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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她自己，为没能偷走收音机，为彻底的失败而痛心疾首，羞愧难当。她知道自己不会再有勇气了。几个月前她在华沙时所拥有的强烈母性——被汪娜视为自私和落后的情感——使她做了一次勇敢的尝试，但现在她再也无法克服它了。她不停地哭着，不知该如何是好。她用颤抖的手指掩住双眼。“我很饿，所以我才哭。”她对爱米说。这话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她想她可能又要晕过去了。
恶臭的气味更加浓烈，远处夜色中映出一团昏暗的火光。爱米走过去把窗户关上，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臭，也许两者都是。苏菲的眼光跟随着她，看见了墙上那幅用华丽花哨的德语刺绣而成，镶在一个雕花松木镜框里的牌匾。
正如上帝
从罪恶与地狱里
拯救了人类，
希特勒从灭亡之灾
拯救了德国。
窗户“砰”地一声关上了。“那是在烧犹太人！”爱米说，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但我猜你是知道的。在这房子里禁止谈此事，但你——你只不过是个犯人。犹太人才是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我姐姐爱菲金尼和我编了一首儿歌，是关于犹太人的，开头是‘犹太人——’”
苏菲使劲压抑住自己不哭出声来。她用双手捂住眼睛，“爱米，爱米—”她低声说道。当她蒙住眼睛时，眼前出现了这个孩子已发育成熟却仍是胎儿的模样，像一个凶猛恶毒的海中怪兽，悄无声息地淌过达考和奥斯威辛污浊的黑水向她走来。
“爱米，爱米！”她费力地说，“这房间里怎么会有上帝的名字？”
很久之后，她说，这是残存在她心中的最后一点宗教感情。
自那晚之后（也是她作为犯人在司令官官邸度过的最后一夜），苏菲在奥斯威辛又呆了差不多十五个月。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因为她一直保持缄默（现在仍然如此），所以这很长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对我是一个空白。但有一两件事可以肯定。离开霍斯家后，她很幸运地继续留在了速记组，所以仍是享受优待的少部分人中的一员；这样的话，她只是生活得很糟，而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等待着迟迟未来却又注定要降临的死亡。只是在她被囚禁的最后五个月，当苏联军队从东边推进，集中营渐渐解体时，苏菲才开始遭受最严重最糟糕的身体折磨与苦难。在那个时候，她被移送到比克瑙的女囚营，在那儿经受了严重的饥饿与几乎使她濒临死亡的疾病折磨。
在那漫长的几个月中，她几乎没有了性欲。疾病和衰弱是罪魁祸首，当然——特别是在比克瑙的那几个月里——心理因素是更主要的原因：弥漫在空气里无所不在的焚烧肉体的焦臭味和死亡，足以使任何一种生理冲动都显得猥亵和不正当，因此（如同患了重病一样）被人们像擤鼻涕一样从生活中赶了出去。至少这是苏菲的反应。她曾有过这样的迷惑：是否因为生活中完全排斥了性，才使得她在司令官家地下室里最后一晚上做的那个性梦一直异常清晰地萦绕存在她的记忆中。她想，也许正是这个梦帮助她阻抑了其他的欲念。像大多数人一样，苏菲几乎记不得一般的梦的具体内容，但这个梦是如此强烈，清晰，充满欢乐和Se情，又是如此猥亵和令人害怕，所以让她永难忘怀（很久以后，她已经能用玩笑的口吻谈起这个梦了），足以使她泯灭对性的任何幻想，除了糟糕的健康和道德观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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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开爱米的房间，下楼回到地下室，一头栽在木板床上。她几乎立刻就睡着了，即将与儿子的事情只在脑子里闪了一闪。不一会儿，她便独自在海边的沙滩漫步。那海滩既熟悉又陌生，是波罗的海的沙滩，周围的景物告诉她那是席勒斯维—霍斯顿的海岸。右边是基尔海湾，星星点点地漂浮着帆船；左边是一些沙丘，沙丘后是一片沐浴在阳光中的松林和常青树林。她朝着北方遥远的丹麦海岸走去。虽然她穿着衣服，却有一种裸体的感觉，好像被裹在一张充满诱惑的透明织物里。她丝毫未觉得害羞，只感到自己的臀部在透明的裙子下摆动着，把沙滩上太阳伞下晒日光浴的人们全都吸引住了。很快，她把这些人抛在后面，走上沙滩尽头通往沼泽地的一条小路。她继续走着，感觉有个男人跟在她身后，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屁股。她不由得以更大的幅度摆动起来。那男人从后面赶上来与她并肩齐行，侧脸看她，她也回看了他一眼。她认不出这张脸。他大约中年，很快活，典型的德国脸庞，很迷人——不，比迷人还要迷人，把她一下子溶化了。但这男人是谁呢？她使劲辨认着（他的声音也很熟悉，低声对她说：“日安。”）。她突然想起来了，他是一个著名歌唱家，柏林歌剧院的主角。他冲她笑了笑，露出干净整齐的白牙。他拍了拍她的屁股，说了几句很淫荡的话，然后便不见了。一阵暖暖的海风吹在她的脸上。
她来到一个小教堂门口。教堂坐落在沙丘上，可以俯瞰大海。她看不见那个男人，但感觉他就在附近。教堂十分简陋，采光很好，走道两旁是一排排简易的靠背长凳；圣坛上方悬挂着一个没有油漆过的松木十字架，没有装饰，很原始，上面的木纹清晰可见。不知为何苏菲隐隐觉得自己来过这地方。她在那里徘徊着，春心萌动。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为什么？当小教堂突然响起一个女低音悲怆的歌音和清唱曲忧怨的曲调时，她为什么会笑呢？她站在圣坛前，身上一丝不挂，音乐声从一个忽远忽近的地方轻柔地飘来，像祝福一样笼罩着她的全身。她又笑了。沙滩上的那个男人又出现了。他赤身裸体，但她再一次忘了他是谁。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布满凶狠的阴云；但奇怪的是，那个恐惧的神情却令她欲火中烧，激动不已。他严厉地命令她朝下看：他的荫茎又粗又硬。他命令她跪下去，用嘴吮吸。她迫不及待地照办了，在一阵疯狂的饥渴中俯下身去，用手翻开包皮，将青紫色的Gui头露出来。它很大，她知道她的嘴包不住它，然而她想要这样干，愉快的心情使她不能自持。与此同时，巴赫的乐曲响起，传出死亡和时间的脚步声。一阵寒栗激遍她的全身。他把她推开，命令她转过身去，跪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她照着他的命令转过身，双手撑地跪在那儿，只听地板上传来一阵踢踏的脚步声，闻到一股烟味。当那毛绒绒的肚皮和腹股沟紧贴住她赤裸的屁股，那粗大的荫茎刺入她的身体，从后面一次次猛烈地抽动时，她兴奋地叫出声来……
当布罗尼克叫醒她时，那梦还在她脑子里盘旋。“我昨晚一直在等你，可你没来！”他说，“我等了很久，实在太晚了，我只好走了。那个等在大门外的人也只好走了。收音机的事怎么样了？”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别的人还在睡觉。
那个梦！过了好几个小时她仍然没法赶走它。她使劲儿摇摇头。布罗尼克又问了一遍。
“救救我，布罗尼克。”她没头没脑地说，抬眼看着这个小个子男人。
“你说什么？”
“我看见了一个人……太可怕了！”即使在这么说着的时候，她知道她还是没有说清楚。“我是说，天哪，我太饿了！”
“快吃点这个，”布罗尼克说，“这是他们吃剩下的炖兔子，上面还有好多肉呢。”
剩菜又冷又油腻，但她贪婪地大吃起来，一边看着睡在一旁的洛蒂的胸口一起一伏。当她的鼾声间歇时，她告诉布朗尼克说她就要离去了。“上帝啊，从昨天起我就饿坏了！”她咕哝着说，“布罗尼克，谢谢你。”
“别急，我等着你。”他说，“出什么事了？”
“那小姑娘把门锁上了。”她撒谎道，“我想要进去来着，但门被锁上了。”
“可今天你就要回营地了。苏菲，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布罗尼克。”
“也许你还能够弄到收音机。这样，如果你再去阁楼，今天下午我还能想法把它送出去。”
为什么这白痴还不闭嘴？她不可能再去偷收音机了——一切都完了！在此之前她可以轻易躲过嫌疑，但现在肯定不行了！如果今天收音机不见了，那个冷冰冰的令人害怕的孩子一定会说出昨晚的事。任何与收音机有关的事现在都不可能了，特别是在吉恩即将出现的今天。这是她一直盼望的重逢，如果因什么不测而受阻的话，那简直会杀了她的。于是她重复着谎言：“我们必须忘掉那收音机，布罗尼克。我没有办法弄到它。那个小妖精整天关着门。”
“行了，苏菲，”布罗尼克说，“但如果有什么……如果你能偷到的话，就赶快交给我。就在这儿！”她艰难地笑了一笑。“鲁迪绝不会怀疑我。他认为他对我了如指掌。他认为我的脑子全坏了。”在晨光的阴影中，他露出满口烂牙，给了苏菲一个灿烂的笑容。
苏菲相信预感（她有好几次感觉到或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那预感往往使她产生一种迷惑。她并没有把预感与超自然能力联系起来。直到在我们的争论中，我用一些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才使她心悦诚服，认可了这个解释。这种超级直觉来自于完完全全的自然启示，使埋藏了许久或在潜意识中处于休眠状态的记忆浮现出来。比如说她做的那个梦，只能用超自然来解释。她终于发现，梦境中的那个性伙伴不是别人，而是沃尔特·杜费尔德。时隔六年之后，她在即将与他见面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了他。这简直太离谱了。那位温和迷人的造访者，那个曾在克拉科夫时令她着迷的男人，在这个梦后的几小时便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面前（与梦中人的相貌和声音完全一样）。而在此前的那些日子里，她从没想起过这个人，也没在别人提到这个名字把二者联系起来。
确实没有过吗？后来，当苏菲清理自己的记忆时，她才明白她的确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说起这个名字。她有多少次听鲁道夫·霍斯命令斯契夫勒副官打电话给伯纳工厂的霍尔·杜费尔德，却从未意识到（除了在她的潜意识里）接电话的曾是她多年前的梦中情人？肯定有很多次。有一段时间，霍斯曾每天给一个叫杜费尔德的人打电话。还有，这个名字也曾在霍斯备忘录很显眼的地方出现过，在她的眼前出现过无数次。所以到了后来，根据这些启示，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沃尔特·杜费尔德为何会成为苏菲那令人恐惧而又十分优雅的性梦中的主角。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她的梦中情人为何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恶魔。
那天早上，在霍斯那斜顶小屋办公室外的前厅里，她听到的便是一如梦中人的声音。她没有马上进去。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每次都是直接走进去的。虽然当时她也很急切地想推门进去，把她的孩子搂在怀里，但霍斯的副官也许知道了她的新身份，粗暴地命令她在外面等着。她一下子觉得很突然，一种无法形容的疑惑油然而生。难道霍斯真的会让她见吉恩，她的小男孩真的正在办公室里听着她梦中那个男人和霍斯之间的谈话吗？斯契夫勒的注视令她紧张不安。从他冷冰冰的目光中，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犯人了，是这栋房子里最低贱的人。她感到了他的敌意，像冷峻的蔑视。她盯着墙上镜框里戈培尔的画像，一幅古怪的情景突然浮现在脑海：吉恩正站在霍斯和那人中间，看看司令官，又看看那个陌生人。突然，像什么乐器突然传出的低沉乐声，她听见了来自过去的声音：我们可以去所有伟大的音乐圣地。她倒吸了一口气，同时发觉那位副官被她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她仿佛被人煽了一巴掌似的向后倒去，一下子认出了这声音。她悄声地对自己说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这个十月的一天的一瞬间与多年前克拉科夫的那个下午几乎一下子溶合在一起，无法分割。
“鲁迪，真的，你的确应该对上面负责，”沃尔特·杜费尔德说，“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我也得负责，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无法解决了。你有上面的人看着；而我有股东们监督。我要对公司的最高权力负责。它只坚持一点：保证生产进度。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犹太人，不仅在伯纳，而且在我自己的矿上。我们必须有那些煤！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们还没有真正落到后面。但从全盘来看，从所有的统计数字来看……已十分不妙。我必须要更多的犹太人！”
霍斯的声音开始有些模糊，但接着就清楚了：“我不能硬逼着最高长官准确地答复此事。你知道这一点。我只能要求指导，同时提出一些建议。但好像他很难对这些犹太人作出最终的决定，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那你个人的意见，当然……”
“我个人认为，身体强壮的犹太人可以被挑选出来送到伯纳和你的矿上去做工。而体弱多病的人只会增加医疗费用。但我个人的意见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等上面的决定。”
“难道你不能催希姆莱尽快做出决定吗？”杜费尔德的声音透出明显的不快，“作为你的朋友，他可能……”没有了下文。
“我告诉你我只能提建议，”霍斯回答说，“而且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我明白你的观点，沃尔特，我也决不介意你与我的意见相佐。你迫切地需要劳动力，只要有一丝力气即使上了年纪也行——”
“太对了！”杜费尔德打断他，“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要求的。我们可以这样，设定一个试用期，不超过六个星期，看看那些犹太人还有多少利用价值，反正他们最后都要……”他似乎找不到词儿了。
“特别行动，”霍斯说，“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你没看出来吗，对最高长官来说，一面是爱希曼的压力，另一面是波尔和莫勒的压力。这是一个安全对劳力的问题。出于安全的原因，爱希曼希望每一个犹太人都统统被特别行动处理掉，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健康与否。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犹太人的，无论他们的身体是否像摔跤手一样强壮。坦白地说，比克瑙的设施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但是你自己去看看发生的事！最高长官不得不修改最初的计划，也就是那个对所有犹太人实行特别行动的命令。这显然是因为波尔和莫勒，因为必须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仅是你在伯纳的工厂，还有别的矿，以及下属这位司令官的所有的军工厂。结果便是分裂——恰好从中间分裂。你知道……那叫什么？那个奇怪的词，心理学术语——”
“精神分裂症。”
“对，就是这个词。”霍斯说，“那个在维也纳的心理医生，他的名字我忘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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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在这短暂的静寂中，苏菲似乎透不过气来。她继续想象着吉恩的样子，那张微微张开的嘴，蓝色的眼睛在司令官和这个男中音的男人身上徘徊——他不再是梦中袭击她的那个恶魔了，而只是记忆中的那个陌生人。他曾向她许诺，带她去来比锡，汉堡，巴伐利亚，波恩。你真年轻！这是同一个声音曾说过的话。一个女孩！还有，我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她渴望见到吉恩，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急迫的心情令她喘不过气来。（她后来回忆说，她记得她当时呼吸困难。）她也很想看看沃尔特·杜费尔德现在是什么样子，但这好奇心在她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然而，那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含有匆忙意味的结束语）告诉她，她就要看到他了。他对司令官说的最后几句话的每一个字和含义，都深深植入了她的记忆，像唱片的沟纹一样再也无法磨灭。
那声音里有一丝笑意。他说了一句在此之前从未说过的话：“你我都知道，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死路一条。行了，我们不谈这个了，犹太人都快把我们弄疯了，特别是我。如果生产因此受阻，你以为我会向董事会辨说是因为疾病——精神分裂症吗？真的！”霍斯随口说了句什么，模模糊糊地听不清楚。杜费尔德愉快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明天能再见面。几秒钟后，杜费尔德匆匆忙忙从她身边经过。他显然没有认出苏菲——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囚犯，脸色苍白的波兰女人，但他无意中碰了她一下。他说：“请！”那种本能的礼貌和风度一如她记忆里克拉科夫的那位绅士，但那种浪漫的形象已不复存在。他的脸长得圆鼓鼓的，肚子腆了起来。他用手接过斯契夫勒毕恭毕敬递过来的灰色礼帽戴在头上。这时她注意到，六年前曾如此打动她的那些完美无缺的手指现在短短的，像一根根半截香蕉。
“那么，吉恩的事后来怎么样了？”我问苏菲。我又一次觉得我必须知道。在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中，吉恩的命运最令我焦虑不安。（我想我一定把她偶然提到的伊娃的死装进了脑子，然后又抛到了脑后。）同时我也渐渐明白，她很顽固地把这件事从她的故事中滑过去，似乎对它有所顾虑，仿佛对她来说那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我对自己的性急有些不好意思，我并不愿意触及她记忆中的这块伤疤，但某种直觉告诉我，她已经准备揭开这个秘密了，所以我尽量巧妙地引出她的话。这是那个周日，裸泳后的几个钟头，夜色已晚，们坐在枫苑的酒吧。因为已接近午夜，又是安息日即将结束之时，安静的酒吧里几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苏菲有节制地和我一起喝着啤酒。她已一直不停地说了很久。在她停下来，看看表，说该回粉红宫了。“我还得搬家，去我的新住地。”她说，“明早我必须走。我得回布莱克斯托克医生那儿去上班。天哪，我已忘了我是个职业女性。”她看起来很困乏，低头注视着那块珠光闪烁的奥米茄金表，是内森送给她的，“三、六、九、十二”四个数字上镶着四颗小钻石。我正在盘算它价值几何，苏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不该保留内森送给我的这些贵重东西。”她的声音重又充满新的哀伤，但与回忆集中营时的语气不同，或许有更多的伤感。“我想我应该把它们收起来，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你为什么不保留它们？”我说，“他已经送给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留下吧！”
“这会使我一直想着他。”她伤感地说，“我仍然爱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