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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天长县产粮多，是个突出的典型，对其他县农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开荫便又以定远县为例，算了一下细账，即便像定远县这样落后地区，也是能够多收入三千五百万元的。
这些，还是明账，是明摆着的，也都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他指出，特别是实行了“什一税”法，不再向农民额外收取别的任何税费，又明确了耕地的长期使用权，农民自然会提高种粮的积极性，舍得增加投入，进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与商品率，农民打的粮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于实行税费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制的优越性，何开荫一下子就归纳出十二条。诸如：“国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权，使用权长期归承包农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再滥占耕地，如果再有人征用耕地，除经过批准外，还必须解决该地块承包户的生活出路，同时每年要交纳相当于该地块应交公粮款的耕地占用税，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耕地的减少；农民自己占地建房或养鱼挖塘，烧窑建厂，每年照样要交纳规定的公粮数量，这样，农民也自会十分珍惜耕地。”诸如：“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就能有效地刹住乱摊派乱收费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乡村干部不再伸手向农民要钱，工资补贴及提留等一应费用由公粮中返还乡政府，干部的任务就只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只服务，作贡献，不向农民伸手索取，自然会极大地改善于群关系，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当然，这种改革牵涉面广，必然会触动一些部门的利益，何开荫在文章最后又写道：“这就需要国务院出面进行协调，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建议国家先在一省或数省选择不同类型的县作为试点，进行探索。”
文章写好以后，何开荫决定仍然把它寄给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因为，那儿是中央和国家有关农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门，况且，兼任这两个部门要职的王郁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领导。
他先给北京打了一个电话。
不打则已，这一打，他差不多吃了一惊。原来，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已被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降格为农业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就是说，属于党中央、国务院这样高规格、高层次的农村政策与农村发展的研究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王郁昭还在电话里告诉他：北京有人正组织文章，准备对他上次应征获奖的那篇论文进行批判呢。
何开荫更是吃惊不小。
这次的文章，不仅把上次那篇论文的有些观点作了更充分地阐述与论证，其设想之大胆无疑也走得更远了。既然有人已经要组织批判那篇论文，这个文章还能再寄吗？
如果要寄，又该寄到哪里呢？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没有了，直属国务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农业部，可他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许多设想又岂能是农业部就可以解决的？
何开荫一时犯了难。
2 进了一回中南海
何开荫思来想去，最后下了一个决心：直接进谏中央。
最后他把这篇新写的文章再次定名为《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交给了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沈祖润。他认为，这种文章交给这样的新闻机构比较合适。
果然，新华社很快就出了“内参”，《人民日报》还为此编发了专门的“副页”，接着，国务院研究室一九九O年二月十七日以一期《决策参考》的篇幅，将他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作了最详细的综述。并醒目地写道：
“何开荫同志认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定能使农业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这是一个较大的动作，当前形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他要求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选取一个县试点，相信必能与‘大包干’一样得到群众的肯定和欢迎，至少是在粮食产区可以不推自广。”
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转发“内参”与“副页”，国务院研究室编发《决策参考》的同时，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学涛也将何开荫的这篇文章刊发在他们办的《政务内参》上。转发给中央决策层的那些内参，省里不一定就能看到，但刊发在本省《政务内参》上的这个《设想》，还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省委书记卢荣景作了批示，建议有关部门的同志论证一下；省委副书记孟富林明确指出“何开荫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请省农经委邀请有关部门和专家研究一次。常务副省长邵明、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汪涉云，都希望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并在小范围试点。主管工业的龙念副省长更是旗帜鲜明，在看到《设想》文章的一周时间，就先后作出两次批示，充分肯定：“这是一项重要的建议”；明确表态：“我赞成在个别地区试试。”
总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形势正如国务院研究室编发的《决策参考》上所说：“这是一个较大的动作，当前的形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由安徽省农委牵头的专家论证会虽然召开了，会上，论证更多的并不是何开荫的那些改革设想对深化农村改革是否有实际意义，而是它与当时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着的“治理整顿”工作是合拍还是相悖。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治理整顿期间，还谈论什么“深化改革”呢！
于是，省农委以组织名义，向省委写了一份论证报告，报告认为，何开荫同志关于深化农村
改革的那些设想并不符合现行的政策法规。
由于论证会的否定，省委主要领导再没出面过问。其他想问的省领导也就不便再问。何开
荫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何开荫感到一种报国无门的无奈。
一九九一年元月，何开荫论述“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文章荣获了国家科委征文二等奖，进京领奖期间，他被意外地邀请前往国务院研究室汇报工作。这消息使得他兴奋不已。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神圣而又神秘的中南海，来到紧靠紫光阁的工字楼。接待他的是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组组长余国耀。
何开荫汇报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业“大包干”的设想及具体思路，从建议实行耕地的长期承包责任制，到建议实行农业税费统筹的改革，到建议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和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彻底地放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直谈到建立健全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区域规模的农村商品经济，还谈到进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
谈到这些近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的课题，何开荫就有说不完的话。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一”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一千亿斤。有人建议下步改为征实，实行什一税，将来产量到了一万亿斤，按百分之十征实就是一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一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何开荫听说自己的建议引起了总理的重视与赞赏，真是备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上边对他文章的各种反应，这时，余国耀谈出了请他来当面汇报的初衷。
余国耀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思路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对于总理‘要从长计议’的话，我的理解是，因为当前仍处于治理整顿期间，不宜采取大动作；而且对这个思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议，你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措施方案来，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先搞试点。最好在一个县范围内试点，或者先搞一个乡镇也行。如果试点成功，下边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国耀的话说得何开荫格外的振奋。只是考虑到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南海，接下这么大个任务，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就问：“能不能请总理签一个文字意见，这样我回去好有个交待。”
“不合适。”余国耀解释说，“如果领导签字后，那就变成中央的意图了，不仅你们安徽可以搞，别的地方同样可以搞，都搞就会出乱子。用你的思路，定你的方案，搞你的试点，效果会好一些；别人没有这个思路和设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芦画瓢，就不一定会搞好。”
何开荫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余国耀又鼓励道：“农业‘大包干’就是你们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先搞起来的，一个小岗村试点成功，很快就风行全国。从这一点看，只要符合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哪怕只是一个村试出的好办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广的。”
谈到大包干，何开荫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一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对大包干的一种完善和发展。想到社会上正在刮起的这股企图否认大包干的“左”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国耀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改革是没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余国耀很赞同何开荫的看法。在农村改革的话题上，两人有着很多共识。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楼的那间办公室里，在首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一个身居要职，一个不过是地方上的高级农艺师，两人却十分投缘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十分兴奋。
临了，余国耀握着何开荫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说：“希望安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一次好头！”
何开荫点罢头，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余国耀约他汇报工作，提出那些想法，并不是余国耀的个人行为；而他何开荫，却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当时他是无法代表一个“安徽”的，就连一个乡一个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国耀临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开荫暗自下了决心，他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希望变成现实。
他相信，安徽在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步改革的历史，也一定会从安徽的大地上写起！一九九一年四月，经过又一番深入的调查取证，何开荫拿出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实施方案：《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
他在这个《设想》中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十项措施。
这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存在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已经是错综复杂的，下一步农村的改革必须是整体推进的。为此，他分别就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村经营制度、融资制度、劳动力转移制度、科技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然，整体推进，不是要齐头并进，更不意味着眉毛胡子一把抓。他明确指出，要将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
这些改革措施，他设计得已经十分具体。比如，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不变上，他建议给农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可以有偿转让，可以作价抵押参与集体经营，部分地恢复土地的商品属性；比如，实行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他认为应该是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交纳公粮，取消定购，一定三年，不增不减，税人国家，费归乡村，严格收支，账目公开等等。
他的许多改革设想，大都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并且朗朗上口。这多半与他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有关，深谙农民之道。
待书面的汇报材料一打印出来，他就通过省委书记卢荣景的秘书刘学尧和余焰炉，省长傅锡寿的秘书方宁和翟庆党，首先送给了省委、省政府这两位主要领导。当然，他也及时分送给了有关的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
一晃，三四个月过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报告，竟然一直没有任何动静，这使得何开荫开始惴惴不安。
他想，这显然与省农委办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见的“论证报告”有关。可是，他已经在报告上把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负责人约见他时的建议，和传达的李鹏总理的讲话，都作了说明呀！
何开荫如坠五里雾中。
这年七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何开荫打来电话，邀请他去长春市参加一个由《农民日报》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村问题研讨会”。而且，就在这之前，《农民日报》已经把他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刊登在了《农村情况》上，并特地写了个“编者按”。
北京打来的这个电话，以及《农村情况》转发他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这都给苦闷不堪的何开荫，犹如打了一支强心针。至少，可以说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在关注他的研究工作；《农民日报》作为农业部的机关报，也是支持他的《设想》的，他的种种设想由于《农民日报》的广泛散发，已经走向了全国。他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参与进来，更希望能够通过参加在长春召开的这个研讨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一道探讨中国的农村问题。
他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为兴奋，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顶头上司的脸色，就把北京的电话通知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主任的态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为什么？”何开荫大惑不解。因为，调研室，干的就是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务院发展中心能邀请本室的工作人员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作为室头儿，应该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才对。
然而主任没再回答，头也不抬地只顾忙自己的事儿。何开荫一下傻了。
他忍无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永年。刘永年听说何开荫应邀将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态度十分明朗，高兴地说道：“应该去，这是安徽的荣誉嘛！”
有了刘永年副秘书长这句话，当天上午，何开荫就赶往车站，把去长春的火车票买到了手。谁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头就问何开荫：“你买票了？”何开荫理直气壮地说：“我买了。”主任不容分说地把手伸到了何开荫面前，“把票给我。”何开荫反问道：“为什么要给你？”“这会你不能去！”何开荫说：“刘副秘书长已经批准我去！”调研室主任的口气很硬，“刘永年副秘书长？他还能有省里大？”何开荫一个愣怔：“难道是省领导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说话。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开荫讨要车票。
但是，何开荫却对这件事将信将疑，他不相信，作为一个省级领导，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会对这样一件小事感兴趣。如果这真的是省长的意思，又说明什么呢？是因为省领导早先在马鞍山一直从事冶金工作，对农业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视？还是鉴于当前“治理整顿”的敏感形势，怕他这个政府部门的成员，到全国性的会议上给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开荫一直百思不解，连饭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办公厅编发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务内参》出来以后，许多主管和不主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态度，惟独主要领导至今不置可否。
现在，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长春会议不可能再去了。一个政府办公厅的一般调研员，要跟最高的行政长官过不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开荫不得不放弃了这次长春会议。
3 两个县委扩大会
那段时间何开荫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一天，何开荫刚走进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就被副省长龙念喊住了：“老何，你来一下。”
何开荫好生纳闷，龙副省长分管的是工业，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到了龙念的办公室，何开荫才知道，龙副省长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龙念在仔细地询问了何开荫的一些改革设想后，果断地说：“老何啊，农业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贫任务；我的扶贫点在临泉县，你的那些设想可以在我的扶贫点先搞试点。”
龙副省长是个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之人，他这样说，就算一锤定了音。隔天一大清早，他就把何开荫叫到政府大院，乘一辆面包车，去了临泉。他们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呆就是一周。白天研究扶贫，作为高级农艺师的何开荫，便成了龙念的扶贫高参；晚上，龙念就把临泉县的粮食局长、税务局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和体改委主任，一一喊来帮助何开荫算账，想搞出千个让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税费统筹的方案来。
在离开临泉县之前，龙副省长还和何开荫约定，等到了秋收时节，他将陪着他再来临泉，以启动税费改革的试点为契机，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推动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