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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他转过身来，用阴沉黯淡的眼睛质问般地盯着我，说：“你不过是个采野玫瑰的老手，是吗？”他停了一下，用一种故作斯文的慢吞吞的腔调——这种南方腔从前是那么让我着迷——接着说：“知道吗，我对南部联邦的蛮夷之族很感兴趣，你们全部（他特别加重语气说”全部“）……你们全部让我觉得有趣儿，真有趣儿。”
我开始感觉或者说体验到什么叫慢慢燃烧。这个内森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是如此粗俗、无情，如此卑鄙的一个人呢？我那欢快的感觉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全爆了。我心想，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这是在作践我！否则怎么解释他这种狡猾的情绪变化，除非他想把我逼上绝路！这不是粗俗便是狡诈，不可能会是别的。我开始认真地感觉到，要保持一种“友好的状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必须停止有关南方的议论。一股怒火从我心中冒出，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块反胃的骨头。我一忍再忍，但最终无济于事。我用潮汐镇的方言点燃了那团怒火：“怎么，内森老马，你们布鲁克林贫民也一样让我们乡下人觉得有趣儿哩！”
这话在内森身上明显奏效。他不仅马上变得恼怒起来，眼睛里还冒出一股想打架的凶光。他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怀疑。那一瞬间，我敢发誓，在那闪闪发亮的眼球上，我看到了一个浮燥的南部乡巴佬的丑陋形象。
“噢，去他妈的。”我说，想要站起身来，“我要去……”
我还没能放下酒杯站起来，他已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抓得并不粗暴，但却很紧，很有力。他的动作十分迅速，里面有一种明显的不顾一切的意味，让我一下子感到一股凉意。
“这一点也不好玩儿。”他说。尽管他用力抑制着声 音，但我仍能感觉到隐隐的狂暴情绪。但接下来，他又用一种几乎有些喜剧性的咒语般的腔调说：“博比·韦德，博比·韦德！你认为博比·韦德也是个只值得被幽默的人吗？”
“那个棉花地里的人与我无关。”我反驳道，而且心想，博比·韦德！呸！他又扯到博比·韦德了，我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这时候，苏菲好像感觉到内森情绪变化里的不祥征兆，赶紧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把颤抖的手轻轻放在他肩上。“内森，”她说，“不要再说博比·韦德了。求你了，内森！我们现在很开心，不要让他扰乱你的情绪。”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整个星期他都在说这个博比·韦德，我没法阻止他。”她又央求着内森，“求求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玩得开心！”
但内森并不理会。“博比·韦德的事，你怎么看？”他用命令的口吻质问我。
“噢，什么怎么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叫起来，起身想挣脱他。我用眼睛瞥视着门和可能妨碍我的家具，开始策划紧急出逃的最佳路线。“谢谢你的啤酒。”我咕哝着说。
“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内森固执地说着。他不打算让我溜之大吉，又往杯子里倒上啤酒塞到我手中。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他摇晃着那毛绒绒的爱教训人的食指，几乎把它摁在了我的脸上。“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斯汀戈，我的朋友。说到兽行，你们南方人有很多答案。你不承认？那你听着！我代表一个遭遇集中营死亡劫难的民族来说这些话，以深爱着每一个从那里幸存下来的人的身份来说这些话。”他用一只手握住苏菲的手腕，另一只手的食指仍在我脸上盲目地比划着。“但最主要的，我是以内森·兰道，一个普通公民，一个生物学研究人员，一个人，一个残酷暴行的见证人，以这样的身份来说话。我认为，博比·韦德在南方白人手中的命运，与阿道夫·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咬住嘴唇，努力想保持镇静：“博比·韦德身上发生的事，内森，”我说，“的确非常可怕，令人发指！但我认为，一种罪恶不能拿来与另一种相比较，或是用愚蠢的价值观进行衡量。这没什么意义。它们都那么可怕！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从我脸上拿开？”我觉得我的额头开始潮湿，发热。“而且我讨厌你像撒一张大网似的去罩住你所说的……你们这些南方人……。上帝诅咒你，我决不吃你这一套！我就是南方人，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我不是猪，不是对博比·韦德犯下罪行的野蛮人中的一员。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如果你原谅我的措辞的话，我还想说我是个绅士！还有，恕我直言，你那些胡言乱语，你身上显露出来的那种高人一等的蔑视，都让我觉得恶心！”我听见我的声音不再被压抑，开始上升并颤抖起来。我担心我又要开始剧烈咳嗽了。这时我看见内森平静地站起来，与我面对面地对峙着。尽管他站立的姿式表现出一种令人害怕的要打架的神情；而且不管从体格和块头上，他都大我一号，但我还是有种冲动，急切地想狠击他的下颚。“内森，让我来告诉你，你现在就像纽约自由党人中最低劣的那类人，那些狗屁的伪君子！谁给你权力来审判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宁死也不会伤害一个黑鬼！”
“哈！”他说道，“瞧瞧，你也这样说，黑鬼！我认为它很刺耳！”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来着。这并不代表侮辱。好吧，我不这样说了。”我继续耐心地说，“谁给你这权利来审判？我觉得那才真让我恶心。”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是痛苦与磨难给了我这个权利。”他停了一下，直盯着我。我第一次从他的眼神中看到鄙视与嫌恶。“而说到纽约自由党，……狗屁的伪君子……这个字眼，只是对那些诚实描述的一个可笑无力的回击。你还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吗？你还不能认清这该死的外表里掩藏的事实真相吗？你拒绝承认对博比·韦德的死负有责任，就如同德国人拒绝承认纳粹党的暴行一样，即使他们看见那些恶棍肆意践踏犹太人居住区也不会抗议，而是那么无动于衷！你看清你自己了吗？看清南方人了吗？残害博比·韦德的毕竟不是纽约人。”
他说的这些话，尤其是关于“我的责任”，明显的偏颇、缺乏理性、自以为是，是完完全全的错误论断，然而让我懊恼的是，我居然无言以对。我一下有些垂头丧气，喉咙深处只能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双腿发软，蹒跚着走到窗户边，怒火中烧却又虚弱无力，半天找不到一个词。我又灌了一大口酒，沮丧地迷迷朦朦地看着弗兰特布西那片阳光照媚的草地。梧桐树和枫树在沙沙作响，平静整洁的街道的宁静已被周日晨练的声音打破，穿着便装的人在拍球，自行车轮转动的沙沙声，人行道上身上洒满斑点阳光的散步的人们。新剪过的草坪非常整齐，甚至能闻到它散发出的香甜味。这让我想起家乡那一望无际的茂盛田野，还有那乡间小路。我想，这与博比·韦德曾踏过的土地差不多吧。内森已把他注入了我的大脑。想到这里，我被一种痛苦绝望所压倒。这可恶的内森，他怎么能在这样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谈博比·韦德！
内森的声音再次在我身后响起。现在他把声音提得很高，像在大声叱责什么。这让我想起那个矮矮胖胖、近乎歇斯底里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头儿。在联合广场，他把嘴张得像个撕破的口袋，发表着我生平从未听到过的最空洞乏味的演讲。“现在的南方已没有权利和人类有任何关系了，”内森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每个白人都与博比·韦德的死有关，没有一个南方人能逃脱罪责！”
我的全身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手猛地抖了一下，杯中的啤酒溅了不少。1947年，1…9…4…7年！那年的夏天，差不多就是在纽沃克城被烧的二十年前，底特律的排水沟里流的都是黑人的血。任何一个生长在南部的敏感开明的人，如果了解那段恐怖残忍的历史的话，都会对这样的责难感到痛苦，即使他知道这其中蕴含着与新废奴主义不同的公正道德标准。那些冒险来到北方的南方人，都得为他们家乡的行为而忍受所有令人难堪的冷嘲热讽。直到1963年八月的一天，一切才宣告结束。那天早晨，在马萨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大街上，一个了不起的投资银行家、游艇俱乐部会长的十分年轻的妻子，手里挥舞着詹姆斯·鲍德温的文章《到山上去呐喊》，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对朋友说：“天哪，我们都要遭难了！”
1947年的我对这一切都还不可能知道。那时，它还只是沉睡中的黑色巨兽，尽管已经开始觉醒，但还未被认为是北方的一个问题。虽然我早已对那些北方佬的抨击忍无可忍，甚至老好人范内尔也曾在我面前善意地挖苦过，但我还是不得不为那群野兽般地残害博比·韦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羞耻。这事儿发生在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松树林中，那儿正是我的恩人阿提斯特受尽磨难、最终惨死的地方。那些佐治亚人让博比·韦德成了南方私刑的最后一个殉难者。而且他所谓的“罪行”和阿提斯特十分相似，几乎可以成为那种陈腐题材的经典之作：他向一个叫卢拉的傻丫头抛媚眼，骚扰她（实际上从未得逞，更谈不上强Jian）。就是这种老生常谈。不过，卢拉那张哭丧着的兔子脸在六家大城市的报纸上登出，她的愤怒的父亲——一个路口小店老板的“呼号”，迅速激起了当地暴民的一次行动。
我在一星期前读到了这则中世纪式的农民复仇故事。当时我正在行驶在莱克辛敦大道的慢车上，挤在一个巨胖的女人和一个高个子的波多黎各男人中间。那女人手中拿着圣·克莱恩手提包，那男人穿着公共汽车乘务员的制服，身上发出一股熟透了的桔子香味，直冲我的鼻子。他也呆呆地看着我手上的《镜报》，对着那张魔鬼一样的照片出神。博比·韦德还没死，他的荫茎连同睾丸一起被切下并塞进他的嘴里（这些没有登出来）。等他快要死去但还神志清醒的时候，胸前被火烙出一个弯曲的“L”。“……L……代表什么？私刑？法律与秩序？爱？就在内森对我近乎歇斯底里地嚷嚷着的时候，我记得我摇晃着从车厢里挤出来，走到八十六街。街上夏日的阳光十分明亮，到处飘着熏牛肉的香味，还有地铁栅栏的铁锈味。我本来是去看罗西利亚电影的，但那天下午我却没有进电影院，而是来到河边的格雷西广场，在那儿出神地想着那些骇人听闻的丑行，一直无法从心中抹去博比·韦德血肉模糊的影子。我不停地无休无止地悄声念着《圣经》里的段落，那还是我在孩子时就能背诵的：”上帝会擦掉他们脸上的泪水，再没有死亡、悲伤与哭泣，再也不会有痛苦……“也许是因为太难过，但是——啊，上帝，即使这样，我欲哭无泪。
内森还在不停地叫着，他的声音硬挤进我的耳朵：“瞧瞧，集中营里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兽行！”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这很难说清。我讨厌争吵，讨厌狂热与盲目的行为。我无法避开博比·韦德的影子，但不想再谈下去，尽管我与佐治亚的那次暴行没任何关系。我突然对过去的事、那个地方都厌恶起来。我现在有一种渴望，想要冒着被打破鼻子的危险，把杯里剩下的啤酒泼到内森的脸上。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挺直腰，绷紧肩膀，用一种轻篾的口气说：“作为一个民族的代表？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因被指责出卖耶稣而受到迫害。你……是的，该死的！你……你应该明白，就任何行为而谴责一个民族都是毫无道理的！”我那时太气愤了，一些针对犹太人的话脱口而出。对那些最近几个月才刚刚从焚尸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犹太人来说，这些话显然太过分了，它们刚一溜出我的嘴唇，我马上就后悔了，但我没想要收回它们：“那对任何人都一样，”我说，“甚至对德国人也一样！是上帝这样做的。”
内森的身子往后缩了一下，脸涨得更红了。我想，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决一胜负了。但就在这时，苏菲穿着那身滑稽可笑的服装，猛地一下子扑到我们中间，奇迹般地化解了即将燃烧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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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说这些了，”她命令道，“都给我住口！这些话题对星期天来说太严肃了。”她的样子有些滑稽，但显得很认真，“不要再提博比·韦德！我们要说点高兴的事儿。我们要去康尼岛，在那儿游泳，吃饭，过上愉快的一天！”她快活地转着圈。我很惊讶，但看到她很快抛掉那可怜的受虐的角色，这样活蹦乱跳地站在内森跟前，十分熟练地用她的美丽和活泼驾御着他，我又觉得轻松了许多。“你对集中营了解多少，内森·兰道？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不许再谈这种地方，不许再对斯汀戈喊叫，不许再对他大喊大叫什么博比·韦德了。够了！斯汀戈与博比·韦德毫不相干。斯汀戈太可爱了。你也很可爱，内森·兰道，真的。我爱你！”
我注意到，那年夏天，他的思想和情绪有一种神秘变化，而这种变化和某种环境有关。苏菲就像会炼丹术的巫婆一样，可以使他立即发生变化，从一个大吼大叫的吃人恶魔变成一个迷人的王子。欧洲妇女常常能这样驾御她们的男人。而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就似乎有些力所难及了。现在她轻轻地“啄”着他的面颊，用指尖捏住他那双伸出的手，用一种欣赏的期待的眼神盯着他，直到他脸上那狂暴的红色渐渐消退下去。
“真的，亲爱的，我爱你！”她轻轻说着，接着使劲拉他的手腕，用那天最兴高采烈的声音叫着，“到海滩去啦！到海滩去啦！我们要用沙子筑一个城堡。”
于是，雷霆过去了，阳光又洒进色彩斑斓的房间，窗帘被花园飘来的轻风吹得微微作响。我们三人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内森——他看起来像个过时的时髦赌徒——用手搂住我的肩膀，向我真诚坦率地道歉。我也只好原谅他对我的侮辱和偏见，以及其他的冒犯。“斯汀戈老伙计，我是个傻瓜！一个大傻瓜！”他对着我的耳朵吼着，声音大得吓人，“我并不想这样。这是个坏毛病。我说话时一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是坏人。嘿，我向你保证，我今后决不把南方的问题强加于你！好吗？苏菲，你来保证。”他用手使劲搓着我的头发，就像揉面团一样，还把他那高贵的鹰勾鼻子像可笑的德国狗那样凑到我的耳旁，使劲向里乱钻。他又回复到我所了解的那种愉快的样子。
我们兴高采烈地朝地铁站走去。苏菲走在中间，用手臂挽着我们俩，内森又开始用那种怪里怪气的南方甜腔说话，不过这次没有挖苦的意味，他没有想要刺激我。他学得简直惟妙惟肖，足以骗倒孟菲斯或莫拜尔的本地人，逗得我差点被笑噎住。他的天才还不止语言模仿；还有更绝的一招，那便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招。他夸张地学着各种各样的乡下人的腔调，说着我从未听到过的方言。他的表演令人捧腹，我完全忘了他模仿的就是刚才他毫不留情地痛责过的那些人。我敢肯定，苏菲忽略了他行为上的许多细微变化，而完全被他感染，和我一起把欢笑洒在弗兰特布西的大道上。我隐约感觉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丑恶、自私、令人惧怕的情感的净化；那情感曾在苏菲的房间里像急风暴雨般肆虐无忌。
我们沿着周日熙熙攘攘的大街走了一个半街区，他编演了一出带有纯粹的南阿巴拉契亚山脉一带的阴沉风格的Se情闹剧。在剧中，快乐的尤康成了一个乱仑的老农民，成天和女儿在一起厮混。内森给那个女儿取名叫“粉红色的眼睛”。“有没有让一张兔唇吸吮过你的荫茎？”内森学着那种咯咯的腔调尖声说着，声音很大，把街上两个闲逛的家庭妇女吓了一大跳。她们一脸无法忍受的样子，赶紧从我们身边逃开，而内森还继续着他的恶作剧。“你又让我怀孕了！”他用假嗓子学着女人腔又哭又闹。他的声音十分逼真，几乎可以说是乱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些呆头呆脑的、被婚姻生活拖得不成样子的被冷落的妻子或受气包。就像音乐的神韵令人无法捉摸一样，内森那场欢闹、下流的表演里也隐含着某种东西。后来我才意识到，它源于一种极度的绝望。而当时我发出阵阵狂笑，看到的只是那种天才的形象展现。二十年后，在莱尼·布鲁斯那耀眼的形象中，这一点才得到证实。
因为早已过了中午，我们决定把那顿美妙的海鲜宴会推迟到晚上，只买了些东西打打尖。我们在小摊上买了酸泡菜，犹太人吃的那种长长的做得很漂亮的猪牛肉混合腊肠，还有可口可乐，然后朝地铁站走去。地铁里挤满了渴望海滩的纽约人。他们带着巨大的鼓鼓囊囊的汽车内胎和哭哭泣泣的孩子。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可以容三人并肩坐下的座位，开始共享不算丰盛但很宜人的食物。苏菲专心吃着热狗，内森在吵闹的车厢里开始对我亲近起来。他一副巴结我的模样，好奇地打听着我的一些事，不过没让我产生“包打听”的感觉。我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如为什么到布鲁克林，我做过什么事，靠什么生活。当得知我是一名作家后，他显得很感兴趣，甚至有些高兴。说到靠什么生活时，我差点就要说出种植园的那段往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唔，你瞧，有那么个黑鬼——黑奴——我家的一个奴隶被卖掉了……”但我想，这些话会让内森认为我是在故意找茬儿，他又会开始那滔滔不绝的独角戏，唠叨个没完，让人心烦，于是我只淡淡地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的问题：“我有一笔个人收入。”
“你是作家？”他又问道，急切地点着头，好像还在为此惊讶。他靠在苏菲身上，用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