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梁保华和陈德铭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
到了王珉走马上任，苏州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仍在高歌猛进，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已十分明显。过分依赖跨国资本，使它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尽管GDP和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却增长得不快。今年上半年苏州的GDP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但人均收入在“长三角”16个大中城市中，却只能排在第7位。
在王珉时代，苏州市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就成了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苏州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是外资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苏州经验”似乎也更容易被归纳为招商引资的闪光数字———招商引资便捷易行，也更容易见到实际效果。
回到时代的具体情境，苏州乃至昆山的干部包括招商引资在内的诸多经验自有其成功之处，可是无法想象，要是整个长三角、甚至全中国都以苏州为榜样，以苏州作为招商引资的追赶目标，去搞引资大道，去建招商广场，那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发达的东部到贫瘠的西部，多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法宝，多少地方“招商引资大跃进”仍在进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经验”也许不能简单地用“模式”或“经验”来概括之。苏州历任决策者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甚至连自己也无法重复的路。
如果我们坚持要把苏州之路升格为“经验”和“模式”的话，它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梁保华、陈德铭和王珉在苏州执政期间的成功经验莫不归结于此，中央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亦在于此。
10月底陈德铭在就任陕西省代省长时，有记者曾问他：如何将苏州经验与陕西实际相结合？陈德铭坦诚回答：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是在一定时代下形成的，适合那个环境。我尽管在那边工作了几十年，但到了陕西后觉得那边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地克隆。要从陕西的省情出发，了解陕西现在的困难形成的原因，了解陕西潜在的优势可以迸发出现实优势的东西，然后再借鉴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们结合起来。
也许，这样的回答正是陈德铭“苏州经验”的真正体现。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行业自治给企业家群体自新机会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24：02
方舟评论
□秋风
11月4日，深圳市政府三届138次常务会议专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在2004年底前，首先实现组织“民间化”，所有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必须辞去所担任的协会职务，协会办公场所、财务建账独立。2005年上半年，实现运作机制“民间化”，选举、重大决策、内部纠纷调处都由协会自主决定，协会逐步承接和行使政府部门转移、委托的职能。
显而易见，深圳行业协会改革的目标就是民间化。这意味着，这种改革就是要回归行业协会的本来面目。
由政府来规划行业协会的改革和发展，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现有的大多数行业协会，不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它们大多由原来行政性行业管理机构翻牌而来，或者是现在仍然行使着行业主管职责的行政机构派生出来的，专门用于分流人员、安排离退休人员的所谓事业单位。广东省统计，2003年8月底，全省共有合法行业协会878个，由政府组建超过半数，只有61个是企业自发成立的。
这类颇具背景的行业协会的权力，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其会长、秘书长们往往是原来的什么副部长、副局长。他们的权威不是来自其道德号召力和高超的经营才能，不是来自行业内部的普遍认同，而是由行政权力转化而来，或由行政权力的“魔杖”点化而成。
从法律上看，这些协会处于权力与市场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协会与行政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行业内企业具有一定强制力；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属于行政序列，因而不受相关法规和伦理的约束。结果，协会往往蜕化为内部人依靠出售权力———甚至仅仅是权力的影子———聚敛钱财的工具。企业虽抱怨不已，但顾忌其权力网络，而无可奈何。
行会协会就是这样被坏了名声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温州，活跃着数百个行业协会或商会。它们大多是自下而上自发地形成的，从一开始就是为增进行业内企业的利益而成立的。因而，它们不可能超脱于企业之外，也不可能高居于企业之上，它们就存在于企业中间。代表本行业与政府打交道，与外界打交道，更重要的是，确立同行业企业之间的交往规则。这些协会的领导人也是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他们的权力（或者不如叫职责）来自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自身的道德号召力，而且，他们对会员企业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不大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
这些完全民间化的行业协会的成功经验，给改革现有官办及半官办协会指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民间化，让企业家真正实现自我治理。改革的过程应当是行政权力收缩的过程，政府应当把协会的创建、组织、管理，完全交给企业家，让企业家自我组织、自我治理。
根据这一原则，不阻止企业家在现有协会之外另行创建行会，打破一个行业由一家行业协会独家垄断的局面，为企业家创建自治性协会提供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民间化就必然意味着，不能赋予任何一个行会以某一行业内的垄断权，原因很简单：它是民间的。只要不人为设置垄断，则通过竞争，自然会形成能为企业所接受的自治性行会。
被接受的行业自治性组织，可以替代政府的部分管制职能，而这可为改变政府权力过大的弊端创造条件。健全的市场秩序离不开管制，但并非所有的管制都需政府机构来强制实施。在市场中，大量的管制应当是自愿性管制。如果存在自治性的行业协会进行自愿性管制，政府的管制范围就可大大缩小，从而节约政府运作成本。比如，完全可以由行业协会制定和执行行业安全、卫生、质量控制标准。事实上，由于面临信息局限，政府机构在这方面不可能做得比自治性行业协会更好。
行业自治性组织的发育，不光有利于行业自治，更有益于中国商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只有在自治性群体中，人们才有可能遵守道德规范和职业伦理，反过来，这又可以为健全的市场和法治秩序提供基础。当下中国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道德形象之所以不怎么好，与其缺乏自治性组织网络的约束有很大关系。一个又一个自治性协会，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和环境，显然有利于中国商人形成和遵守职业伦理。这是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内容。
同时，一个正常社会总需要企业家在商业之外发挥更大作用。传统中国商人在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即所谓儒商精神，而那些活跃在这些领域的企业家，总是以商会或行会为依托。自治性行业协会可以使优秀的企业家借助同业的力量，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此类行会也可为企业家提供扩大影响力、培养治理技艺的机会，从而使其有可能进入更为广泛的治理领域，运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成本－收益意识，提高整个社会的治理水平。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信访改革引发争议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25：09
信访条例修改在即 何去何从出现两种声音
信访改革引发争议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本报11月4日关于信访改革的报道
改革前夜的针锋相对
11月7日，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在赴外访问的前夜致信温家宝总理。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即将通过的信访条例修改稿的担忧之情：“目前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条例》修改稿，虽然较原条例有进步，但没有真正体现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信访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切不可为了应急而草草出台。”
据记者了解，这一被于建嵘建议谨慎对待的新条例修改稿原定于11月底讨论通过。知情人士介绍，“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就等着通过了。”11月4日，本报《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关注》的文章见报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的批示，国家院法制办《信访条例》修改小组专门听取了于建嵘的意见。
几乎是在同时，四川传来消息，引起巨大争议的《四川省信访条例》（草案）经过一年多的起草、修改，有望在11月下旬的人大常委会上表决通过。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双全透露，该条例旨在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赋予信访机关交办权和督办权。
“信访的产生有着深层体制上的原因，在目前，相关改革还未到位，取消信访制度是无法做到的。而通过对信访立法改革信访制度则是目前一个较好的化解办法。”陈双全主任以此反驳了此前于建嵘提出的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观点。
而事实似乎已经表明，由国家信访局主导的信访条例的修改，其方向也将是走强化信访机构职权的路子。信访机构将有可能承担更多解决问题的功能，“不再只做二邮局”。而这恰恰是于建嵘急切希望阻止的。
信访制度到底该弱化还是强化？到底该走向何处？尽管强化信访制度的改革信息似乎已趋明朗，但社会各界却远未达成共识，还在争论之中。
关门还是开门
信访条例的修改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继续沿袭了以前部门立法、关门立法的传统习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直接关注下，国家信访局在这一时期一直着手考虑修改现行的信访条例。直到11月4日，部分专家被邀请至信访局时方才得知，他们手中拿到的新条例草案预计在本月底通过。
据记者了解，相对老条例，新方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记者无法获知更多有关扩大权限的具体内容。
有鲜明对比意味的是，与国家信访条例修改的低调不同，四川的信访条例制订工作却十分高调。
2003年8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将信访条例纳入立法计划，并成立了条例草案起草小组。“整个条例采取‘开门立法’，”陈双全介绍说，“起草小组除了听取部分市、区法院对信访工作的意见外，还将条例草案送到四川省各市、州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有关部门，并在人大网站、《四川日报》等媒体上向公众公开征求修改意见。”
在解释何以如此重视信访条例的时候，陈双全直言不讳。他介绍，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访量一直居高不下，权力机关信访量增加43。9％。“从北京领一个上访者回来，要耗掉1万元人民币，这是有关部门给省人大汇报的数字。”陈双全认为，抛开社会稳定等因素不说，仅从这一点来看，上访带来的经济压力就非常巨大。
此前，四川一直参照现行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行事。但条例只是规范行政机关的信访工作，对于人大、法院、检察院的信访工作，并未纳入。随着老百姓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越来越熟知，“参照原有信访条例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形势”。
比照四川省的做法，众多学者由此对国家信访条例的修改程序提出异议。于建嵘在给总理的信中语气恳切地表示，“信访政策的修改，应当预先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充分论证，并可以考虑组织公民广泛参与讨论，切不可为了应急而草草出台。”
“当新鞋子没有到手时，不要扔掉旧鞋子”
四川信访改革大胆之处在于，信访机关被授予交办权和督办权。这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更鲜明的是，明确了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并在全国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
这似乎正代表了目前主流的信访改革方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信访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只有不断加强，不能弱化。他认为，信访说到底就是体现了公民的请愿权利，而这一权利是公民政治权利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谈到现行千分之二的信访解决问题率，杜钢建认为，没有权威性是现在信访机构遇到的最大问题。“信访部门所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我知道他们的工作人员其实也非常辛苦。”
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声音要求加强信访部门的实际解决问题的权力。
杜钢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理念到位不够。现行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只是政府之下的一个普通机构。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信访机构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本部门而是在代表一级政府行使权力。“它级别不高，又没有实权，面对问题没有处理性和强制性手段，怎么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位学者认为，必须要强化信访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才行。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因此，作为强化信访的支持者，他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康晓光非常认可四川的做法，他认为行政问责制必须与信访结合起来才可发挥真实的作用。
谈及可能伤害到司法救济性的问题，一些学者并不以为然。杜钢建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
康晓光则提醒记者，不要无视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正如一位普通老百姓对现阶段传闻可能取消信访表示强烈不满时说，当新鞋子没有买到手的时候，先别忙把旧鞋子扔掉。
“上访洪峰不是一个新条例能解决的”
显然现在的信访改革讨论鲜明地分成了强化派和弱化派，于建嵘在这场论争中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他的“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观点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有人认为是不考虑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更有人认为是迂腐。但他依然在作最后的努力。“我实在不希望看到权力得到扩张的信访，这和信访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他对本报记者说，目前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条例》修改稿试图强化信访机构职权，并且规定了许多明显违反宪法的禁止性条款。
于建嵘认为目前不是修改《信访条例》的最佳时机。信访量连续十一年增长，信访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敏感，各级政府和信访公民都处于信访的高压之下。“中央几次有关信访的新举措都带来了新的信访高峰。在这种形势下，出台新的《信访条例》，有可能引发新的信访问题和新的社会冲突。”
“上访洪峰不是一个新条例能解决的。”农民学者李昌平提出了他对条例修改的三个担忧：如果授予信访部门太大的权力，信访部门解决的问题越多，依法行政的可能性就越小，引发的问题会更多；如果上访规范越严，老百姓上访的成本越高，下情更难以上达，底层的问题会更多；如果新条例规范的对象实际只是老百姓，那后果更难设想。
通过对信访制度长期细致的调研，于建嵘向国务院法制办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套完整建议。
于建嵘建议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他认为，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用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性，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其次，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另外，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
于建嵘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法律层面的治理被于建嵘认为是中期步骤，即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显然，这一作法的目的是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