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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在1924年12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后10多天——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10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20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五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兄全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指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看重。于是，他在3月2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缘由：
“受人妨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所以连国民党“—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要屈居程潜之下，作为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
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3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
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4月14日才打点行装启程。21日到达广州拜见孙中山。
4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唯，要旨》。翌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称他“蒋校长”
——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床，军服毕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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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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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1925年10月初，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
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戌司令。
一个月后，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抢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3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100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为15号。
到会代表的156人，中共党员约占有100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行，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12年后，3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3方首脑，形成鼎足3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为249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锴、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七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干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禹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转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的敏锐，判断是那样的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9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1921年，24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他提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此刻，李之龙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2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2艘开赴黄埔为褥。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启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立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语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1艘，也被误听为派舰2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宫的5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10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求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的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
“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