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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就像在世界的另一个地域，不知名的沟壑山丘起伏连绵，形成巨大的立体的阴影，甜丝丝的风吹过利箭般的大型枝叶，无名的粉红色花朵开在沟壑最底谷，一朵接着一朵，连续不断地蔓延成一片粉色海洋，轻飘飘地，温暖如母亲的子宫，有毒的陶醉感影响了土地上每一寸空间，直接渗入心脏的红色簿膜。
月亮有盈有缺，意识时断时续。
事情变得不可控制。天天每晚都带着粉红色的梦入睡。粉红色的汁液自然而然地粘在他的皮肤上，毒汁像某种蛮荒时代的洪水赶着他往前跑。他的躯体软弱无力，他的神经也似乎一触即断。
我至今都还不愿正视这一幕，这一幕发生在整个故事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也许，这又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无法回避的，从年幼的天天在机场迎接他父亲的骨灰那一大起，从他患上失语症退学，从他在绿蒂遇到我，从他在第一夜俯在我身上大汗淋漓软弱无力，从我与另外一个男人上床，从那些时刻起，他就在持续不变的绝望与梦想里脱不开身。是的，他与这些东西难解难分，分不出界限，只是在无可名状的柔软的器官的阴影里生活一辈子、死一辈子。如此而已。
一想到这点，我就想尖叫，那种恐惧，那种迷狂，已超出了我的理解，超出了我的力量。在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天天天使般的面容轻轻一闪，我就要在门背后跌倒，心痛的时候是可以痛到死的。
一切跑腿的事都由李乐来做，天天的钱被换成一撮一撮白色的粉。两个人呆在宾馆的房间里，猫睡在电视机边，电视机成天开着，那上面每日有打劫案和市政工程的报道。几乎不吃饭，身体的新陈代谢几乎降至零，门开着，方便服务生送饭，连走动一步都懒，房间里散发出奇异的某种不真实的气味，像果冻放进尸体肚子里那种清新而腐烂的混合。
渐渐地，为了省钱，或者有时找不到做生意的熟人，他们去药店买很多咳嗽糖浆，储备在房间里以供不时之需。李乐会用一种土方法在一只小咖啡杯里把糖浆熬制成某种麻醉替代品，但味道实在很糟，可还是聊胜于无。
有一天，小猫线团从这个房间里出走了。它一连几天都没有食物可吃，它已经不再得到主人的关照，于是有一天它决定出走，走的时候肚子瘪瘪的，毛色暗淡，骨架嶙峋，似乎活不太长。
它走了以后一直没回来，它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只专门在深夜垃圾堆里觅食，在街角某处叫春的野猫。
情况变成这样，我一时被惊呆了，脑子糊里糊涂的。而失眠更是使人全身发热发干，所有的影子都在四周飘移，记录下千万种的形状和绝境，在干燥而没有希望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把我和天天相识的日子没有秩序地重映了一遍，我的大脑像一片蒙着灰尘的屏幕，我和我的宝贝则是世上最蹩脚的男女主角。
可我们那么深地彼此相爱，谁也离不开谁，尤其是现在，天天随时会像天外浮尘一样以失重的速率飘远的恐惧使我的心痛成一团，我感觉我更爱他了。我盼着天快点亮，不然我就要疯了。
十九、去南方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我有那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
——艾伦·金斯堡
第二天我带着一只小小旅行包，直接坐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我买了下班去海口的飞机票。做完这些，我想起有一些电话要打。天天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好像不在宾馆，于是我给宾馆前台留了言，说了我到海口的时间。翻着通讯本，我有些黯然神伤，在此时在我面临一个凶吉未卜的问题时，好像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打打电话，分担我的惊慌和焦虑。
马当娜的手机关着，朱砂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在占线，手机也占线，不知道她同时在跟几个人说话，蜘蛛因出差公干不在上海，他的同事问我有什么话可留下，我说谢谢，不用了。剩下的还有我的编辑邓，我的心理医师——大维，我的情人马克，我的父母，还有此前认识的几个男性的电话。
我把磁卡在话机里插进插出，情绪低落，转过脸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架麦道飞机正沿着跑道滑行，然后经过加速，它猛地一抬头，冲出了我的视线。那种瞬间飞升的姿态非常优美，像是银色大鸟。约翰·丹佛的歌《乘飞机远去》曾经打动了多少寂寞旅人的心。
我走进抽烟室，与一个男人对面而坐。他略略侧着身，看得见他留着漂亮的阿加西式的小胡子，穿长长的喇叭形皮裙。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留这种式样的胡子也可以留得这么有型，他也是惟一一个让我遇见穿皮裙上飞机的男人。他抽的牌子是“三五”，我能嗅出那种烟雾里特有的粗糙气味，像粗皮面粉粘在舌尖上的感觉。热的烟夹在冷的手指间。
然后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他的眼圈微微发黑，眼睛却特别亮，看上去威武又柔美，阴阳颠倒正负相和的一种形象。
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微笑着向我张开手臂，“CoCo，是你吗？”此人正是我曾在北京遇到过的造型师飞苹果。
我们拥抱，然后并排坐下来抽烟。交谈了几句，原来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去同一个地方。我的头一直在隐隐作痛，抽烟室里的光线也令人不适。
“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他低头仔细地察看我的脸，用一只手臂拥住我。
“是不太好。……不过说来话长，我是去接我的男朋友，他在那儿快要崩溃了。……而我，也没什么力气。”我喃喃地说着，扔掉烟蒂，站起来，“这儿空气真差。”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跟了上来。 “等等， 咦， 这地上是什么？ ”我昏头胀脑地只顾朝外走，“CoCo，你的耳环掉了吗？”
我摸摸耳朵，叹口气，从飞苹果手里接过这粒像米一样大的钻钻耳插，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光彩和形状，是我目前一身黑扑扑颜色中惟一的亮点。我谢了他，一边走一边心想，“真是人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样样都作怪，连好端端地抽一根烟都会有耳环掉下来。”
在人登机口前， 我还是给马克打了个电话，他听上去正在忙碌。“Hello。”他的声音心不在焉的。我的声音也随之变得冷冰冰，冷面孔贴冷面孔才是公平的，以此自我保护。
“我在机场呢，”我说，“周末的晚餐就不能赴席了，请跟你太大说一声，我很抱歉。”
“你要去哪里？”他的注意力终于吸引过来了。
“我男朋友那里。”
“会很长时间吗？”他的声音开始渗入了严重的不安，也许手里的笔放下了，文件夹也合上了。
“如果那样，你会伤心吗？”我还是冷冰冰的声音。我现在的确高兴不起来，我看上去苍自坚硬，像20世纪末的怨女。我对什么都不满意，真是问题多多。
“CoCo！”他呻吟了一声，“你知道我会怎么样的，哦，不要开玩笑了，你很快就会回来的，是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当然，他说得对，我会把天天带回来的，一切都应该好起来。可还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吗？我还能以拥有两个男人（而其中一个男人因苦闷而吸毒）而心安理得地写小说吗？
我哭起来，马克着急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宝贝你说话吧。”
“没什么，等我回来后再跟你联系吧。”我说着挂了电话。我想我用恶劣情绪污染了其他的人，马克会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里转，可怜的人，还有可怜的我。
吴大维曾经对我说：可怜自己是一种最应鄙弃的行为，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上帝般威风凛然的表情，脸上一片亮光。而我从来听不进他的这句话，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
飞机在云层里穿越，飞苹果坐在我的邻座。他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则在看杂志，脱外套，拿外套，再看杂志，闭眼睛，左手支在下已上，右手抱在胸前，咳嗽睁眼，调座椅背的位置。
机上小姐送饮料和点心来，在放小搁板的时候，我手里的可乐不小心泼到了飞苹果的膝盖上，我连忙说“对不起”。于是我开始跟他说话，这个漂亮男人的眼神如暗火摇曳，如无形的网，如发电机，能电倒一批女性，只是除了像我这样悲伤的女性。
他说他现在吸取了日本的流行元素，主张用粉红，粉蓝和银色来打理顾客形象。后面几排就坐着他的同行者，这其中有一位影视女明星，两位摄影师，三位造型助理，三位身体健康的男性随员。他们正去海南为女明星拍一套写真。那女明星我似乎在一出戏里见过，长相一般，既非玉女也非艳后，除了美妙的胸其余乏善可陈。
飞苹果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说话赶跑了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一直在听他说，我想穿皮裙的男人不是很可恶就是很可爱，他从他上个月拔掉的一颗坏牙说到他的父母总在吵架他的女朋友总在嫉妒他的男朋友。
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时，飞苹果闭着眼睛，然后他也醒了。“快到了吗？”他问我，然后拉开窗板看飞机下面有些什么。
“还在途中。”他说着，对我微笑，“你从来不笑吗？”
“什么？……不，我现在不想笑。”
“因为我？”
“不，因为我的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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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摸到我的手，握了握。“别害怕麻烦，每个人任何时候都有大大小小的麻烦。比如我，我从一个麻烦跳进另一个麻烦，我也不知道自己爱女人多一点还是爱男人多一点。”
“爱人和被人爱总是好的。”我对他笑了一笑，这一笑也许不免凄然，谈来谈去总是这样的话题，就算我和我故事同时销声匿迹了，别人的故事依旧在上演，充斥其中的字眼就是一个“爱”字，围绕它展开的是惊心动魄，伤筋动骨，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场面。
飞机在快到海南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飞机抖动得非常厉害，空中小姐在巡视旅客安全带的时候摔倒在地毯上。
机上人都惊慌起来，我听见那个女明星一声尖叫，她指着一个经纪人模样的男人说，“我就是不要坐这班飞机嘛，现在倒好，为赶时间命也要搭上了。”她的尖叫使机上的气氛显得很奇怪，像在拍一部电影，而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险情。
飞苹果紧攥着我的手，脸色苍白，“一想到能拉着你的手摔下去，倒还没有糟到极点。”
“不会的，”我说，忍着胃部剧烈的翻腾感，“算命的从没说我会出意外，所以飞机不会掉下去。专家统计说飞机是世上安全系数最高的一种交通工具。”
“我买了保险，航空失事保险加寿险可是一笔大钱，不知我父母会高兴还是会伤心。”飞苹果喃喃自语。
正说着，飞机突然就恢复正常，再次进入到四平八稳的如静止般的状态。
在机场，飞苹果和我匆匆地互吻道别，嘴唇上一直是湿湿的感觉，很多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人有与众不同的温情，是小动物般毛茸茸的温情，尽管他们容易得艾滋病。 “小碎丸子”Alanis Morissette的一首歌唱得好，“我有病，但我是漂亮宝贝。”
出租车一路开着，窗外是蓝天，蓝天下有不少发亮的房子，我不知身在何处。司机没头没脑地开了好一阵，终于把我载到天天住的宾馆，看上去不大。
我问了前台B405有没有来看过我的留言，服务小姐说没有。她的嘴唇涂得非常红，还有稍许口红残留在牙齿上。我试着打电话上去，天天不在。我只好在厅堂角落的沙发上坐等。
下午三点的阳光照在玻璃墙外的街上，陌生的人群车流熙熙攘攘，但没有上海的拥挤，没有我所熟悉的那种附丽于市井气之上的精致、洋气。人们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偶尔有特别漂亮的高大女子走过，显然是从北方来此的移民。她们身上有上海女性所缺乏的霸气之美，她们的眼神更有力，但上海女人却依旧以其精致、克敛、善算计引以为傲。
我饿坏了，提起包来到街上。对面就有一家快餐店，我挑了个临街的位置坐下，这样可以看到宾馆门口出入的人。
快餐店里有一些时髦的孩子，用我听不懂的话在叽里呱啦聊天，广播里一会儿是放粤语歌一会儿放英文。有两个警察走进来，奇怪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
他们买了可乐，在返身走出玻璃门前又看了我一眼。我摸摸脸，脸上好像没什么，我的黑色紧身胸衣也没有崩线或滑带，裤子的拉链也好好的，小腹紧崩平滑没有怀孕的迹象。看来我要么看起来挺美要么就是挺可疑的。
我这会却又不饿了，一点胃口都没有，什么也吃不下，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咖啡。这杯咖啡里有股化学味道，像在喝家具亮光剂。
走进洗手间，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苍白的自己。我跨在抽水马桶上方，像男人那样小便，在公共厕所我总是这样解决问题。马桶圈垫被数不清的人使用过，有数不清的体液、细菌、气息、回忆、见证和历史。这马桶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洁白的苍蝇，哀而不怨地栖息在各色女人的胯下。
小腹突然一阵钝痛，我在手纸上看到一抹红色，太倒霉了，几乎一离开上海到其他任何地方，我的例假也就无一例外地来临了。尤其是现在，我是来面对一桩对我和我的爱人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我自己的身体也陷入了另一种困境。
神经上的紧张加剧了子宫内膜的收缩，疼痛一阵阵袭来。我原本还以为上一次与马克的性茭已经植下了一个胎儿，我甚至想着对天天坦承一切，然后让胎儿出生，这个小孩是谁给我的无关紧要，只要她（他）身上流着爱的血液，只要她（他）的微笑可以让天空灿烂，小鸟欢鸣，阴霾和忧郁尽散，只要……
我痛得全身发冷，把卷筒纸上的纸都拉下来做成厚厚的一叠塞在内裤里，我希望这些卷筒纸都消过毒。现在我需要的是一大杯热开水，和一只捂在肚子上的热水袋。
妈妈曾对我说：大多数女人生下小孩就没有这每月一次的受难了，因为子宫颈松开了。那就是说如果我一辈子不要有孩子，就得痛一辈子，如果更年期在55岁，那么到现在还有30年，每年12次。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一到这时候我就比一只病猫还要神经质。朱砂也有这问题，但不厉害，相比之下马当娜却更夸张。她身边的男人一个个离开她，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之一就是受不了一个月里那失控七天里她的喜怒无常。暴戾和衰弱折磨着她和他们，比如她让男友去超市买止痛片和卫生棉，但买回来的时候她不是因为他们买得不够快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买到她心仪的那种牌子而勃然大怒，地板上摔满了衣服和碎片。她的记性变坏出尔反尔，取消所有的约会、派对、计划，不能有人在她面前仰头大笑，也不能悄无声地走路。如果她猛一回头发现男友在身后，她就要尖叫。她还会在晚上不停地做噩梦，梦到以前广州做事时认识的一些黑道男人，他们把手伸进她的子宫，取走了一架奇特的类似无价之宝的机器，她绝望地尖叫，醒过来却发现血濡满了卫生棉，并渗到床单和床垫上来，还有一些沾在男友内裤上。于是她去洗手间冲洗，坐在马桶上换卫生棉，而男友则再也受不了了，这是当然的事。
每月一次的例假给女性造成的影响涉及生理心理各方面。影视和书刊也做足了这方面的文章，一旦例假没有来，女主角的命运就相应出现了转折。看多了有点蠢，但这给了女权主义者某种不大不小的把柄，她们不停地诘问男性：这公平吗？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女性解放？
塞着厚厚的卷筒纸，走路的姿势有些呈外八字，像裹着尿布的婴儿一样无助。此时我已失去了对接下去会发生事件的把握力。我想马上见到我的宝贝，我想着与他拥抱融合在一起时那种入骨入髓的温暖。这种温暖由心脏抵达另一颗心脏，与情欲丝毫无关，但却有另一种由亲情和爱情化学反应后产生的疯狂，还有不可分析的神的咒语。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滚烫的咖啡，左手紧紧护在小腹上，然后我透过玻璃窗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我站起身，大步走进玻璃门。在穿过街道的时候，我大声叫出了他的名字，他停下来，转过身，我们微笑着注视着对方。因为再也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怀由强烈的爱而生的怜悯和哀伤，再次吸纳了对方。我们拥抱在一起，吻在嘴唇上，吻出血。爱一开始就存在着，就像死一开始就对立着。我听到他喉咙里的咔咔声。我的子宫变暖了，疼痛有所减轻，而我也明白我们注定是要贪图最后一滴的欢乐的，如在花朵中。
因为别无选择。
晚上我陪着他去李乐打工的牙科诊所。
在我眼里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肮脏、甜腥，还有金属外壳般的冷光，李乐还是那么瘦瘦小小，像因某种意外而造成发育中止。我一直紧闭着嘴，我承认我有点害怕，但我已答应要陪天天去一个小学操场。在那儿的一个角落将有一次不道德的交易。而作为条件，天天明天就得随我回上海。他会去一家公安局办的戒毒所，我告诉他这是惟一的办法。我需要他好好的，我们必须长相厮守下去。
我和天天手拉手，另一只手则插在裤兜里，那儿装着钱，我的腹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虽然ob卫生棉正紧紧地塞在我的身体里，像一道闸门，仿佛提供着某种虚无的安全保障。
走进一扇无人看管的小门，我看到了一个天天的操场，有弦形的跑道，孩子们玩的低矮攀登架，还有球网和篮球架。我们缩在围墙下面的一片阴影里。
（）
天天轻轻抱住我，用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擦我额头上面的汗珠。无论情况多糟，无论身处何地，天天总是备着一条手帕，在这一点上他像个好儿童，或者是贵族。
“很痛吗？”他温柔地看着我，我摇摇头，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月光在他眼睛上部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瘦多了，眼部四周有一圈青紫色。我不能仔细端详这张脸，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