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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我尝试使用文学来表达我对传统文化症结的认识与发现。我采用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自我循环的文化黑箱的一种意象来写。我之所以没有像鲁迅那样把这些文化特征转变一种人物性格，是因为，只要我往这方面一想，马上就觉得自己成了鲁迅的仿制品。能被人模仿是杰出的，叫人无法模仿才是一种伟大和独有的创造。写到这里，即刻停笔，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
终结〃文革〃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画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的牺牲品吗？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迷辄由于〃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前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的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进行彻底的清除。尤其是20世纪的80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剥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文革〃结束十年到二十年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21世纪新的一代读者。
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
我为什么写作？
其实我能干许多种事，干得都不错。干这些事时我都轻松快活，如果我挑一样干，保管能成行家里手。所以我说，我写作并非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我还想说，写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没动过稿纸和钢笔时，我专业从事绘画。可是不久〃文革〃覆盖了整个中国；那时全国人在受难，我也受难。时时感到别人的泪别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时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挥笔画画，拿如梦的山如烟的树如歌的溪水抚慰自己。渐渐我觉得自己熟悉的这种画画的方式非常无力和非常有限。现在明白了，当时我所需要的是清醒，并不是迷醉。心里消化不了的东西必须释放出来才得以安宁。有一次我悄悄写一个故事，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因而酿成悲剧而深深忏悔。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我由于去安慰他而直接感受到他的矛盾、悔恨与良心难安之痛。尤其我也是个〃狗崽子〃，处境和他一样，同病相怜，我写他其实也是写自己。这小说的原稿我早已烧掉，因为这种文字会给我带来牢狱之灾乃至家破人亡，但我头一次尝到写作时全部身心颤动抖动冲动时的快感，感受到写作是一种自我震撼，发现到只有写作的方式才最适合自己的内心要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写作不开端于一部什么处女作，什么成功，甚至什么〃一鸣惊人〃，而开端于自己被幽闭被困扰被抑制的内心的出路。有如钻出笼的鸟儿的无限畅快，有如奔泻的江口的无比酣畅。
这便是我写作的一个缘起。十年里，我的写作完全是在绝密的空间里，一边写，一边把写好的东西埋藏起来；有时不放心自己，还要找出来重新再藏。愈是自己埋藏的地方，愈觉得容易被人发现。我写作是决不想当作家的，因为那时作家们都在过着囚徒的生活；也更不可能有赚一点稿费的念头，如果将这些东西公布出去，就相当于自杀。可是就这样，我却感受到了写作的真谛，和它无比神圣的意义。
写作来自于沉重的心，写作是心的出路。
现在，有时我也会问自己，什么时候搁笔不再写了？
我想，除非我的心平静了。它只要还有一点点不安，就非写不可。
我前边说，我什么都能干。其实不对，其实我很笨，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方式更能倾尽我的心。
写作的自由
在谈论这个关乎文学的生命的题目之前，按照小说家的习惯，我先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绝非虚构，而是我自己。
在写作之前，我从事绘画。那时我读过大量的书，但从未想过进入文学。我对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现心灵。但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的只能是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我的一切——从现实到理想全部被摧毁。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生恶性的骤变。我不能再画画，因为那时任何个性的艺术活动，都会成为飞来横祸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年深冬的一天，一个大风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门。原来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文革〃开始后，他在牛棚里被关了半年，昨天才放出来；他的脑袋像干瘪下来的果子，完全变了模样。在这半年里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学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动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说，最残酷的一招是监视他的梦话。由于那些整他最厉害的几个学生偏偏都是平日与他最贴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后将梦话记录下来，白天再追问这些不知所云的梦话的〃反动动机〃。搞得他不敢睡觉，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里的烟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极。忽然他瞪红的眼穿透浓浓的烟雾直视着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如果总这样下去不变，等咱们都死了，还不是靠着后来的作家瞎编？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写下来？当然这么干太危险，万一被发现就要掉脑袋，可是这对于将来的人总有意义……〃
就这样，我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现实、把周围的人的故事如实地记下来。当然我必须绝对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这些会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块上，然后藏起来。比如砖底、墙缝、烟囱孔、衣柜的夹板等等自认为隐蔽的地方。或者一张张用糨糊粘起来，外边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但藏东西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最不可靠。于是，在这些年里，我一边写一边把藏起来的纸块找出来再藏。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被枪毙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秘密地写了一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小说。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势力所强制，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商业目的。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我的环境充满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
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
比如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泯灭精神的自由。专制是写作面前的一堵墙，市场却在我们四周布满诱惑的歧途。因为，市场要把你的每个字物化，还要随意在你心灵中寻找卖点，一句话，它无时无刻地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
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字必须进入市场。写作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威胁与困扰，而且在消费社会里这威胁又是不可改变的，永远存在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感到，只有放弃这种写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更加不决定于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而取决于我们自己。
从广义上说，外部环境从来不会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只能保持在我们的写作中。
因此，我想说——在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到自由的写作，那一定也是在捍卫着写作的自由。
带血的句号
——插图本《三寸金莲》序言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提起笔来，为中国妇女的缠足史画一个终结的句号。因为那蹒跚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小脚即刻就要消失了。但是别以为这个句号会画得轻松，一挥而就；就像看过一本大书那样，随手一合便是。这个句号划起来分外的凝重沉缓，艰难吃力。低头一看，原来它不是通常的墨色，而是黏稠而殷红的血！
然而，天下人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可谓千差万别。前几年我在科罗拉多见到一位读过我那英译本小说《三寸金莲》的美国女子，她对我说这书写得诡谲狡黠，荒唐有趣，还对我挤挤一只眼睛，表示很欣赏这种奇趣。一个作家碰到了一位误解了你、却偏偏因此对你表示好感的读者，只能笑笑而已。何况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对一个美国人讲清楚小脚里边深邃的文化内容。美国人的文化太明白、甚至太直白了，而中国人的文化有时像迷宫。我写这本书纯粹是给中国人看的。可是谁又能担保将来的中国人不把三寸金莲当做〃天方夜谭〃？现在的年轻一代不是已经认为〃文革〃都是不可思议的吗？为此，我才说：不能叫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
于是，我利用知识出版社提供给我的图文并茂的方式，放大我在小说《三寸金莲》中的一种意图，即用大量充分的历史细节——实物照片，复原那曾经活着的奇异的历史，再现三寸金莲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给这中国文化中最隐秘、最闭锁、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的曝光。历史的幽灵总是躲在某种遮蔽之下不肯离去，暗暗作祟；所以，当历史的一幕过去，我们应该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开。
这一次，我幸运地遇到两位朋友，帮助我完成了这一想法。
一位是身居台湾的柯基生先生。数年前他曾自台北打电话到我家中，自报家门，声称在金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