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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体制改革不能漠视基本的人权，以强制手段对待职工，不准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其后果显而易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才能永葆本色。因此，保障人权就成了改制者必须牢记于心的基本原则。少数负责干部甚至把下级管理者和事业骨干的权益也不放在心上，随意改变章程和规矩，让人无所适从，同样是在制造大量隐患。
总之，事业单位的改制不能目中无人，这里的人指广大职工，而不只是极少数人。以人为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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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法治之下的警察权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4：27
方舟评论
□邓子滨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一个小女孩纯真甜美的歌声，勾勒了一幅融洽的警民关系的画面，这歌声和画面曾经感动过无数国人，今天依然能够让人体会到它的温馨与和谐。但是，在怀旧与感动之后，我们必须冷静意识到，歌词所意图发挥的，其实只是一种单向的教化功能，因为这种教化没有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果那个警察叔叔没有将钱上缴国库怎么办？完全靠警察的觉悟吗？还有没有什么制约机制？因为如果我要施与信任，就应该有一种制度保障我的信任不被滥用。这就是法治要解决的问题。
法治，意味着对立法者和执法者的限制，以确保他们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全和落实法制；而更多的法治，则意味着对拥有权力者更多的监督和更严格的约束。
当前人们密切关注的事件之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而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升法治水平、构建法治之下的警察权的良好契机。我们看到，立法者已经在向法治之下的治安管理努力迈进，在编织法网的同时，也注重对“撒网的人”进行制约，尤其是程序制约，这
是令人欣慰的法治推进。
尽管如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种倾向，不能不引以为戒：在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只注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忽视了法律本身的公平正义，忽视了执法者以法律名义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比如，在刚刚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之后，虽然我们可能不再担心“谁拖走了我的车”，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如果某位交警因公共汽车司机违章驾驶而将车上的乘客一并拦截半小时，我们作为乘客是否仅有两种选择，要么默默等待，要么下车步行？我们仍然不知道，有什么法律上的渠道，让我们去表达对于某处禁行、某处禁停的异议，即使这种“禁行”、“禁停”标志是明显不合理甚至是专为罚款而设置的？……
即将问世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必须应对当前严峻的治安形势，为此，必然要加强警察治安执法力度，补充规定适量的违法行为，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也都是我们理解和支持的。但是，法治之下的警察权，其重点不在于法网如何严密，而在于强化对于警察权的制度约束。可以想见，人们在期待更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同时，更加期待社会稳定的另外一些重要因素，期待警察在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不再随意拦截、盘查行人和车辆；期待夫妻在家中看黄碟不会再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期待警车在非紧急任务情况下不要违章行驶……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其实不仅仅是看它有多么完备的法律，而首先是看它的司法力量尤其是警察队伍是否尊重和忠于法律。
恩格斯曾说：“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
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
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在强调“警民共建，警民一家”的同时，不应忘记“警察”（police）一词其实就有“统治管辖”
之意，而这种统治管辖所依靠的，决不仅是强
大的权威，还应当关怀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警察权不能“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而应当被置于法治之下，惟其如此，社会得到的是安定团结，国家得到的是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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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惑：历史宿怨如何化解？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6：54
□内藤康（发自东京）／刘柠 译
“女士们、先生们……”2004年7月的一天，东京赤坂附近一家宾馆的会议厅里人头攒动。由浙江省和杭州市两级政府共同举办的、旨在招商引资和振兴地方旅游的推介会上，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接下来的欢迎晚宴上，在日本人气了得的“女子十二乐坊”登台献艺，其华丽的演奏更是赢得不绝的掌声。但是，那一派“祥和”却分明有些异样。因为就在几乎与此同时的亚洲杯上，每逢日本队的比赛，必然伴随着中国观众充斥赛场的嘘声。
这样的场景绝妙地勾勒出当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就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至今难以交叉。一种郁闷、沉重的氛围，密布于表面的“友好”之上。官方层面上，因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首脑对话已中断了3年。而民间层面上，中国国庆节前夕，虽然有日本人游行要求“中日断交”的行为未免太过极端，但民间感情陷入低谷也是事实。
解决历史问题的契机
历史问题，当然是两国民间情感摩擦的最大原因。作为日本人，我们知道，中国不满“日本对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充分道歉”。对此，日本虽不乏附和这种主张的声音，但国民感情的主流却是对“谢罪要求”日益困惑和厌倦。
道歉问题无疑是横亘在两国情感之间的一道鸿沟。那么，这道感情鸿沟是如何积聚起来的呢？其实，战后中日两国本有好几次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1945年日本战败、1972年日中复交……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通过远东大审判以及美国主导推进的日本“和平宪法”等措施，基本清除了军国主义。终战之初，日本国内就有“一亿总忏悔”的流行语，当时“战败国日本作为加害者谢罪乃理所当然”的舆论颇为强烈。然而，随即开始的冷战割裂了日中两国，虽互为当事方，但却失去了就战争责任进行对话的机遇，直到1972年。
客观地说，1972年建交谈判中，关于历史责任、战争赔偿问题，曾经是“受害者”的中国相对于日本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当时真的认为道歉及赔偿不够充分的话，应该是有中止复交谈判的选择的。最终结果是，《中日联合声明》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措辞尘埃落定，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在国际法上，两国以这种形式解决了战争问题，作为替代性补偿，日本方面迄今在广义上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7兆日元”（据日本庆应大学小岛朋之教授研究，约合63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1998年江泽民在韩国总统金大中之后不久访日。金总统在临行前，面对日本记者团曾强调说，“希望我此次日本之行，能够彻底清算过去，使韩日两国从此不再纠缠（历史），以期共同进入真正理解与合作的21世纪。”
日韩之间，也曾有过类似日中的历史。从1984年访日的全斗焕，到之后的卢泰愚、金泳三等韩国领导人，虽然每次访日言必称要构筑“面向未来的新韩日关系”，但韩国仇日情绪日重，而“谢罪谢到何时”的“厌韩”情绪也日益在日本国内蔓延。这一困扰日韩两国的历史纠葛终于在金大中执政期间得以冰释。从其后的日韩“世界杯”、韩国对日本大众文化的解禁及日本的“韩剧热”等现象就可窥知一二。回过头来，如果1972年日中两国之间基于（日本）道歉对过去的清算能够实现的话，这个历史悬案也许就不至于拖到21世纪了。
结果，中国对日本，抱有“对韩国以书面谢罪，对我们却没有”的不满；日方对中国，则怀着“手里攥着历史牌，始终把日本当罪人，直到其经济、政治价值丧失殆尽”的不信任感，双方越走越远。
日本对“谢罪”的解读
笔者无意否认，日中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日本。但如果就问题处理的方式而言，不能不说中方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双方在履行各自责任时应对上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有目共睹的艰难状况。
只需对日中关系的现状作一番考察便不难看出，让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来道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无论道歉，还是道谢，都应考虑三个要素：主体、对象和理由，即由谁对谁因为什么道歉。
第一，道歉的主体。目前，直接参加或曾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即使未入“鬼籍”，也已80岁开外。据日本今年7月的统计，8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这意味着，98％以上的日本人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中国方面历来强调关于日本侵略的教育，但对日本如何从战后废墟上高举和平宪法崛起，对于那些众多致力于日中友好人士的感人事迹，进而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希冀和平，决心不再为领土扩张而使用武力等等，恐怕鲜有充分介绍。
其次，道歉的对象。随着时间流逝，尽管直接蒙受日军伤害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但事实上，依然不乏受到伤害后身心创痛终难平复的受害者。对于他们，确实应按照两国间此前的条约框架，以官方和民间援助的历史为基础，探索一条适当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亚洲杯”期间“爱国人士”的行动绝不等同于战争受害者的诉求。
日中恢复邦交30余年，两国间人际往来频乃。30年前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见诸报端和电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或是身穿人民服、脚踏自行车的普通人。而现在，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中，中国人已经无处不在，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偶然经过的、喝上一杯的职员，可谓形形色色。他们丰富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但也有遗憾。
最后，是道歉的理由。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确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此，日本当然应该在心中盟誓。但是，这与普通日本人也必须谢罪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所谓谢罪，是犯了罪的当事者，承认并基于道义上的责任，向当事的另一方低头，甚至下跪以请求宽恕的表现。战争的策动者、在战场上行使残虐暴力的军人已经在战后受到了膺惩。在二战结束后的审判中，许多旧日本军人被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同盟各国共处决1100人，其中有200名以上是在中国被审判、处决的。作为侵略战争的当事者，受到如此制裁，在日本国民当中虽然也存异见，但审判的正当性，基本上还是获得承认的。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一部分军国主义者”非罪化。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已有加藤？一等众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倡议，希望尽早建立取代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笔者以为，作为小泉首相，不仅要考虑来自中、韩的声音，对于渴望亚洲安定和平的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有必要以行动作出回答。但是，这种认识依然有别于谢罪问题。
化解宿怨
中国不是“北风”，是“太阳”。倘若中国能以大国的气度和胸怀，温和而理性地同日本相处的话，相信日本人终究会被感动。相反，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给我跪下谢罪”式的要求。日中两国是对等的邻国、伙伴，并非属国、朝贡国的关系。不久前，海南省一家酒店的门前，树立了一尊东条英机下跪的铜像，日本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对此，作为日本人，笔者丝毫没有受辱之感：毕竟，对于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无论怎样，与我们没有关系。只是，现代社会的日本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态度。
笔者在前文中曾经阐述过，作为战后出生的世代，我们有必要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把过去的历史当作深刻的教训，绝不让历史的过失重演。但是，对于超乎这之上的、更进一步的表态则爱莫能助（一些自己希望有进一步表示的战争受害者另当别论）。这既是战败后经历了59年和平发展的日本国民感情之所在，也是为两国关系的现状所决定了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解决的关键，是将目前这种对对方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脑筋急转弯”：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你若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变得喜欢你。即是说，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的对等身份，尽可能地尊重对方，并与其合作。
说起来简单，对民族感情的拂拭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两国不去挑战这项难题，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尚未消失的情况下，倘因所谓“民族感情”，矛盾进一步加剧、激化的话，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就难免会有重演的危险。抛却憎恶和不信任，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基于相互信赖和尊重的日中关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无论前面有什么，也不能回避这个考验。只有通过这种努力，双方的情感才有可能进一步靠近，化解过去历史障碍的政治、历史智慧才有可能眷顾我们。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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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与现代理性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10
□吴小龙
为何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能够有平心敛气、卧薪尝胆的精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有既往不咎的宽大胸怀？为何在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际，在国土饱受蹂躏、百孔千疮的时候，我们对战败者表现出了悲悯和宽厚？
关于“Sina”是否就是“支那”，“新浪”是否应该改名，最近在网上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做了考证与说明，指出了“支那”这个字眼最早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中国古代的高僧在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至今许多汉文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的）而后这个词又随佛经传入日本。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于“支那”中国字眼是一直在大大方方地使用着的。如梁启超以“支那少年”自称，翻开他的《饮冰室合集》和清末许多维新派、革命派的言论，很容易看到许多关于“支那”未来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期待。甚至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我们的报纸上也几乎每天可以看到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消息和报道，说明当时人们在面对“支那”这个字眼的时候，也还是体现着一种从容和大气。
但是，由于这个字眼与近现代史上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和侮辱的惨痛记忆相关，中国人拒绝这个字眼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国家拒绝在一切正式文件中使用“支那”这个字眼正是这种情感和态度的一种表达。但在西方文字中，Sino这个字眼却与此不同。比如，现在我们还在用“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这样的字眼来表示“美中关系”，在世界上的汉学研究中，“Sinology”也一直和“China－Studies”在同时使用着。因此，“Sino”或者“Sina”这样的英文字母本身，在中国人心里本来是不引起什么恶感的。
至于“Sina”这个网站的名称，在国内实际上一直是作为“新浪”而被用户广泛接受的，本来没有什么人把它与“支那”联系起来。现在既然有人提了出来，而且已经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问题总是应该解决的好。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来解决：一是新浪网是否有日资背景，Sina的命名是否因此是一种带污辱性的有意行为，这可以，而且也应该由新浪网自己来对网民作一个解释和澄清。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面。
另外的一方面，就不单是一个网站的名称的问题了。这就涉及怎么看待日本的问题。这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看法。从整个历史上来看，中日两国间的友好是主流，两国间愿意友好交往的也占绝大多数，但是历史上破坏两国关系的事件虽然不多，却很要命，并且特别令人刻骨铭心———远有倭寇，近有甲午战争和抗战。中国人从挨打、受侵略的惨痛经历中得出结论：国家要强大才能不受欺负，正是理所当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更应当自问的是，我们是花在为此发出怒吼上的时间、精力多，还是花在为此踏踏实实地做些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多。
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反观历史中寻找启示。在两国关系史上，我们不但要看到人民友好的主流，还要看到一些意味深长却为今人所忘却的事实。例如，甲午战争后，在战败的中国人中间掀起了向日本这个过去的学生和眼下的敌手学习的热潮。日方也有很多人以唇齿相依、感恩图报之心努力帮助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以至于两国关系史上出现了被西方史学家看成为“黄金十年”的友好时期。这段历史，现在很少为国人所知。还有，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对日本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