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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公函，何开荫才知道，他的这封信刚刚发出，李长春已不是省长，而是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了。来函写道：
“你给李长春书记的来信及材料已收到。李长春书记、李成玉副省长分别作了批示，责成我们研究你的意见并与你联系。我们认为，你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一文中，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希望今后继续把你研究的新成果、新见解寄给我们，以便相互交流、探讨。”
随函，他们还寄来了李长春、李成玉批示的复印件。从批件上可以知道，河南省委已决定“农业税实行征实”，并确定先在商丘地区试点。
三月二十日，接到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邮来的来函；四月十四日，就又收到李成玉副省长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何开荫表示衷心谢意的来信。
看到自己辛勤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何开荫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与此相比，让何开荫备感失望的是，在这以后长达一年之久的漫长的时间里，他给安徽省政府的报告，却再也没有等到什么消息。
当然，这期间，安徽也有让他感到高兴的消息传来。那就是，他渴盼已久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露出了可喜的端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作出的一项决定，将农民承包耕地的使用权延长三十年不变，而且允许有偿转让、作价抵押，或是作为股份参加集体经营。
解决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一个长期的使用权，这是何开荫五年前就极力呼吁过的。新的决定一传达，阜阳地委和行署，就在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率先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在全地区范围内重新丈量耕地，以行政村为单位，按现有农村实际人口，本着“强化所有权、明确发包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热火朝天地进行了新一轮的耕地承包分配，实行承包地生不增、死不减，可以继承，也可以由农民有偿转让、出租、抵押、人股。这样一改，就使得转让土地的农户得以安心外出务工经商，也有利于种田的能手从中扩大经营规模，于是许多农业科技人员和乡镇企业便纷纷租赁土地从事起专业生产。此举不但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更大大促进了中国今后农村的分工分业。
尽管这同何开荫上书中央的《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的设想还不完全一样，土地的商品属性只有部分恢复，土地资源要素的流传也只是适度进行，但何开荫却已大为振奋，因为放活土地的使用权已不再是天方夜谭。
他确信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困扰着九亿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问题获得了初步解决以后，农村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税费制度的改革了。”他想，“这事虽然急不得，可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呀！”
第七章 天降大任
知音
其实早在一九九O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副页》刊出何开荫改革设想一文时，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长岳歧锋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同样也长期受到农业税费征收工作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因此，岳歧锋认真读罢何开荫的文章，立刻提笔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对何开荫提出的改革设想发生了兴趣，还要把党委和政府两边的政研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结合河北省的情况，立即进行探讨与论证。
当天，河北省委办公厅就作出决定，请省委政研室牵头办理。省政研室主任、后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万钧，当即调兵遣将。于是，河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杨文良，这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六八届的毕业生，将注定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接到这项任务，他就一头扎进了“公粮制”的研究中，并在三个月之后拿出了研究成果：《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初稿完成之后，他给远在安徽的何开荫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满含敬慕之情地写道：
“我高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切实可行，如被采纳，必将提高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有利于农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国农民感谢陈庭元（原风阳县委书记）；您作为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议——耕地国有、农民永佃、实行什一税的首倡者，必然也会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感谢。”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杨文良”。
何开荫接到此信，又惊又喜。他绝然想不到，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在安徽无声无息，却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视。
视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开荫就杨文良《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一文很坦诚地回了一封信。
当杨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后修定，准备报给岳歧锋省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岳歧锋正在这时调离了河北省，出任了辽宁省省长。由于岳歧峰的调离，杨文良的报告也就搁置了起来。
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杨文良，他却从此再也无法从中超脱了。可以说，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纯粹是偶然的，是被动的，可一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很难遇到的重大课题，而且感到了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于是，对公粮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一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一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杨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写了一篇《公粮制：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办公厅主办的《综合调研信息》上。想不到，他发表了那么多有关的文章，惟独被刊登在本省机关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省委书记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给了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个改革方案，力求从法规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李炳良已经从政研室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已经批给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时兼任县级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志雄。他在杨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启发。选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县将此事与粮油价格放开一并予以试验如何？请酌。”现在又看到了省委书记邢崇智十分明确的意见，李炳良意欲进行公粮制试验的决心就更大了，于是他再次给吴志雄作了一个批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请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议个意见，择机讨论一次。”
吴志雄接连接到李炳良的两个批示，不敢怠慢，马上找到杨文良，希望他尽快拿出一个更具体的东西来。
终于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杨文良十分兴奋，他很快写出《关于实行公粮制的建议》，觉得不大满意，后又草拟了一个《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为慎重起见，方案一写好他就跑去征求了省委农工部、省体改办、省财政厅和农业厅等部门的意见，然后又去了产粮大县正定县，征求下面的意见。他发现正定县委、县政府对进行这种试点的态度很积极，于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厅级研究员谢禄生一道，同正定县综改办的徐祥熙、肖玉良、韩根锁、张银苏、叶正国五人，历经四个月，一头扎到正定县五个乡镇十个村庄的一百户农民家里去调查走访。最后，七易其稿，写成了《正定县公粮制改革试点试行草案》。
这已到了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业已成稿，就准备向省委正式上报了，杨文良却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做，那就是应该去趟安徽，拜访这项改革的首创者何开荫，听一下他的意见。 ’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杨文良从石家庄踏上南下的列车，来到了安徽省的省会合月巴。
何开荫见杨文良不远千里而来，而且还带来了正定县综合改革办公室的肖玉良和韩根锁，以及正定县粮食局的李黑虎，别提有多高兴。本来，他也准备把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间的生活安排得轻松愉快一点，至少陪诸位到各处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农村税费的改革十分重视和支持，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何开荫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关起门来，同他们一心一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对河北省马上就要试点的这场改革有着实际上的更好的帮助。
杨文良一行在合肥呆了两天，他们也就这样谈了两天。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杨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最后修改工作。《实施方案》报上去之后，杨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为恰在此时，省委书记由X X X替换了邢崇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不会出现麻烦呢？
杨文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不因人事更迭而确保一项工作连续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异的事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书记李炳良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杨文良，他看了《实施方案》，十分满意，在批请新任省委书记研究决定时，显然出于同样的顾虑，所以特地多写上了几句话：
“X X同志：此方案是综改办的同志与正定县的同志一起搞的，我去听过一次。其主要特点是将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同时，实行公粮制。对农民由现金税改为实物税，一道税，一次清，透明度高，群众易接受，可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证乡村必要开支和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先在正定县三个乡试点，拟同意其试行。”
事实上，杨文良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新领导仔细读了《正定县粮食购销改革试点试行方案》后，干干脆脆地批了四个字：“同意试点”。
省委领导拍板同意试点，这叫杨文良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他依然不敢怠慢，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县的同志一道，又跑了趟北京。他们分别前往中央政研室，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内贸部，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管理学院等许多部门，广泛征求了一次意见。
当杨文良把他们工作进展的情况告诉给何开荫时，何开荫大为振奋，甚至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几分妒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开荫偶然得知本省涡阳县新兴镇早就偷偷搞起了税费改革的消息，这消息使得何开荫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曾为这事专门去过一趟涡阳县，涡阳县委扩大会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半是惊喜，半是好奇，何开荫搭乘了一辆长途客车，决定去涡阳探听一下虚实。
2不争论，干给他们看
在涡阳，何开荫找到了为支持税费改革曾在县委扩大会上摔了笔记本子的汪炳瑜县长。汪县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当何开荫问起新兴镇税费改革的情况时，汪却意味深长地笑了，说：“你还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后喊来信息科长王伟，要王伟领他去找农口的同志陪着下去。
出了县长办公室，何开荫忍不住地问王伟，新兴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伟悄悄告诉何开荫，说新兴镇闹税改风声已传得很远很远，附近县市不说，连江苏省、四川省的调研组也闻风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乡镇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联袂来此学习取经，但这事在涡阳却至今讳莫如深。
何开荫听了越发奇怪。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都有风传，他在省城却从未听谁说起，这是不是就叫“灯下黑”呢？
何开荫跟着王伟去找县农口的同志。不曾想，听说要去新兴镇，他们不是借口工作太忙走不开，就是托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伟也挺尴尬，索性对何开荫说了真话：“现在没人敢陪你下去，我再找一个人，真的不行，我就陪你去！”
他想到了从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县农委副主任牛淼。牛淼也只有三十多岁，不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农村调研工作。他用电话找到牛淼，牛淼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很爽快地就答应一道陪同下去，这才没让王伟感到过于难堪。
三人一道到了新兴镇。
在新兴镇，何开荫见到了镇党委书记李培杰。
当李培杰知道来的这位省政府参事就是最早提出这项改革设想的人，激动地双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连声说：“这太好了。打着灯笼也寻不到呢，老师今儿个上门来了！”
李培杰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告诉何开荫，新兴镇的税费改革一直是在偷着干，但这种改革事关重大，仅靠一个乡单兵作战，好比小船闯荡大海，面临的变数太大，风险太大，困难太大。本来，镇里规定，每亩每年只向农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税费”，但上边许多部门依然变着花样压任务，乱摊派，镇里顶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几乎就干不下去！
何开荫虽然为新兴镇这样的处境感到忧虑，但他还是按捺不住的兴奋。
他想，干起来就好！尽管新兴镇搞的这种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县搞的公粮制改革一样，说到底，还都只是对旧体制的一种并不理想的修补，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权力，把目前一些并不合法的政府部门与集体组织的利益也纳入税费项目一并征收，甚至随着粮食市场的变化而显得束手无策，但是，这种大胆的改革尝试毕竟遏制住了农民负担增长的势头，调动起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任何一项改革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都远不如它所引发出的问题更多，更广泛，更尖锐，正因为如此，它提供给我们的教益与启示，就比什么都更珍贵！
这种空前的突破，毫无疑问，在中国农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义！
使他意外振奋的是，最早建起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阜阳地区原地委书记王昭耀，这时，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这种人事的变动，给了何开荫一种预感：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在深化农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将会给国人带来一点惊喜。
从涡阳县回来后不久，何开荫去合肥稻香楼宾馆参加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会议的休息期间，一个叫马明业的与会者找到他，自报家门介绍自己是太和县县长，说他们已经将这一年确定为“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年”，县委县政府还为此提出了一个“以改革求发展，以改革减负担”的战略，县里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最后将着手要进行的改革，确定在“正税除费”上。
何开荫听了，自然高兴，说道：“好啊，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马明业说：“这就太感谢你了。什么时候能让我看到？”
“散会以后我交给你；”
“可我现在就想看到。”
何开荫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马明业说得很认真：“最好是今天。”
何开荫没有想到，他居然碰到了一位跟自己一样的急性子。
何开荫当天晚上回家就找来自己的一摞研究文稿，交给了马明业县长。
更加出乎何开荫的意外的是，太和县的动作快捷得惊人，没有几天，他们就把一份《太和县农业税费改革意见报告》报到了省政府。
由于这是农业上的事，《报告》到了王昭耀手上。王昭耀接到太和县的《报告》，既是不期而遇，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当他还是阜阳地委书记时，他就对税费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并带着老何下去找试点的地方。在颍上、涡阳两县领导班子的思想还很难统一起来时，他又对老何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现在，阜阳地区的太和县终于走了出来，条件显然也比较成熟了，于是，他要站出来为太和的这场改革鸣锣开道了。
他当即作出批示：“送兆祥同志阅。在太和县进行农业税制改革，我以为可行，请酌。”
他的态度十分鲜明：“我以为可行”；作为政府的常务副省长，他非但自己鼎力相助，还进一步寻求省委分管这一工作的方兆祥副书记的支持。
方兆祥当时的意见也十分明确：“精心试点，注意总结，保持稳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关领导，同一天在太和县要求税费改革的《报告》上作出明确批示，而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开论证会的通知连同太和县的《报告》，发到了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减负办和省政府办公厅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这种办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历史上罕见的。
他相信，这肯定与从改革第一线上来的王昭耀副省长有关，也与河南、河北两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势有关。当然，还有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一年的春上，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集村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被打死在派出所，案惊中央；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紧急通知、专题会议以及涉农项目的审定处理，就一个接着一个下发，一时间，“减负”成了当年中国的头等大事。
可以说，太和县要求进行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宗旨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何开荫就觉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召开这样一个论证会，是不应该再开出个什么意外了。
然而，他预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由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主持的论证会在省委北楼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