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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拉一扯，将她硬向院门跟前拉。薛翠芳极力去掰马生奇的手。马生奇的手紧紧地抓着薛翠芳的领口不放。薛翠芳叫马生奇放开手，马生奇死不松手，扯得薛翠芳脚步踉跄，身子站也站不稳当。她的一只鞋掉在院子里，翻了个过儿，颜色很饱的鞋面儿上尘土斑斑，鞋尖对着后院，鞋口如同张开的嘴巴，喘息着。马秀萍一看，急了，扑上去，抱住了父亲的腰。她哭着说：“爸，你们不要闹了，我不念书了，我去做小工。”马生奇向前一摔，没有摔脱马秀萍，由于薛翠芳被他紧揪着不放，随之倒向了他，三个人同时扑倒在院子里。他们滚成了一团。马生奇先爬起来，右手还紧握着镰刀。他不再去撕扯薛翠芳，一脚将薛翠芳蹬开，去开院门。薛翠芳爬起来，撵上来，抱住了他：“你在家里咋闹都行，不要去惹田支书，他的大拇指头比你的腰都粗，我们惹不起他，还要在他手底下活人哩。”薛翠芳恳求马生奇。马生奇大了嗓门吆喝：“他是村支书，就该睡我的婆娘？啊？”薛翠芳哭了：“人家田支书清清白白的，你不要胡咬了。”马生奇用镰刀指住薛翠芳：“他没有日过你，我就不姓马了，那些当干部的没有几个好，我知道。”他在家里啥话都敢说，见了田广荣他恐怕连个响屁也放不出来。薛翠芳哭着说：“你就饶了我们娘母俩吧，我没有脸，秀萍还有脸哩。”这时的马生奇哪里还顾及妻子和女儿的脸面？他用一双大脚在妻子和女儿的自尊上随意地踩踏，似乎踩得越狠他越心安理得。
两个人正在纠缠着，只听马秀萍高叫一声：“爸呀！”
女孩儿清脆尖利的叫声仿佛把黑夜割开了一道带血的口子。马生奇和薛翠芳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只见站在房檐台上的马秀萍手里端着一个敌敌畏农药瓶子正向嘴边按。一刹那间，马生奇和薛翠芳都愣住了。当薛翠芳意识到女儿要干什么时，丢开了马生奇，叫了一声萍儿，向女儿扑过去了。马生奇看见女儿的嘴已按在农药瓶子上，才慌了神，他三步并做两步走过去，一镰刀将马秀萍手中的农药瓶子打掉了。这时候，马秀萍已喝下去两口农药。薛翠芳失声大叫：“秀萍！秀萍！”刚才还很凶的马生奇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薛翠芳哭喊道：“你要眼看着娃死吗？快去医疗站！”马生奇抓起了马秀萍的两条胳膊抡向了脊背，背着马秀萍出了院门。
松陵村的赤脚医生祝正平在薛翠芳的哭喊声中，丢鞋落帽地出了院门，急匆匆地进了医疗站。
居住在村子东头的马子凯蹲在炕头正在弹拨他的三弦。他还没有睡觉。
从县文化馆出来后已是暮色四合了。韩文轩要留他的老师住一宿，马子凯执意要回去，就没有强留他。他将马子凯送到了县城西关，两个人在桥头上分了手。
从县城到松陵村这三公里多路程，马子凯走惯了，走熟了，走了半个多世纪，闭上眼睛也能走回去的。无论他是在县城中心小学当校长，还是出任了县政府教育科的科长，每隔几天，他就要走回去，在松陵村睡一觉。在家里的土炕上在自己的女人身旁他才能睡稳当，睡踏实。令他痛心的是他的女人过世太早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次斗争会上，他的女人被红卫兵活活地打死了，女人死的时候才四十三岁。在女人下世的最初几年里他孤独极了，每当孤寂难耐十分思念之时就抱起了三弦，将他对女人的全部情感糅进了丝弦之中。后来，他将爱转移到两个孙子身上了，孙子成了他梦想的一部分。
马子凯和凤山县文化馆的馆长韩文轩有将近四十年的交往。马子凯从省立师范毕业回到凤山县城中心小学任教时，就看中了韩文轩。韩文轩勤奋好学，诚实谦恭。在他的眼里，韩文轩将来会大有作为，因此，他对韩文轩特别关爱特别照顾。他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来钱，给韩文轩买书籍买笔墨纸砚。在县城街道上，他给韩文轩租了一间房子，叫他住在城里，教他练毛笔字教他弹三弦教他做人的道理。从那时起，他们就建立了笃厚的师生之情，以至后来成了至交。
在马子凯“戴帽子”的那些日子里，韩文轩没有和这个地主兼反革命分子断绝往来，过几天就要到松陵村看望他，给他带一些书籍，包括史书和有关汉语言文字的书籍。马子凯一生不嫖不赌，不抽鸦片，他只偏爱两样东西，一样是书本，一样是他手中的那把三弦。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汉语言文字和民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地里劳动回来，或者从批斗会上下来，尽管他已筋疲力尽、腰酸腿困，躺在炕上，还是要翻看几页书。他吃下去的文字和他吃过的粮食一样多。
从韩文轩那里回来时，早睡的庄稼人已钻进了被窝。马英年两口以为父亲不回来了，关上了院门。是儿媳朱乖巧给他开开院门的。朱乖巧问马子凯，是不是出了啥事情，回来得这么晚？他说没有，他说出县城时天就黑了。跟马英年一样，朱乖巧也是胖胖的，肤色有点黑，大脸盘，黑眼窝，看人时，眼皮似乎懒得张。朱乖巧关院门时给马子凯说，巷道里黑，你小心点。儿媳比儿子还孝顺，这使马子凯觉得很安慰。
马子凯没有丝毫睡意。他从韩文轩那儿得知，上面将有大动作，原来的那些事情要全部翻个过儿。世事的变化在一年前他就能感觉到，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暗暗地期待。当他从韩文轩那里证实自己的感觉没有错之后，就像娃娃一样高兴。上了炕，他从墙上取下来挂着的三弦，擦净了落在上面的尘埃，调好了丝弦，开始拨动。三弦声从窗口里飘出去，飘出院门，月光一般在松陵村淅淅沥沥地飘洒着，那声音凄婉而幽长，洪亮而低沉，粗犷而细腻；柔和的声音中交融着惨淡与肃穆，它使人回味、回想、回忆，回去又回来。人生的画卷是从丝弦上展开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波澜壮阔；虽九死一生，也有柳暗花明之处。这些年来，他也有黯然伤神的时候，一次是女人被活活地打死以后，坐在棺材前，他流泪了，心中仿佛被猛刺了一下，那痛疼久久不肯消失。一次是二儿子马英俊自杀以后。马英俊是在他的母亲过两周年那天突然不见了的。英俊比英年聪明，有灵气，敏感，整日沉默寡言。儿子从井里捞上来以后，他坐在井边，一把又一把地抹眼泪。他觉得，这些灾难是他给儿子带来的，这么一想，心里就如刀剜一般。他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儿子，这才是最痛心的。然而他没有被灾难击败，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
这把三弦已陪伴他半个世纪了。那时候，在省城里读书的马子凯省吃俭用买了这把三弦；他是学校文艺队里一名很活跃的成员，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演出。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而这把三弦就成为他和组织单线联系的信号。星期天，他抱着三弦去护城河边弹弄，在悠扬而缠绵的三弦声中，他给他的联系人汇报工作。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他离开了学校，负责三个县的大车队，组织了三百多辆木轱辘大车向前线运送粮食。任何艰难困苦的境况都不曾磨掉他的锐气和激情。而他这种坚定、坚毅、坚强的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七岁时进山割柴卖柴，十一岁时扶着犁耙开始犁地。临解放那一年，他的土地只有二十多亩，家里也只有五间厦房，地主的帽子却硬给他戴上了。儿子责备他刚愎自用，太固执，落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认输。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下场。在大车队的两年里，他差不多天天在路上和民工们一起艰难地行走，年轻的他坐在粮食口袋上吆喝着，指挥着。每到一地，他都要把民工们的吃住安顿好把牲畜安顿好。他的从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从事的是国民党的政治，渐渐地脱离了共产党。在他看来，无论参加什么党派，都是抗战，都是革命；在政治上，他还很幼稚。一九四八年夏收后，他不再做凤山县的教育科长，出任了凤山县雍川乡的乡长（其实，他当雍川乡的乡长还不到一年）。当了乡长以后，他的身后有了背枪的乡丁，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得一塌糊涂。虽然，在他当乡长期间也没有什么恶行，还暗地里配合过西府游击队，解放后，他还是被归入到历史反革命中去了。
进入老境之后，马子凯的三弦越发弹得老练了，音调富于变化，深沉厚重，跌宕飘逸。南堡公社有个西府曲子队，他自然是曲子队里的第一把三弦。每逢阴雨天，曲子队里的老老少少常聚到他家里来念曲子。这西府曲子以三弦作为领头乐器，它的调子比东府的阿宫腔宽阔悠长，比眉户深沉婉转。可以说，马子凯是西府曲子的又一代传人，他给年轻一代传下去了曲艺，也使自己的人生有了乐趣。他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恐慌，不急躁，不沮丧。在批斗会上，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回到家，不是看书，就是弹三弦，似乎那些伤痛离他很遥远。尽管生活如同城墙一样，他看不透，但依旧怀着憧憬，在多么艰难的境况下都未曾动过自杀的念头，他要活着，活下去是唯一的目的。他妄图用他的人生态度去影响马英年，可是，办不到。艰苦、艰辛的生活和艰难、艰涩的人生使马英年的人生态度变了，尤其是弟弟马英俊自杀后，马英年心上所布下的阴影如同斑点一般剜也剜不掉，他变得狭隘而短见，缺少与人为善的心理，妒忌每一个比他幸福的人，妒忌他周围人的生活。
马子凯弹罢一曲，回过头来看看马宏科和马林科。两个孙子睡得很不安稳，被子蹬到了一边。马宏科将两条胳膊撂在了肩膀以上，两个拳头紧攥着；马林科蜷曲着身子，将枕头抱在了怀里。每次一看见孙子，老汉心里就滋润了。两个孙子比儿子有福气，高考制度已恢复，不再推荐上学，世事的变化使孙子辈有了公平竞争的权力。就算儿子是中间的断代层，孙子可以从他那儿续接上“耕读传家”的遗脉。他无论如何也要供孙子上大学，进入仕途。
马子凯重新抱起了三弦，重新调弦，他抓住“扭手”，轻轻一扭，“叭”地一声，一根弦断了。他觉得有点晦气。“把他的，我没有使多少劲，弦咋能断了呢？”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声。看看断了的丝弦，他没有再续接，下了炕，把三弦放在了脚地那张四方桌子上，准备睡觉。
六
就在马子凯眯着眼睛神情专注地弹拨三弦的时候，祝永达和黄菊芬在尽情地交欢之中。
黄菊芬轻声叫着永达永达。祝永达搂住黄菊芬，却不动弹了。
“永达，你弄呀，咋不弄了呢？得是不受活？”
“不，不是。爹，爹还没有睡哩，我怕他听见了……”
“听见了就听见了，怕啥？”
“爹知道你有病哩。”
“我现在好好的，你弄你的。”
黄菊芬搂住了他的腰。他在黄菊芬的嘴唇上亲吻着，他将她的舌头噙在了嘴里有滋有味地吸吮。更强烈的欲望通过味觉传遍了全身，他的血液在奔流身体在鼓胀体内仿佛万马奔腾。这一刻，祝永达处在忘乎所以的状态中，自然而然地忘记了他身底下的女人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他只觉得她是一个鲜活的女人，使他的爱欲有处搁置的女人，使他能够在她的田野上自由驰骋的女人，使他快活得神魂颠倒几乎晕厥的女人。他被身底下的这具肉体陶醉了，他看不见黄菊芬急剧变化的脸庞听不见黄菊芬急剧喘息的声音。结婚四年了，他第一次体验了男女交欢的巅峰状态。如果说，男女交欢有形态的话，那形态便是支撑人世间的一根擎天柱；如果说，男女交欢有色彩的话，那色彩夺目耀眼、五彩缤纷；如果说，男女交欢有味道的话，那味道极其刺激，最好的厨师也调不出来。他只是觉得好，好得要命，仿佛是在酷日炎炎之中一头扑进了涝池里的清水之中，仿佛是在砭人肌骨的三九天把双脚和双手塞进了暖烘烘的被窝里。此刻，他渴望的是留住这感觉，让这饱满的感觉随着他的血液一起流淌，让这感觉渗进他的肌肤、神经、骨骼，盘踞在他的脑海里。他渴望的是能天天和黄菊芬好，好一辈子，爱一辈子。在一阵酣畅淋漓之后，他轻轻地吻着黄菊芬，呵护她的情感特别强烈，双手捧着她的脸庞的举动十分轻柔。黄菊芬说：“我算是做过一回女人了。”他说：“我要叫你做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黄菊芬说：“那我就是松陵村最有福气的女人了。”她的眼里闪出了泪花，不由得哽咽了。他说：“你咋啦？”她说：“我高兴。”她用手推了推他长出了一口气，她说她胸口有点闷。他赶紧从她的身上下来了。他这才注意到，黄菊芬的脸色苍白，头发被汗水沾在了两鬓，他一摸，她浑身上下好像在水里浸泡着。他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大概觉得这时候不该使他扫兴，就说：“好，和你一样好。”他说：“你咋是一身汗呢？”她说了实话：“我心里难受得很。”她的泪水喷涌而出。他把手放在她的心口，紧紧地按住才能感觉到，她的心脏跳动失去了节奏，快得没有间隙。他说：“你快吃几片药吧。”她说：“没有药了。”他说：“我去医疗站叫正平哥来给你看看。”“不。”她揽住了他，“你不要离开我，我害怕，害怕得很。”那模样，把他给吓住了：她面无血色，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了，两行眼泪衰弱地挂在脸庞上，她于一刹那间垮架了。他说：“不行，我得赶快去叫正平哥。”他能感觉到，她大口大口地向出呼气，听不见她向腔子里吸气。他穿衣服时，双臂在颤抖，两条腿伸进了一条裤腿里。他走出了房间，站在父亲和母亲的窗子底下犹豫了一瞬间，没有惊动父母亲。他出了院门，直奔赤脚医生祝正平家中去了。
马子凯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三弦断了弦，他只是觉得扫兴，并没有把这点儿事搁在心里。马子凯不是那种遇事就思量不尽、盘算不已的人。他总觉得耳边有女人的哭泣声，扰乱得他难以入睡。后来，他细听，确实是有一个女人在院门外啜泣，就趿上鞋，拉开了院门，走上了街道。街道上空荡荡的，没有女人，也没有女人的哭泣声，他觉得蹊跷，怀疑自己听岔了。正要回去，只见头顶上闪现出一道细长的亮光，仿佛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放出的夺目耀眼的光彩。那光芒由灿白灿白而变得五彩缤纷，他定睛看时，一只什么鸟儿驮着一个年轻女人从那亮光中飞出来了。悲声来自天空。那女人泪水涟涟，他用手一抹，自己的头顶上也湿了。他再看时，天际高远而深沉，只有星星在眨眼，他以为是幻觉，心里抽扯着，没有防顾，差点儿和迎面而来的一个人撞在一起。原来是祝永达只顾急急地向前跑，差点儿和马子凯撞上。
“永达，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呀？”
“我媳妇病犯了，我去叫正平哥。”
“要紧吗？”
“要紧。”
“那你快去，正平晚上不一定在医疗站睡，你去家里找他。”
“知道了。”
祝永达顾不上和马子凯多说，一路小跑着，向北而去。
马子凯知道永达的媳妇是个病罐罐，那女人究竟是啥病，他还不知底细。他看得出，永达自结婚以后，常常是郁郁闷闷的。如果不是成分害了娃，娃能娶这么一个媳妇吗？在那个年月里，尽管好姑娘成千上万，对于地主富农的娃来说，只要是个女人，哪怕是哑巴、聋子、跛子、瞎子；哪怕是寡妇、二婚，只要人家愿意就拾掇，对此，马子凯太清楚了。祝永达在他面前什么话都说过，就是没有言及过他的媳妇。祝永达刚才神色慌张，他的媳妇大概病得不轻。他想等祝永达返回来再问一问。马子凯在院门前的石头上坐了片刻，还不见祝永达和祝医生过来，就回去了。
祝正平回到家，脱了衣服刚躺下，就听见有人在院门外喊他。已是午夜一点多了他还没有合眼。前半夜是薛翠芳大呼小叫地把他喊起来的。到了医疗站，他才知道，是马生奇的女儿喝了敌敌畏。幸亏那农药放得久了，已没有多少毒性，马秀萍也喝下去不多，没有闹出人命来。她给马秀萍用了催吐剂，等吐过之后，给她挂上了液体，从十点钟折腾到快到凌晨一点，这一家三口才离开了医疗站。临出门时，薛翠芳问祝正平：“娃要紧不要紧？”祝正平说：“没事了，明天可以去上课。”薛翠芳说：“还去上啥课哩，她爸不叫娃念书了。”祝正平说：“娃就是为这事喝的药？”薛翠芳眼睛潮湿了，没有吭声。祝正平在马生奇脸上戳了一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是个二杆子，咋能不叫娃念书哩？”四十岁的祝正平言语不多，深沉练达，那张四方脸经常沉得很平。他待人诚恳、正直，医术好，腿脚勤，很受人尊敬，威信也高，他就是骂马生奇几句，马生奇只能忍受，不敢还嘴。祝正平给马生奇说：“明天把娃送到学校去，你给校长认个错。”马生奇嘴里胡支吾。祝正平说：“咋样？我说得不对？”马生奇是那种吃硬不吃软的货，他说：“我送，我一定送娃去学校。”
祝正平一边勾鞋，一边在院门里问是谁。祝永达说是我。祝正平拉开了院门。祝正平的爷爷和祝永达的爷爷是两兄弟。三四十年代，祝正平的爷爷是个半路子医生，在县城里开一家药铺。祝正平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在村里做了赤脚医生。
“谁病了？”祝正平的鼻音较重。
“我媳妇的心脏病又犯了。”
祝正平一听，连院门也没顾上拉，匆匆忙忙地向医疗站走。进了门，他向出诊包里装上了该装的药物，将出诊包给祝永达，拿上了血压计和听诊器，跟着祝永达一路小跑着到了祝永达家里。
进了房间，祝永达一看，父亲和母亲起来了。父亲在脚地走动着，母亲坐在炕上，将黄菊芬搂在怀里，黄菊芬闭着双眼，气息十分微弱。房间里的气氛如弦一样紧绷着，祝永达已嗅出了那紧张不安的味道，他心里毛扎毛扎的。祝正平叫吕桂香撩起被子，用听诊器在她的心脏上听了听，然后，量血压，摸脉搏。一家人谁也不敢开口问，都屏住气息等着祝正平发话。祝正平打开出诊包，给黄菊芬注射了一支肌肉针。
处理完毕，祝正平把祝义和一家叫到隔壁祝永达的房间