖母从未对我和父亲说起过另外一个黑奴男孩。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阿提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