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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经二路的东头走到了西头，他发觉，没有他可干的什么活儿。他并没有灰心，继续向南走，过了渭河桥，到桥南去了。桥南是工业区，正在建设之中。傍晚时分，他来到了一家建筑工地上，他想，在这个城市，适合他干的，恐怕只有做小工了。他找到了工头，问那工头，能不能叫他做小工。工头看看他，眯起一只眼问他能干什么，他说和浆、搬砖、运料，体力活儿他都能干。工头说，你干三五天先看看。他就问：“干一天多少工钱？”工头眉毛一挑：“你事还没干，先问工钱？”他说：“我就是为了挣钱才干活儿的。”工头说：“干得好，一天八元。”他说：“干得不好呢？”工头说：“干得不好就走人。”他说：“好，我干。”工头把他领到了一个油毡搭起来的工棚中，指了指地铺说：“你就睡那儿。”他一看，地铺上撂着几十床脏得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被子，每个人身底铺着装水泥的牛皮纸和破麻袋。已是初冬时节了，晚上没有被子不行。祝永达走出了工地，他到街道上的劳保商店里买了一床草绿色的行军被抱回来了。他将被子撂在地铺上，从工地上拾了几张牛皮纸铺在了身底下，用一张牛皮纸将一块砖头包住，当做枕头。打好地铺，他走上了街道。
夜幕像一把伞撑开在天空，电压不足的路灯将街道照得发红。祝永达转了半天，肚子也饿了，又去吃了一碗扯面。吃罢饭，他无心在街道上闲逛，就回到了工棚。
吃罢饭的民工有的蹲在地铺上吃烟，有的已经钻进被窝里睡觉了。他问睡在他旁边的民工是哪搭人？民工说是陇县人，他又问这里有没有凤山人？民工说有一个，民工右手朝西头一指，给那中年人吆喝：“嗨！牛拴娃，这里有一个你们凤山的乡党。”他一看，被叫做牛拴娃的不就是被乡政府开除了的牛晓军吗？牛晓军打量了他几眼，似乎不相信他也是来做小工的。大概因为他的神情，他的面容，他的穿戴还不像民工。牛晓军说：“这里的工头心黑得很，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你能撑得住吗？”他笑了：“我也是庄稼人，还怕吃苦？”牛晓军说：“我看你像乡政府的乡丁。”他也笑了：“那些人不叫乡丁，叫干事。”牛晓军说：“叫啥都一样，不是他们逼着要粮要款，我能出来受这份洋罪？”他说：“也不能怪他们，任务完不成，他们无法交差。”牛晓军说：“你不要替他们开脱。”祝永达说：“不是我替他们开脱，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农民，他们未必愿意那样干。你在乡政府工作过，对这些人最清楚不过了。”牛晓军似乎要把一肚子的冤屈和满腔的愤恨给他诉说、发泄。他给牛晓军递了一支烟说：“咱明天再聊吧。”
躺在冰凉的地铺上，祝永达怎么也睡不着，冷风从油毡的破洞中灌进来，身上如同浇了冷水一般，他冻得在被窝里缩成了一团。地铺上的三十几个民工都已入睡了，沉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十分疲累，哪怕身底下是冰碴，是枣刺，是钢针，也能睡得着的。他们的肉身子似乎是木头，是烂泥，冷风吹不动，寒气逼不醒。他们一旦躺在被窝里就什么事也不愿意再想，思想会使他们无奈而痛苦，只有停止思想，让大脑里一片空白，他们才能轻松一点。睡觉对他们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哪怕睡着以后被冻死也罢，他们也算是幸福的。祝永达坐起来，披上衣服，抽了一支烟。从明天起，他就是这工地上的一个小工了，不再为松陵村的事情去操劳，他已摆脱了使他难以安宁的工作。他甘愿在这儿吃苦，身体累一些不要紧，心里能相对轻松一点就好了。有多少庄稼人和他一样整天挥动着农具，整天泡在汗水里，他们没有怨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就这么把自己一生打发了。
祝永达是在睡梦地里被喊起来的。他看看表才六点二十分。工棚里的民工都起来穿戴整齐了。他们拿上碗筷要去吃早饭。祝永达出了工棚一看，天上的星星雨点似的向下滴落，天蓝得跟他黎明前做过的睡梦一样，冷风迎面扑来灌进了他的领口，他不由得抖了抖。他跟着民工进了工地临时搭起的灶房中。没有碗筷，睡在他隔壁的民工从食堂里给他要了一只粗瓷碗一双筷子。早饭是一块馒头，一碗稀饭，没有菜。民工们端着稀饭，捏着馒头蹲在灶房四周草草地吃了饭，七点钟就上了工。第一天的城市生活从这个建筑工地上开始了。
祝永达的工作是用架子车给搅拌机跟前拉运沙子和碎石。他拉着那辆架子车一刻也不停地向搅拌机跟前拉运，他将身上的毛衣脱了，只剩下一件单布衫，汗水还是不停地流。他被那旋转的搅拌机逼着，机器一样地工作，一天下来，已是累得不行了。那搅拌机一天要吞进去几十方沙子和碎石，这些沙子和碎石是一锨一锨从他手底下经过的，他的体力、他的激情被那搅拌机一抬嘴就吞下去了。本来是两个人的工作，黑心的工头叫他一个人干。他趴在地铺上，不想去吃饭。乡党将他喊起来了，乡党问他能不能撑得住？他说行，行呀。再累也要坚持下去的，这才是开头。
干过一个礼拜之后，祝永达似乎已经习惯了，他完全可以耐得住的。让他受不了的不是苦累的活儿，而是那个工头。站在民工面前的工头俨然皇帝一般威严，动不动就骂人，把民工不当人看。祝永达总想找个机会治一治那工头，这是他思谋了几天的事情。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天，工头来了，他站在搅拌机跟前正看着。祝永达将一架子车碎石头倒下，架子车落地的时候，他从车辕里出来，故意捏住一根车辕，将空架子车向后一推，那辆架子车的车轮就从工头的脚上碾过去了，工头的脚肯定被碾疼了，他干叫了一声，双手捏住脚，在地上转了个圈子，瞪着祝永达骂道：“你×眼睛瞎了吗？”祝永达说：“你再骂一句，骂呀！”祝永达放下了架子车，握着拳头向工头跟前逼去了：“你说谁是×眼睛？”工头一看祝永达冒火的双眼和紧握的拳头，不敢再张嘴了。祝永达说：“你×眼睛才瞎了，站也站不到地方上去。你以为你是皇帝，得是？你放明白点，不要把牙龇得跟死人脚后跟一样，你和我一样也是庄稼人，看你那样子？就只知道欺负民工？”工头看看他，一瘸一拐地走了。祝永达知道，这些人以为他们有钱了，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了，认为钱就是橇杠，把什么都可以撬动。他不愿意和工头讲道理，这些人不认道理只认钱。祝永达觉得出门在外就得有点二杆子劲，像马秀萍说的那样，要硬气。工头这样的人，不怕道理，就怕拳头。
祝永达再一次和工头较量是在几天以后。那天，向搅拌机跟前拉运水泥的年轻人不小心让一袋子水泥掉在了地上，水泥袋子摔破了，水泥撒了出来。这时候工头来了，小伙子赶紧将破了的水泥袋子向架子车上抱，他一抱，牛皮纸袋子烂了，水泥全撒在了地上。那小伙子拍了拍身上的水泥，转身要去拉架子车，工头一脚踢过来，踢在小伙子的裤裆，小伙子怪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小伙子的脸上身上沾满了水泥。祝永达一看，放下了拉沙子的架子车，走到工头跟前去，厉声说：“把他扶起来！”工头看看祝永达，没事儿一般，自顾自地走了，祝永达走过去，一只手卡在工头的后脖子上，对他说：“把你拿了个大？你把他扶起来。”工头说：“我不扶，看你能咋？”祝永达说：“你把他不扶起来，我就把你的头从脖子上拧下来。”工头一看祝永达那架势，说：“你松开手，我去扶。”祝永达的手就松开了，工头活动了一下脖颈，走过去将小伙子扶起来了。工头走后，祝永达对那小伙子说：“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呢？他叫你干活可以，他欺负你，你就不答应。”小伙子说：“他心黑得很，到月底扣工钱。”祝永达说：“他少给一个子儿也不行，你不要害怕。”
到了月底，祝永达去向工头要工钱，工头不给。工头说：“你干了一个月就想要工钱？没那事。你问问他们，干了半年了，给谁一分钱来？”祝永达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干了活就要钱。”工头说：“没有钱。我们承包人家的工程，人家不给我们钱，我们拿啥给你们？”祝永达说：“那是你们的事，你不给钱，我就不叫你安然。”
祝永达到了工地，一把拉下了搅拌机上的闸刀，搅拌机立时停下了。他走在闸刀跟前，问工头给钱不给钱。工头说：“你再胡闹，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了。”祝永达说：“你去叫吧。你欠我们的工钱不给，有理，得是？你把我抓起来，我就先叫你脑袋搬家。”祝永达煽动民工：“你们不要干了，干了也是白干，向他要钱，一天干十个小时，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不答应，我们也是人，老婆娃娃要吃饭。”那些民工都不吭声，有的垂下头去，目光避开了他；有的抱着工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牛晓军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把闸合上，不要闹了，咱先干活儿，不干活儿哪搭来的钱？”接着，睡在他旁边的陇县民工也反对他，连被工头踢倒在地的年轻人也替工头说话：“不是人家不给咱钱，人家没钱给。”在搅拌机旁边干活儿的民工一齐谴责他，叫他快合上闸刀干活儿。祝永达一看，他反而成为众矢之的了。他是为了民工的权力而奋争，这一帮农民兄弟们齐声反对他，他的心凉了。不是工头把这些人当猴耍，是这些人甘愿被工头当猴耍，难怪人家拖欠了半年的工钱也不给。他就不知道这些农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真是生活把他们的骨头压弯了，锐气磨光了？他百般无奈合上了闸刀。祝永达哪里知道，不是民工们害怕，假如工头不叫他们干活，他们就把饭碗砸了，他们担心的是没活儿可干。
工头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他离开这个工地不再捣乱，就给他工钱，他答应了。他不打算在这儿干下去了，这样干下去，干上三年也休想得到一分钱。当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资，背上铺盖，离开了建筑工地。
来到幸福路，祝永达一看，一家餐馆前围着好几十个人。他不知道人们在看什么景观，就放下铺盖，挤到里圈去了。原来是打人呢。打人的有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脸乌黑，留着巴掌大的平头，头发端竖着，看起来可能比三九天的冷风还硬。被打的那个人用棉衣蒙着头，看不清年龄，从他的喊叫声中听得出来是个年轻人。平头抡起一张凳子在年轻人的身上乱打，随着凳子的落下，年轻人号叫着在地上翻滚。年轻人的一双鞋早掉了，身上腿上满是泥土。平头将凳子举起来，咬着牙，狠狠地抡下去，圆形的凳面被打飞了。他提着凳子腿，抽打了两下，将凳子腿一扔，又抓起了另一张凳子。祝永达看时，只见旁边已有三张掉了腿的凳子。他猜测，这三张凳子是平头打人打坏的。
祝永达问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人是咋回事。眼镜缩头缩脑的没有回答。他又问一个中年女人，中年女人说，娃是端盘子的，把菜汤撒到了客人身上，黄了老板的生意，老板就打他。祝永达回头看时，围观的人有的神情漠然，有的噤若寒蝉，有的咂嘴叹息，凳子和人的肉体相触发生的响声比黄连还苦。年轻人由号叫而呻唤，那呻唤声随着击打越来越微弱了。年轻人蜷缩在地上，毫无款式的样子好像一团破棉絮。
祝永达站也站不住了，他紧握住拳头浑身在发颤。他回头看了一眼，看了看仿佛是在看景致的人们，心里发痛。就在平头将凳子高高地抡起来，准备向年轻人用棉袄蒙住的头上打下去的时候，他两步跨上前去，果断地一把攥住了平头的手腕。祝永达仿佛能感觉到，他身后的几十双目光秋雨一般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听见的是人们长长短短的出气声。平头睁大眼迅疾地打量了祝永达一眼。祝永达的目光像钉子一样硬，他还了平头愤怒的一眼。他用威严正直的目光将平头死死地顶住了。平头一声也没吭，丢下了凳子，拍拍手，进了餐馆。围观的人还没有散，他们向躺在地上的年轻人跟前走了走，指指点点，表示愤懑或同情。祝永达这才听见有人说，咋能打人呢？把娃怕是打坏了？在头上打一板凳，娃就没命了。
祝永达已不敢再多看那年轻人一眼了，他走出人群时才发觉，他的被子被人拎走了。
离开幸福路，祝永达不知道该去哪里。刚才那一幕，怎么也不能从眼前抹去。他毫无章法地向前走，走到一个站牌旁边，他坐在了一张石凳子上，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
不知坐了多长时间，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了车，他问售票员，这车去哪搭？售票员用毫无色彩的声调说，火葬场。祝永达一听，只坐了一站，就下车了。
下了车，他不再走正街，而是钻进了一条巷子。刚进去，就看见一个小门前，围着一堆人。他不愿再目睹令他伤痛的事，想避开那一堆人。可是，东西两边都没有通道，他无路可走，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走到跟前，他一看，小门的左边挂着“西水市信访局”的牌子，门两边站着十几个人，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庄稼人。有两个庄稼人蹲在一堵墙下正在啃干馍馍，他们的脸色晦暗，神情恍惚不安，衣服破破烂烂，嘴角沾着馍花，咽馍时，喉结鼓得厉害。祝永达本来想快步从那儿过去。一个要饭吃的娃娃抓住他的衣角不放。他掏出了一块钱，给了那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娃。这时候，他被一个女人的哭声牵住了，女人的哭声比牙齿还短，但像刀子一样钻心，仿佛人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压住而发出的喘息。祝永达知道，只有三伏天套在犁上的牛才嘴吐白沫伸长舌头这么困难地喘息。他不可能充耳不闻。他一看，哭泣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她旁边的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姑娘拉住女人的衣角细细地抽泣。祝永达走上前去问是咋回事？一个中年男人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目光里的意思是：问啥问？你是看热闹？还是能解决问题？他不死心，又去问旁边的另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小声告诉他：那个姑娘给人家打了一年工，工钱老板没给一分，还把女孩儿给睡了。女孩儿有了身孕去找老板要钱，被老板赶了出来。女孩儿的母亲陪她来告状。母女俩告了一个月，也没顶啥。祝永达听罢正在愤愤不平，信访局门前的十几个人突然吵起来了，祝永达走到跟前去一听，原来是告状的和告状的吵起来了。按信访局规定，一天只接待十个上访者，叫号接待。上访的人按到来的迟早排队，排在前边的领上了号，排在后边的人领不上号，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排再领。有些人排了三天队，连信访局的门也进不去。这些告状的是为领号儿吵起来的。他们互相指责插了队。在这支告状的队伍中，有状告村委会主任欺负老百姓的，有状告派出所的干警打了人的，也有状告老板不开工资的。他们用粗话相互对骂，指责不排队领上了号儿的人。他们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为什么只发十个号，不发二十个，三十个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告状的？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信访局了，信访局能给他们解决多少问题呢？
祝永达没有久站，他从原路退回去了。
祝永达是半夜里被人从租住的房间里喊起来的。他被连推带拽地弄上了一辆车，车厢里还塞着几个人，那几个人都默不作声。大约走了有半个小时，他们被喊下了车。进了一间灯光昏暗散发着臭气的房间之后他才知道，他被收容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塞进了几十个人，人们无法入睡，只能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垂着头抱着膀子。祝永达一看，他旁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冻得瑟瑟发抖，他将自己的夹克脱下来叫老汉披上，老汉不要。听口音，他是甘肃人，他说他到过收容站几次了，老汉告诉他，这一次进来，没有挨打，就算很幸运了。坐了半夜，祝永达一眼也没合，第二天早晨，房间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出去了。喊祝永达的是一个满脸粉刺个子瘦高的年轻人，他被喊进了一间办公室。审讯很简单：
“什么名字？”
“祝永达。”
“住址？”
“西水市凤山县南堡乡松陵村三组。”
“年龄？”
“三十九岁。”
“进城干什么来了？”
“打工。”
“为什么不办暂住证？”
“不知道还要暂住证。”
“你妈的×，你知道啥？”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要出口伤人。”
“罚款二百元。”
“为啥要罚款？”
“嘴还硬？不想交罚款？那好，现在就送你回去。”
瘦高个子来拽祝永达走。祝永达不知道把他又要弄到哪里去。他已听说，来到这儿，你不交罚款就要挨打。假如这些人把他弄到什么地方饱打一顿，吃了皮肉之苦不说，在西水市怎么呆下去？祝永达咬了咬牙，说他交罚款。
交了罚款以后，祝永达被释放了。当天，他到渭水派出所去办了暂住证。
来到西水市还不到一个月，历经了几件使他痛心疾首或愤愤不平的事情。他深深感到，庄稼人要到这个城市来吃苦卖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更加佩服马秀萍了，他想，马秀萍肯定也是吃过不少苦头的。这个城市不会对马秀萍那么偏爱那么友善。他一定要挺住，干出点名堂来。他坚信，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
在西水市游转了两天，祝永达发觉用架子车给用户送蜂窝煤这个活儿适合他干。这是一个力气活，很累，很脏。他询问了拉运煤块的民工，只要肯出力一天可以挣十五六块钱。脏和累他都不怕，干这活儿最大的好处是：不愁要不来工钱，而且是自己支配自己，干多了多得，干少了少得。于是，他租了一辆架子车，干起了拉蜂窝煤的工作。
煤厂门前是一面小坡。每一次，当祝永达将一车蜂窝煤从小坡拉上去的时候就大汗淋漓了。他弯着腰，任凭绳索向肩胛上的肉里勒，他的目光只能看见脚底下那一坨子，只能看见从脸庞上滴下来的汗珠。他像牛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默默地计算了一下，他每天足足要走八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