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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的历史形态不拘一格。古希腊（特别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一系）的理性是数学本质主义，认为数学结构即是世界的本质。而由伽利略、牛顿开启的近代物理学的理性则表现为“数学的描述现象”，仅仅是描述现象，而不问“本质”。牛顿用计算证明，使地球物体自由下落的力与使行星环绕太阳旋转的力可以用同一个公式表示，这就够了。至于问到“万有引力”的本质，牛顿的回答是：“我们应当力戒假说。”近代科学的伟大创始者都信仰上帝，在他们看来，是上帝，把世界造得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人中的先觉，率先领悟了上帝的旨意而已。当牛顿发现，太阳系的实际运动呈现出偏离计算的不规则性，因而稳定成为问题时，他又不得不假设上帝的不可知的力量在维持着太阳系的稳定。将理性能及的视为上帝的显现，归功于上帝，是感恩的心情；在理性不能及处，撒手听命，只让上帝来负责，是求助的心情。出于感恩的信仰和出于求助的信仰是应该加以区别的。18世纪的拉普拉斯算出行星运动的不规则具有周期性，因而太阳系还是稳定的，他既不感恩，也无须求助，所以当拿破仑问他《天体力学》一书为什么不提上帝时，拉普拉斯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数学（和科学）理性与宗教的关系，是本书的一个重头。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显得比较径情直遂。他似乎认为，理性与宗教是不共戴天的，理性靠自身的发荣滋长，即能推翻宗教。近代科学的大宗师们依旧虔信上帝，似乎只是一种历史局限性，是古时“愚昧观念”的遗留。书中有好几处，论述以理性为指导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如何逼使宗教收缩地盘，改变形态，甚至缴械投降；行文如行军，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字里行间充满道德正义感，几乎写成了反宗教的理性宣言。在这等地方，考虑一下更富于历史意识的人文学者的看法应该是有益的。例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说：“在过去各个时代，人们攻击宗教时表现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但法国大革命时的反宗教运动，却像是“几个想要否定基督教的大作家汇合在一起”造成的，但是，“只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极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释作家们的事业”。所以，仅仅在理性与宗教的关系上论宗教的兴衰，无论如何不是历史的真相。
本书用到的材料极其丰富，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文学、美术和音乐，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都从与数学相关的观点上论到了。有关的数学知识，也多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使知数学不多的读者不至于茫然。有几个问题论述得特别精彩，如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透视法的发明，完全是运用几何学的结果；而反过来，从画家们的光学透视体系中，又孕育出射影几何学，这门“诞生于艺术的科学”，成了后来“许多新几何学的母亲”。数学是一种理性的文化，本书的这一基本观念，肯定不被现今非常热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赞同。SSK做过不少扎实的科学史案例研究，竭力消解理性的存在，把科学真理归结为制度、权力、利益、人际关系等等社会因素的建构产物。但是有一点，就我狭隘的见闻所及，SSK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史案例。如果SSK不能啃下数学这个硬果的话，本书就还可以作为理性的见证而有其价值。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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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前行
南方周末 2004…09…23 14：42：23
新华社发
党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替 制度化前行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为：江泽民高度重视党和人民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中央同意了江泽民的请求。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全力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付他的职责。现在，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江泽民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9月19日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灯璀璨。已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与参加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力移交顺利完成，整个过程水到渠成，波澜不惊。
沿着时光回溯，1989年，当时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是这样来到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委员面前。在党和人民中享受崇高威望的邓小平以伟人的历史自觉，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集体的第一次平稳过渡。
今天和15年前相比，一切都是那样的相似和和谐。但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退休体现了他作为历史巨人的伟大，江泽民同志的退休则标志着制度上的崭新意义。
新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可以说，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今天，我们沿着这一历史轨迹，追寻中国共产党在高层领导新老交替上走过的历程，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的信心。
1957：毛泽东的四个设想
1957年3月10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了这样一番谈话：“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年轻时办过《湘江评论》等报刊，在战争期间为新华社写过许多著名社论的毛泽东，仍然保留着一个报人的梦想。
毛泽东还有当大学教授的梦想。1957年5月，他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时说：“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惊异，说：“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
事实上，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身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就有过从党和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长远考虑。
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领导层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起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谈到考虑不再当党的主席。
党的八大作出的发扬党内民主，推进新老交替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领导人终身制问题最初的尝试。
据龚育之回忆，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出在二届人大时辞去国家主席：“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及时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考虑，对于当时新中国和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政治、经济、组织路线未能贯彻执行，毛泽东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美好设想，也就难于成为现实。
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一直担任党的主席的职务。1976年，他在党的主席的工作岗位上逝世，接班人的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
1982年的尝试
1980年，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启动，但党的干部队伍却不容乐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后出来工作，年轻干部的培养断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令邓小平忧心忡忡。于是，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成了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当时有些老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邓小平听后很不以为然：“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道：“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他还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
这年的9月10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率先垂范，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会以后，中央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召开座谈会，传达陈云同志关于加快干部年轻化的意见。邓小平本来没打算讲话，可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临时又讲了话。他还幽默地表示：“对陈云同志的建议，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双脚赞成。”一边说一边还抬了抬自己的脚。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上写下了新篇章。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其中就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中共第三代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是39岁的胡锦涛同志，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在党的十二大上，还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创举，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安排。
这年9月13日，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从当时干部队伍实际情况出发，摸索出了老一辈领导集体培养接班人、集体交接班的新制度，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将来顺利过渡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解决了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9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这些老同志，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连喝了五杯酒。
邓小平也从不回避自己的年龄。1984年国庆阅兵后，大家都很高兴，但他自己却很清醒地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这次阅兵很好，有一个遗憾，就是由一个80岁的人来阅兵，这本身是个缺陷。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问他：“您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在邓小平的坚持之下，1987年，他不再进入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半退”。
邓小平的最后任务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1989年6月，邓小平在家里和几个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他明确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还是搞退休制度。
他对自己的退休十分着急：“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了。”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深有感触：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就在这个月，深思熟虑的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这样一封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1989年11月9日，北京飘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邓小平和往常一样起床，散步，看文件，午睡。下午起床后，他静静地等待着来自人民大会堂的消息。
下午3点，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对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进行表决，同意了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表决结果一出来，邓小平立即驱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邓小平回到家里时，孙辈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庆祝仪式，一个大蛋糕，一张贺卡，一份真诚的祝福。
孙辈们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蛋糕上刻着：“1922－1989－永远”。“永远”两个字是孩子们最良好的祝愿：永远的战士，永远的革命者，永远年轻的老人。于是贺卡上也就这么写着：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并享有巨大威望的情况下，主动从最高领导职位上完全退下来，邓小平是第一个。
11月13日，刚刚退休4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郑重宣布：“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他还说：退就要真退，这次我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退下来也是想让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能够放手工作。我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
三年后，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代之以退休制度。邓小平的这个心愿也最终变成现实。
十六大：新老中央领导集体平稳过渡
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三年的历程。
在这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跃居世界第六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加入WTO使中国彻底走上了开放的道路。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抓紧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摆在战略位置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这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想得很多。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
13年来，江泽民同志就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干部制度逐步朝着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方面迈进。
1998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自1999年以来，全国政府机关竞争上岗人数已达35。3万人，仅2002年就有18万人，占同年晋升人数的59。8％。
2002年7月，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在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进一步严格了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
2000年6月9日。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摇篮———中共中央党校。江泽民同志在这里发表了《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向中青年领导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