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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的衣服都洗了挂在晒台上，大衣则不见踪影。于是我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
他小口地啜饮，不时哆嗦一下嘴唇。“你的嘴怎么了？”我说，“让我看看你的嘴。”我拿了勺子当压舌板伸进他嘴里。他转头避开，“别碰，痛死了。”“到底怎么了？”我感觉不对，扶住他的额头，硬是橇开他的嘴。我看到的东西让我难受得几乎要昏倒。他的舌头溃疡，牙龈红肿流血，颊黏膜面擦伤，就好象有人用树枝之类粗糙的东西硬捅进他嘴里捣了一阵。怪不得他讲话又轻又慢，我还以为他死样怪气。我是多么粗暴，简直是没心没肺！
我感到非常恐惧，很想脱下他的衣服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可怕的伤痕。不知谁这样阴毒地虐待他。“你到底怎么了？”
“有点着凉，没事。”
“怎么会着凉？说什么没事？”我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说，“你不是在拘留所吗？他们把你怎么了？”
泰雅继续慢慢啜饮着果汁，一声不吭。
“告诉我，”我恨恨地说，“我们找法医验伤去。”
他冷笑了一声：“哼，有什么用。”
“就这么放过他们？”
“现实点吧，以后尽量自己小心，还能怎么办？”
“这到底是什么弄的？”
“警棍。”
我感到不寒而栗。不知他们在哪个黑暗的角落残暴地凌辱他。当时他该是多么绝望，多么无助。
“那你又是怎么着凉成这样的？”我问。
他哆嗦了一下，眼圈一红，最后费了很大的劲压抑住自己，淡淡地说：“他们问话的时候我又犯病了。”
“他们没让你去看医生？监狱里也应该有医生的呀。”
“医生？”他苦笑着摇摇头，“我给铐在暖气片上，哪里也去不了。”
刹那间我猛醒过来，他每次发病到最后总得去厕所……他又是那么爱干净的人，难怪他会大冷天冲冷水澡，没有替换的衣服，宁可洗了把湿衣服湿鞋子穿在身上。尽管病得不轻，回来又赶紧彻底清洗。即使看到有人把西湖的莲花全部连根拔起，揉成一团丢在粪堆里，也不会让我更感觉痛心。
“那…你发了几天烧了？”
“昨天早上就发冷，没量过。”
“还有什么不舒服？咳嗽？咳痰？痰里有没有血？”
“痰倒是不多，血不是咳出来的，是嘴里出来的。”
“吃过什么药？”
“药？连水也没法喝。”
“老天！”我说，“你要脱水休克了。我送你去医院吊盐水。”
“弄那东西干什么？没那么严重。”他说，“多喝些水，睡两天就好了。”
我抢白道：“你不是说不能喝水吗？”
“你又来了。你瞧我这不是在喝吗？”他说得快了一些，又咳嗽起来，停了一会儿，说，“刚才量下来几度？”
“你别管啦，”我说，“治疗是我的事，你不肯吊盐水只好打针啦。”
“不用了，我想睡一会儿。”他放下杯子翻身睡下。
“你睡好了，”我说，“我去给你配药，我给你打针。”
“啊哟，我成了你的试验品了。你打过几次针啊？”他含混地说。
我心里暗骂“见鬼”。我确实是打过几次针的，但只是几次而已，而且是我见习的时候，到现在2年啦！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把煤气开到最小，出门去急诊。今天内科又是好心的王医生。我假说自己在家发烧，要开点药。她关切地告诫我急诊的细菌很厉害，一般抗生素打不倒，要不要开好一点的。我说不必啦，没带多少钱。拿到药，又回病房弄了一些酒精棉球放在一次性换药碗里连开安培瓶的砂轮一起带走。
我按照比例抽好药水，才发现自己拿来的是通常抽药水用的大号针头，而不是肌肉注射用的小号针头。但药水已经抽好，不打就会浑浊掉。我为难地看着泰雅臀部露出的部分，不知道他会痛成什么样子。他好象恢复了一点精力，开始嘲笑我：“喂，你考过试的呀，是不是又忘记了？”我着恼地说：“谁说的？准备好，肌肉放松。”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下子扎了进去，推完抗生素，把针头留在里面，想拔下针管重新抽柴胡退烧剂，在同一个部位连打，免得戳泰雅两针。但是这该死的一次性针筒非常“一体化”，不象过去用的玻璃针筒那么容易拔下来。我摇晃了针筒几下，弄得满手是汗，总算拔了下来，而且没有污染内部。不知泰雅会痛成什么样。他居然抗得住，一声没吭。
我推完柴胡，拔出针头，豆大的血珠渗出来，我连忙用棉球压住。他的皮肤火烫。“怎么样？”我问。他说：“不错，技术过关。”我一阵惭愧。
他吃了些面包，喝了些“平衡液”，吞下一勺祛痰合剂，药水碰到口腔破溃的地方一定非常疼痛，他皱着眉小口吹气，但没有再抱怨。最后他终于沉沉睡去。我就着榨菜吃了粥。粥太稠，和烂饭差不多。总算没有烧糊。
显然柴胡的效果太差，天黑后泰雅的体温越来越高，一直到40。3度。他看上去非常虚弱，而且开始谵妄，不时发出“不要”，“救命”之类呻吟。也许恶梦中又回到被拷打的地方。他的嘴唇干得几乎要裂开。我又试着给他喂了一些水，但我自己骗不了自己，他太需要补液了。
我再次溜回病房，从存放大瓶补液的柜子里摸了一瓶250毫升的醣水和一瓶500毫升的真正的平衡液。“朱夜！”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娇叱，我回头一看是莉莉。我讪笑着说：“嘿嘿，自己人嘛，何必这么认真。”“要死啊你，护士长看到准骂死你。”“所以不能让她看到。反正你们也不精确计数。”“你拿去有什么用？你会打静脉针？”
这回问倒我了。我厚着脸皮求她教教我怎么连接输液皮条。她耍了半天小姐脾气，大概看我可怜，最终还是教了我。至于注射，只能靠我自己。我还带了更多的酒精棉球准备给泰雅擦浴降温。然而我还是没有把握是否能够靠这种物理方法真的给他降温。回去的路上，我在药房里买了一盒消炎痛肛栓，这是我知道的最强的退烧药。
泰雅的静脉全部塌陷，即使扎上止血带也看不到手背上可以注射的地方。我只能一节一节地往上找，最后总算在前臂找到一根，打了进去，看到补液顺畅地滴落，使我无比欣慰。然后我掀开被子，撩起他的衣服在他腹股沟、腋下和颈部用酒精棉球擦。他的体型原来一定很健美，肩宽宽的，只是现在未免太过消瘦。用完了最后一个棉球，他仍然在昏睡，体温40。0度！
我看着他，叹了口气，剥开一个消炎痛肛栓，套上指套，把他向里翻，摆好位置。“会有点痛的啦，对不起啦，泰雅。”我默默地想。我在指套和肛栓上沾上一点冷霜，慢慢推入。泰雅浑身抽搐了一下。“好啦好啦，放松。”我拍拍他的臀部。“不要，不要。”他发出含混的呻吟，身体蠕动着。我用左边身体压住他，眼睛盯着输液管生怕滑出，右手继续推入。虽然我确定过位置，现在手感却很奇怪，感觉比较松弛，我生怕放错地方，低头查看。在普外科和泌尿外科实习的时候做过很多次肛指检查，没有一次发现过这样多的反复重叠的陈旧性裂伤，新旧不等的伤痕放射状交错，多得没法数清楚。我不由得想起了上天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让他每个白天被秃鹰啄食肝脏，在夜间又长好，白天再供啄食，无休止地轮回，永远忍受痛苦。这时我听到泰雅昏迷中发出低低的抽泣。泰雅忍受过多少痛苦？他可曾在人前强颜欢笑或故作轻松，却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哭泣？泰雅，你是多么不幸啊。
我好不容易弄好，虽然天气很冷，汗水却沿额头流下。抬头一看，补液不滴了，我几乎要崩溃！刚才第一次打就很勉强，现在再要我打一次完全是“mission impossible”。我沮丧地掰开他的手臂，试图再次寻找有可能注射的静脉。或许是上帝看我可怜，我把他的手臂这样一动，Murphy’s滴管里又有液体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我伸手按按针头附近的皮肤，还好，没有肿起来。也许针头还是好好地在静脉里，刚才只是贴住了血管壁。我心里默念“感谢上帝”，一边小心地把被子盖回去。
大约半小时以后泰雅开始大量出汗，输入的液体似乎完全没有在他体内停留就从毛孔接踵而出。我量了一次体温，37度。
11。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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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值班夜间巡视病房时，常常看到陪夜的家属静默地坐在熟睡的病人身边。他们的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神情，从怨恨、淡漠、厌烦，到怜悯、惋惜、祈祷，似乎没有人脸上带着“爱”。也许多数人觉得一个人成了病人就不是完整的人，不再是爱的对象，至多是个接受别人照顾的肉体。现在轮到我自己，静静地坐在泰雅的床前，我脸上是什么表情呢？我自己看不见，但我知道，那一定是爱。不是怜爱，怜爱是自恃清高的人对卑微者的俯视；也不是一见钟情的爱，那是幼稚的心被狂热燃烧转瞬即逝的火焰；更不是情欲的爱，他受伤的心也许终生都不能接受一点点哪怕来自自然的情欲。那就是爱，纯净的爱，来自内心深处不知名的地方的爱，你寻找它时它躲着你，你希望它降临时它不知在哪里，你伤痛疲惫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时，它却在朦胧中悄悄地告诉你：“活下去吧，至少还有我在。”你含着泪的眼睛眺望它声音的方向，只能看到它遥远的影子，而且由于眼中的泪水而分外模糊不清。为了它虚无飘渺的诺言，你会一直前行，就象在沙漠中追逐海市蜃楼。也许你最终会衰竭而死在它怀中，在你奔向永恒的时刻它会给你无比安详无比宁静的感觉，就仿佛你真的已经得到它。在那刻，生和死还有什么分别呢？生，不就是感觉自己活着吗？
此刻我就在奔向无底的深渊，向着那五彩的宁静，庞大的温暖飞奔，我的速度是那样快，全身的血似乎都涌到头部，身体失去了重力的控制。即将得到的幸福和归属感是我的第一加速度。突然我中途受阻，狠狠地撞在岩石上，重力一下子全部回来牢牢控制住我而且比平时强大无数倍，使我感觉肢体无比沉重，呼吸困难，心跳加速。
我勉强翻了个身，稍稍解放一下压在当作枕头的报纸上麻木的耳朵。我一直很佩服能用瓷枕头睡觉的老太太们，她们的耳朵是特殊材料制作不怕压痛的吗？泰雅家没有第二个可供睡觉的地方，仅有的3把凳子高低和样式都不一样，即使并排放，也很难找到一个稍微舒适一点的姿势。我实在很疲倦，竟然枕着报纸在山峦一样的地方蜷缩着睡着了，还做了梦。我昏头昏脑，一阵发冷，不由得裹紧了毯子。几秒钟后慢慢清醒过来时，我摸摸身上，发现盖着泰雅的毯子。泰雅只盖着被子向里睡着。我抬头看看，发现500ml的盐水瓶空着。“该死！”我一下子从山峦上跳起来，我竟然让空气进入静脉，也许他已经栓塞致死！椅子发出的声音惊醒了泰雅。我急急冲向前，伸手摸向被子里。泰雅说：“当心手！针别在床单上。”“什么时候滴完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大概8点多吧。”“啊？现在几点啦？”我砖头看老式闹钟，时针指着12点。我埋怨道：“你怎么自己拔？怎么不叫我一声？”“你睡着了，叫你干什么？自己拔不就行了？”
我拔下别在床单上的针头，收起输液管和空瓶。尽管这不是一个输液针头而是缝被子的大针，别在床单上会让我联想起奶奶。我问：“你好点吗？”“好多了。”他说，“你不回家？”“打过电话说我有事不会去了。”“你冷吗？”他又问。我装做若无其事：“这个，无所谓…”话音未落就打了个喷嚏。他说：“这儿就一条毯子，一条被子，我也冷，不如合理利用资源吧。”“啊？”我愣了一下，开始没明白过来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怎么？我床上细菌太多？你不是已经给我擦酒精消毒了吗？”“啊，那个，那是为了降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以为他不会记得当时的事。
当然最后我没有拒绝他的合理化建议。多年住寝室的经验告诉我所谓单人床――即使是学校寝室那种特别小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睡2…3个中等身材的人，更不用说他的单人床比学校的要大一些，而且他很瘦。他也没有多余的枕头，所以我们只能睡一头，合盖被子和毯子。我穿着衬衣和棉毛裤挨着他，虽然房间里冷得象冰窟，到底有两个人的体温相互扶持，感到温暖了许多。被子里一股酒精的味道，混合着棕色合剂的甘草味，他身上总是有的淡淡的香气，依稀还有阳光的气息。
“忘记今天我说过的话吧。原谅我吧，泰雅，”关上灯，我默默地想，“都是因为我爱你。我不会再伤害你。”
不知怎么的我躺在温暖的床上反而睡不着。窗帘透出街灯的淡黄｜色柔光，偶尔可以听到汽车路过声和晚归的夜行人的脚步声。泰雅轻声问：“还没睡？”“你怎么知道？”“听上去和刚才不一样。”我一阵羞愧：“刚才在椅子上睡觉时打呼噜了吧？”他说：“我听呼吸就知道是不是睡着了。”我说：“你是有经验。”
该死！！
5分钟以前我还在暗暗发誓不再伤害他，现在却又揭他的伤疤！
“我…我是说…”我笨拙地试图挽回刚才说的话。但泰雅打断我问道：“后来那个是什么？象在北极洗阳光浴。”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晶晶亮，透心凉。”我给逗笑了：“还没人这么形容过消炎痛栓呢。”“什么？”他不解。我向他解释栓剂的主要成份和使用方法，小心没有提及我无意中的发现。
他说：“哦，那个也可以做止痛药是不是？”
“是，不过一般人都是口服，非常严重的又够不上用麻醉剂的才用这种。”
“好象我以前也用过，不过那日本医生连这是什么药都不肯告诉我。”
啊，原来他真的去过日本。我小心发问，希望能从他嘴里慢慢套出他的过去，省得我费心费力再胡思乱想东猜西猜。“你为什么用这个？”
“治肚子痛。都说日本的看胃肠病的很发达，看病也很贵，但是看了几次，都诊不出是什么病，吃过各种药都不见好，最后医生答复我说直接吃止痛药算了。可是吃下止痛药也没什么用，一个医生就开了这个。虽然用了好一点，我怕会是要上瘾的药，问了医生几次他们都不肯说，后来就不敢再用。”
“你怎么会得上这病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真要知道？”
“是！”我迫切的声音又干又紧，象我激动的心跳一样短促。我既不想保留警察硬塞给我的道德气十足的观点，又害怕听到自己无法接受的“真实”体验。他幽幽地说：“警察也找过你吧？他们告诉你那么多，倒没说起我的病？”我愧疚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开口的时候，他慢慢地说：“由别人说了让你胡思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说。你可听仔细了，我不会说第二遍。”
这一夜他说了很多，其中只有因为嘴里破溃的地方过于疼痛停过几次。也许他一生都不曾一下子说那么多关于自己过去的事。如果他那么坦率地告诉警察他做过这样那样的事，为什么做这些，警察还会死逼他吗？也许警察认准了什么就不会放，无论究竟事实是什么，为什么。对于警察来说，不是正确的，必然是错误的。不是对社会有益的，必然是有害的。
泰雅14岁时陪堂妹去考当时非常热门的“小荧星”艺术团，录取比例达1：500。堂妹没有考取，招生的老师却对泰雅有兴趣。虽然因为年龄偏大家境又贫寒，最终没有去成，他开始喜欢歌舞，常和几个同学一起琢磨港台歌星的舞步，因为不知道有“对口形”的方法，刻苦锻炼身体期望能够边唱边跳。中学和区少年宫里也有舞蹈团，但对于一个到了17岁身高还只有1米55的男孩来说，机会实在太少。少年的明星梦自然被沉重的学业压到最低限度。但希望就象墙缝里的树种，总会探头张望大千世界。就在高考前几个月，泰雅开始象春天的竹林里最后一棵钻出地面的笋一样飞速生长。那时听说广州一个台湾人投资的演艺公司在本地招考年轻学员，不但不要学费，如果培训后成绩优良可以去台湾发展。负责登记的人误把他的年龄写成15岁，他正在变声的嗓子使招生人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在同去的同学中他是唯一被录取的。他觉察到年龄可能是他被录取的关键原因，就托辞证件遗失，招生人也没有深究。
经过激烈争吵，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孤独伤心的父亲，背着一个牛仔包跟经纪人去了广州。经过一些训练，取了“丰城俊”的艺名，和另外5个来自广东、福建的14…16岁的男孩组成“青苹果”乐队。然而明星之路比预想的要艰难许多，虽然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梦想努力了2年，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为综艺节目或港台歌星的演唱会伴舞，一直没能出唱片。台湾的老板也迟迟没有露面。开始有人觉得上当了，队员们陆续离开了乐队。他抱着一线希望留在经纪人身边。最艰难的时候挨街在酒家表演，睡在酒家厨房的阁楼里。广州的夏天非常闷热，厨房的阁楼里温度达到40度，如同每日洗桑拿。有一天他睡觉时感觉凉爽，醒来发现腿上缠着一条蛇。重获自由大概使蛇心情非常好，居然和他相安无事地同床共眠。
也许是上天怜悯（或者说是魔鬼诅咒）台湾老板终于出现了，一眼相中这时已经出落得目若朗星眉如弯月身材修长的泰雅，原意送他去台湾继续发展。因为他离家在外没有身份证，经纪人重新给他办了一套证件，在泰国转了一圈，通过若干种方法，最终把他弄到台湾。证件上他的年龄还是15岁，他就这样被安排进一个叫“美少年梦工厂”的演艺公司，成了“反斗组”最“年轻”的队员。
演艺公司按照日本的事务所制度管理，无论演出与否出票情况如何都有工资可拿，当然数量十分有限，艺员的生活则完全军营化。在不演出的日子里，每天早早起床跑步，健身，上午学舞蹈、日语（当时台湾很多演唱组翻唱日语歌，也常直接唱日语歌），下午唱歌、表演，晚上学化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